工商業社會將人類的一切崇高精神、靈魂、情操等無情的無紙化、庸俗化、成為人性充分發展的障礙，更阻隔了藝術精神的發揚。
《酒徒》便是一部這樣的意識流作品，描寫人在現實社會中遊移著，意識是疏離的，內心是挫敗的，酒變成了書中主角唯一的一條路。清醒的時候，他喝酒來疏解現實世界給他的壓力，沉醉時，他更喝酒來提神。
事實上，酒只是一個媒介，透過它，我們看到人被失望和焦慮壓倒了，人更從社會歷史中剝離了！因此，我們更肯定，人性和藝術的發揚，必須在克服了人的社會疏離感，才成為可能。

★香港文学一代宗师、王家卫的文学老师刘以鬯先生经典杰作。
★首次引进1963年初版本。
★衔接五四文学神韵，开香港文学现代主义之先河。
★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一本关于小说的小说，满篇金句，永不褪色的惊艳感。
★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酒徒》。
★本书为简注本，增补地名、人名、译名、作品名等注释70余条，扫除因语言习惯和时代差异带来的阅读障碍。
★收录相关评论文章以方便研究。
★配有刘以鬯先生珍贵老照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一面煮字疗饥，一面自责忏悔，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
《酒徒》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香港文学现代主义之先河，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酒徒》。
《酒徒》问世以来不断再版，本书采用的是1963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初版本。除作品之外，编者还选编了相关评论文章作为附录，以方便研究，并为作品提供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這是劉以鬯先生的一份遺稿，劉太太說此前並不知道有這份文稿，它一直寧靜的躺在書房裏，找到它是一個偶然。我們決定把這個偶然發現印出來，俾讀者一睹劉以鬯的手稿手跡。
劉以鬯寫作和編報之餘，嗜好集郵，不足十歲就開始，至百歲高齡，堪稱最資深的集郵者。集郵成趣，他幾度把這樂趣寫成小說，最著名的當然是小說《對倒》，《對倒》序言說：「寫這部小說的促動因素是兩枚相連的郵票：一九七二年，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華郵拍賣，我投得『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十分高興。郵票寄到後，我一再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這雙連票的圖案與品相，產生了用『對倒』方式寫小說的動機。『對倒』是郵學上的名詞，譯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
劉先生曾多次借小說人物說集郵是一種「健康的貿易」，眼光夠準的能從郵票買賣中賺取比股票更高的利潤。然而，這本書展示的集郵手稿，則純粹是作者的一種「健康的心智活動」。
手稿五十多頁，紙是商務印書館早年印製的活頁小格原稿紙，每張紙面上方黏貼一枚或數枚郵票，郵票下面是劉先生手寫的提要，內容是郵票票主的生平和著作。本書用意旨在展示劉先生的手稿，保存原貎，對手稿未作任何加工處理。
附錄是劉以鬯精采的中篇小論《郵票在郵海裏游來游去》也是小說者言，既展示集郵的廣博知識，又入木三分寫出了集郵者矛盾而微妙的心理活動。跟手稿一起閱讀，別有樂趣。

《我与我的对话》收录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具有代表性的4部长篇小说节录、25篇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13篇散文，一册在手，即可了解刘以鬯百年创作全貌。正如作者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本书不仅是刘以鬯作品大观，也是香港历史不可忽视的注脚，对于刘以鬯研究者、香港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馬來姑娘》是劉以鬯未曾結集出版的中篇小說，一九五九年在《星島晚報》連載。故事場景設於南洋鄉村，主角是馬來亞少女拉絲蜜與捕鱷為生的中國男子鄭九，兩族因宗教、習俗不同，難以通婚，但經歷人類的爭鬥與自然的磨練，二人最終排除萬難，共結連理。在這個虛構故事裏，作者寄寓了各民族應和諧共處的思想。讀者可把本書視為具異國風情的愛情故事來閱讀，亦可細味蘊含其中的深刻信念。

Ben shu yun yong ren wu zhi jie nei xin du bai he zuo zhe cha ru xu shu de jiao cuo ji qiao, xie chu ren xing shan e de jiao zhan.

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獲獎作品

"一个是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一个是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70年代的香港街头，带着各自的见闻和感受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
“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作者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后又浓缩为短篇，本书为长、短篇合集。
2000年，刘以鬯著的《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
刘以鬯著的《酒徒》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小说”，入选“20世纪现代小说经典名著百强”。
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

這是劉以鬯最精彩的短篇小說集。三十個短篇，篇篇都不重複且「不合常規」（〈自序〉），篇篇極富創意，包括被王家衛拍成《花樣年華》的〈對倒〉。讀此《多雲有雨》，可以看見作者六十年來對小說創作的用心、思考和不倦的探索。

香港电台制作【小说家族】
1987年香港电台推出了第一辑【小说家族】，是香港首次大规模地将文学作品拍成剧集。港台希望这样做能推广读书风气，及在电视这普及媒界为观众带来文化气息。他们选取的小说都是香港作者撰写及以香港为背景。原来罗卓瑶改编小说拍成《诱僧》之前，就曾在这节目热身，改编了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他改编的作品还有施洁玲导演，锺玲玲原著的【我的灿烂】。当中很多作品是保留了小说的文艺腔、内心独白及意识流，但亦同时有导演的个人风格。
还记得见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最後出字幕时鸣谢刘以鬯的【对倒】吗？其实《花样年华》片并非改编【对倒】，只是该小说对王家卫创作上有某些启发。真真正正改编【对倒】的是【小说家族】其中一位导演张志成(《恋性世代》导演、《播种情人》编剧)
「我初做编剧时，曾为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小说家族】，将辛其氏的【真相】及刘以鬯的【对倒】拍成剧集。前者几忠于原著，而後者就在内容及风格上有所改动，不过难得的是原作者刘以鬯明白影像媒体的独特性而毫不介怀。
张志成表示，改编小说的问题很多。有些作家不肯卖出版权，而一些大陆小说在国内被禁，版权的事根本谈不拢，加上电影公司很担心市场不会理想。就算改得成，编剧也可能太爱原著而跳不出内里的框框，又或者因为改编的是名著而有压力。

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刘以鬯沧海遗珠作品集

首次集结他任职新加坡、马来西亚时的小说作品

狮城繁盛、马来甘榜，南洋风雨淅沥纸上

娘惹佳人、南迁侨客，各色人物尽显异域风情

🌴编辑推荐

◎ 收录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于南洋时期所创作的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为首度有系统结集成书。此前作品仅散于不同港版图书，相关版本亦已告一书难求。是次首度完整引进，实属弥足珍贵。

◎ 刘以鬯为香港文坛巨匠乃人所共知，实则他曾于二十世纪五〇年代作客南洋，先后于新加坡、吉隆坡担任报刊编辑。南洋年间堪称刘老一生重要时期——于报馆工作反复不顺、罹疾致长期病塌在床，最后更于异乡邂逅妻子。读者们大可从此时期的作品，约略窥探刘老心路历程。

◎ 刘老素来被视为王家卫电影剧本的启蒙作家，《花样年华》《2046》等作皆见其笔影，作品备受影迷、书友拥戴。撇除刘老的几部经典作品，实则本书所收录之中篇《星加坡故事》，亦有不少元素曾于王家卫电影里出现。《星》讲述一个异乡报人与歌台佳丽的邂逅故事，篇中不论角色、情节、场景甚至对白皆与电影似曾相识，甚至主角名称亦同为白玲，足见王家卫对刘以鬯推崇备至。

◎ 南洋作品已见刘老与众不同的文风，情节似曾相识却屡破新奇，故事似归平淡却迭起高潮，为其日后创作《酒徒》《对倒》等经典作奠下根基。同时，刘老以细腻笔触描绘逾半世纪前的狮城繁盛、马来甘榜等风土光景，椰风蕉雨淅沥纸上，让读者细味往昔南洋情怀。

🌴内容简介

《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收录刘以鬯于南洋时期所创作的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为首度有系统结集成书。此前作品仅散于不同港版图书，相关版本亦已告一书难求。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否跟我一起走……”（电影《花样年华》）

乘船出走不仅是周慕云，实则刘以鬯本人亦曾于二十世纪五〇年代，从香港只身远赴南洋，先后于新加坡、吉隆坡担任报刊编辑。刘老更将此段自身经历，投射到本书开篇《星加坡故事》的男主角张盘铭身上。这位被报社同事戏称为“光景流连者”的异乡报人，不但被狮城风土美食等为之吸引，更因缘邂逅当地歌台红星白玲（没错，电影《2046》亦用上同一角色名字）。狮城椰雨洒向一对不羁墨客与明媚佳人，一出王家卫式的浪漫絮语正要上演……

“你的美丽是一个窃盗，可以窃取任何男子的心。”

“但是我们认识到现在才不过两天？”

“一个小偷在两分钟内，可以窃取一个巴士乘客口袋里的一切。”

“你是一个诚实的说谎者！”

——《星加坡故事》

🌴名人推荐

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王家卫

后来，我自己也卖文字，都是一些游戏之作，精神上极受刘先生影响，读刘先生的短篇，很像欧•亨利，时有预想不到的结局。

——蔡澜

🌴获奖情况

1994年受聘为香港临时市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第一任作家。

2001至2015年，先后荣膺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教授衔、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香港书展及文学节首届“年度文学作家”；香港艺术发展局“杰出艺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等。

《甘榜》序
東瑞
本書的出版，正值劉以鬯先生被選為香港書展第一屆年度作家，而剛剛獲頒香港公開大學名譽教授的時候。回朔到二一年，他已獲頒香港特區政府的榮譽勳章。這都是實至名歸的、令人興奮的好事。香港書展已舉辦很多屆，首次創辦「年度作家」的計畫和活動，邀請海內外有關者評介劉先生、在香港書展介紹劉先生的文學成就和對文學的貢獻，正合其時，頗為必要，因為劉先生正是香港的驕傲，他本人傑出的文學成就、對香港文學的傑出貢獻以及對海內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都是一種奇跡，給香港文壇帶來無限希望和信心；他被頒「名譽教授」，也恰如其分，畢竟劉先生有那麼豐實的文學創作，不像一些人只是一種虛銜而已；他那好幾部經典代表作（比如《酒徒》、《對倒》等），可以說都是至少目前為止暫且不能超越的一座座高山。可惜，文壇曾兩度推薦他應獲頒「終身藝術成就獎」（注：本文写于2010年，后来也颁发了），居然都沒有下文。這當然不是一種疏忽，也不能諉於客觀，而應說是缺乏文學的識見。在香港和海內外純文學界早就公認他的成就的時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當然，他應享有終身藝術成就獎。這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僅論創作年齡，他從十七歲開始創作，迄今已達七十五年之久。文壇鮮有幾人情況相似。
在文學界，我們不難見到一些只顧自己寫作、追求發表率、知名度、一旦手中有權就假公濟私、搞交換、交易的情形。有時，個中內情的披露，真是令人震驚，難免令人大大失望。在一些負面情況之外，我們不能不欣賞、欽佩和崇敬劉以鬯先生。無論是辦報還是辦刊，他都關注社會和文壇的發展，而從不將自己搞文學視為私人行為，十分明白一個人影響力的能大能小。因此，他為人、做事、創作都堪稱典範。尤其是在文壇上，他胸襟開闊，識見卓越，目光長遠，至今仍為海內外和香港的朋友所津津樂道。
胸襟開闊，他主持《香港文學》時，努力地將香港以外的世界華文文學一起推動，經常組織各國華文文學專輯，發表香港以外華文作家的作品，給處境艱難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和作家一份溫暖的支持。在被一些人責難刊物「不夠香港」時，他始終堅持，毫不動搖。而今，事實證明，唯有將文學視為沒有國境線的藝術，才是正確的觀念。連對他頗有微言的，也不能不仿效他這種做法了。世界華文文學，正朝整體化發展。
識見卓越，那是指他對新秀、後進的發掘和鼓勵。常在自己主編的報紙副刊、雜誌上刊登剛踏入文壇的作者的作品。只要文章中有一點閃光之處，他都熱心地發表。他對作者的作品，那怕不太成熟，也從不挑剔，從不大幅度刪節，從不藉故稿擠退稿。最不喜歡的只是作品涉及太濃的政治，最不能容忍的是一稿兩投或多投。倘作品不用，也一定誠懇直率地與作者說。從七十年代末，我就一直得到劉先生的鼓勵，否則難於堅持到今天，仍在創作。
目光放遠，是指劉先生從不為自己盤算。當年，他創辦《香港文學》初期，為將更多精力和時間放在辦刊上，推辭和放棄了很多報紙上的專欄（比如「成報」的連載小說欄，他就推薦我寫）。在他目光中，辦一份文學雜誌，意義較之個人的創作大得多了。這種在工商業社會誠心盡力地為文學園地的爭取，和那類欲借掌握發表權而謀個人更多名利的現象，其中的心態、理念和境界，可謂有著天地之別。至於劉先生編輯方面的「認稿不認人」原則，更是早已有口皆碑，為許多人所稱道。
這麼出色、罕見的文學刊物主編，本該讓他繼續發揮才華，難於想像的竟是主持了十五年且已見成績累累時，莫名其妙地被迫退了下來。須知劉先生主編創刊號時，早已年逾六十。不要說辦了十五年之後的一九九九年他無病無恙，迄今，他仍是每天要行走兩小時，身體仍是那麼健康。甚麼叫著年事已高而退休呢？大約十年前，我們《青果》雜誌訪問過他，是否還有興趣編一本雜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二九年在香港公開大學頒授「名譽教授」給他，他在與學生交流時，猶興致勃勃地談到正在構思一篇小說。談到有趣的話題，他那自然流露的一臉童真般的笑容，任誰都記憶猶新、印象殊深。誰又會相信十餘年前他就想退休呢？ 《甘榜》序
那時，劉以鬯心情失落了好幾個月（詳見《對倒》自序）。瑞芬對我說，我們約劉以鬯、羅佩雲夫婦見面，為劉先生出三本書吧！劉先生很高興。就這樣，十年間，我們陸陸續續為劉先生出了很多書。如果以二年為界，此前，獲益出了劉先生的《島與半島》、《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以及評論集《〈酒徒〉評論選集》；二年之後，獲益先後出了劉先生的《對倒》足本、《打錯了》（微型小說集）、《不是詩的詩》（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合集）、《酒徒》、《暢談香港文學》（評論、隨筆合集）、《模型郵票陶瓷》（小說集）、《天堂與地獄》（小說集）。可以說，劉以鬯最重要的好幾部作品，都由我和瑞芬一起主持的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這兒不能不提瑞芬，她對老作家劉先生，比諸我更有一份細心的關懷，好幾次出書建議都是她率先提出來。尤其是《天堂與地獄》和《甘榜》的出版更是如此。
我們真是十分感激劉以鬯先生的首肯和信任，將書稿交給我們出版。獲益不過是一家小小的出版公司，名家加陣，無異於對我們艱難的出版事業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支持。在劉先生著作影響力日益廣泛和深遠的今天，各家出版社都在爭奪名家稿件，劉先生要出書已不太難。令我們感動的是到今天我們依舊能獲得劉先生夫婦倆的信任和支持，繼續出版這一本全部小說首次入集的新書《甘榜》。
另一個叫我們萬分感動的事，是從二年起，他才有空整理自己的作品，一部部地出版。從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九年，他的時間和精力全放在將《香港文學》編好之上。謙虛、為公而無私的他，首先是為香港文壇服務，首先是為推動華文文學盡心盡力，而將個人著作之出版放在了次位。如果我們聯想到他以驚人的魄力編成了浩浩厚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以及以卓見慧識主編了許多重要選集，不能不對他肅然起敬；也很感謝劉太，在劉先生著作的出版方面，始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積極協助的角色。
《甘榜》共收十三篇小說。三四十年代發表於內地報刊的歷史小說《迷樓》、《北京城的最後一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發表於如今早已停刊的香港報紙雜誌的小說，都首次以書的形式與讀者見面。濃郁的生活氣息固然有助於讓人瞭解已消逝的年代和社會；語言的精煉，形式的創新，更體現其文學價值的珍貴。《土橋頭》的異國色彩，《甘榜》的淒美感傷，以及《烤鴨》、《霧裏街燈》等篇的不俗技巧，都叫人深感劉以鬯先生那「好的小說，一定要有新意」的名句，在他七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確是貫徹始終的。他對文學藝術的虔誠、努力遠非近年始，堪稱堅持了大半輩子。《北京城的最後一章》寫兩面派袁世凱帝夢的破碎，結構緊湊，文字古雅，備顯劉先生豐厚的史識。限於篇幅，拙序對本書只是抛磚引玉，略提一二，詳細的評論就等研究家來做吧！
劉先生的小說我很喜歡，不時在學校向同學們推薦。因為劉先生的創新技巧，以及他那深入淺出的文字，他的作品讀者不再限於年長的純文學愛好者，連大、中學生也喜讀他的小說，崇敬和崇拜他，讓人感到十分欣慰。
《甘榜》確是一本精采的好書。既好讀，又富有文學價值。讀了不會沒有所得。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修订

出版說明：這是劉以鬯先生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用第一人稱倒敘故事：秋日黃昏，某畫家走進一座墓園，盤桓沈浸在如夢的冥想中，隱隱然聽聞當年戀人頻頻呼喚他。他帶了九十九幅油畫，風塵僕僕從國外歸來……
作者曾透露，此書靈感來自奧國小說，是他編「懷正文藝叢刊」得暇時的試筆。一九四七年九月，刊於汪波（沈寂）主編、上海環球出版社雙色印行的綜合性雜誌《幸福》第十一及十二期首篇。插圖為作者聖約翰大學學長、滬上著名漫畫家郭建英（一九零七至一九七九）手筆。一九四九年，國泰電影公司將小說搬上銀幕，由徐昌霖編劇，湯曉丹執導，金焰、秦怡主演，轟動一時。
此書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上海桐葉書屋初版，由作者創辦的懷正文化社經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香港桐葉書屋再版，交世界出版社銷售，迄今已絕版逾一甲子。為向熱愛寫作的年青讀者介紹前輩業績，讓他們了解創作源自生活，沒有坦途，我們影印出版了這部珍貴作品，紀念上月逝世的劉以鬯先生。

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玮銮开设了“文学与影像比读”课程，以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小说作为研读对象，并邀请相关的演员、导演、作者为学生演讲及接受访问，对影像与文学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索。
本书收录了张国荣、伍淑贤、许鞍华、刘以鬯的演讲及访谈记录。游走于影像与文学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中，他们的创作者说，出于文学，入于光影。文字与光影交错之间，互为参照。

香港住屋浮世繪——刘以鬯《香港居》编后记
东 瑞
刘以鬯的长篇《香港居》，二零一六年七月首次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成单行本。
《香港居》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于香港《星岛晚报》，时为一九六零年七月十七日，迄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令人感动和惊讶的是，尽管时间过了那么久，香港的居屋状况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香港居，大不易”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其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从研究香港居屋问题、居屋文化的发展轨迹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刘以鬯先生这本书提供了至少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三四十年间香港居屋状况的形象资料，富有相当的社会认知价值。这与《岛与半岛》反映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香港金融风暴下的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研究香港本土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作品。
《香港居》书名源于“长安居，大不易”。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未满二十岁时，曾经拿着自己的诗文去谒见顾况，顾况以其名戏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刘先生活用这个典故，将地名改了，非常巧妙，已经没有当年顾况开玩笑的意味，但香港居的的确确是“大不易”的。尤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这十来年，香港楼价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路飙升。人们谈楼色变，大学毕业生成家后无法立业（解为物业）。因此《香港居》的面世，很有意义，让今天的人们进入《香港居》一书内，看一看当时的民生是怎样的，不失为有意义。
《香港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书写，这个“我”的职业是“写稿人”，为好几家报馆所约，每天需要写好几个专栏供给报馆刊用或连载。除了“我”之外，还有我的“妻”和一个年纪幼小的女儿莉莉。“我”一家凭着稿酬维持生活，“我”写稿需要一个较安静的环境。一家人就为“住“的问题辗转港九，先是从三房客变成二房东，再从二房东恢复到三房客身份。《香港居》里的“我”的身份很接近刘以鬯先生。这也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感，我们读来感到很亲切，刘先生在书写的时候，也有其方便之处。
《香港居》故事的特别在于，找屋、租房难不纯粹是租金的高低问题，更重要的是”业主、二房东和三房客”三者相处的关系和涉及到的利害关系问题。《香港居》恰恰就以此为重要中心，将“不断找屋、租屋、搬屋”与“同一屋檐下”人与人的相处时出现的问题交缠在一起，而这种“相处”和“交往“又呈现不单纯甚至复杂的局面。“在刘先生笔下，“我”几次的租屋，接触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基本上分为四家，第一家为潘承富、周小琼（潘太）、徐玉珍、徐玉香；第二家为谢春生、莎梨、啤仔；第三家为章泉、傅立珍、金玉花、麦刚、赵先生、南希、陈含英；第四家为周美玲（赵太）、冯士铭、黄美娟（冯太）、简珠、叶新、孟珍、锺太太、李亚九、黄阿狗······他们中有业主、二房东、三房客、舞女、大老板、文员、华侨学生等等，他们以“同屋居”成为几个“群组”（小说内）的人，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身边、眼前走过。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数与不太正常的男女关系、婚姻、金钱、爱情有关，堪称香港居屋的浮世绘。
《香港居》具有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真实。全书总共分七章。“我”一家只是搬了两三次家。刘先生五十年代从南洋回香港后，曾经经历过香港居屋之难，因此写起香港“居屋”文化自然是相当熟悉，写来相当逼真。同一屋檐下小人物的悲喜，作者写来传神生动。例如冯士铭的惨死、周女士的自杀等读来都颇为惊心动魄。锺太太伙同两个同伙出老千骗周女士的经过，更写得滴水不漏，紧张曲折。那些打麻将的老千手法，就写得具体深入。二是简洁。《香港居》基本上用对白推展情节。刘先生的对白写得相当好，除了推展情节，还有助于刻画人物的个性。三是“我”这个人物的设置很有意思，其所起的作用也与一般小说里的单纯叙述角不同。“我”除了担任小说故事的叙述者之外，也作为小说人物之一介入故事里，而且举足轻重。四是富于情节性。刘先生是讲故事、编故事的好手，虽然在当时连载小说都是“现炒现卖”，但从小说中看不到那种“赶”的痕迹。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脉络分明。这不能不佩服他。
《香港居》在刘以鬯先生出版了十几部重要作品后才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面目与读者见面。看来原属于刘先生“娱乐读者”的作品，与《吧女》类似。如今读来，我们觉得《香港居》《吧女》等等都属于香港文学里的严肃作品。《香港居》里“我”和“妻”正直善良，对众多人物身上的真善美质量及人性中假恶丑、贪婪、寡情等等劣根性都有所褒贬。从技法来说，采取的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比较起那些没有时代气息，没有社会价值的商品文学，显然高很多层次的。因此“娱乐自己”和“娱乐读者”其实只是刘以鬯对自己创作的简单划分和严格要求。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的不少文学作品，最初是被当着流行的、大众的文学作品，在漫长岁月的考验和淘洗中，渐渐转换和改变了身份的层次和低俗的宿命，走上了文学的大殿堂。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香港居》一书的出版必须感谢刘以鬯太太，也要感谢获益的蔡瑞芬，刘以鬯的书都是她主动邀稿出版的。近年刘先生不少新书的出版，其原稿都不易寻觅。没有保存的，需要到各大图书馆寻找，保存的往往又压在家里书堆最底下。如果不是刘太太罗佩云女士的努力，刘以鬯先生的书列里，实在会少了一些精彩，刘以鬯的粉丝会少了很多好书阅读，而香港文学的长廊里就会少了重量级的作品。
二零一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