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和文化》不仅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最著名的代表作，亦是世界人类学史上极负盛名的经典之作。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嘉惠学界至今，且早已跨越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被广为运用。时至今日，此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为张鸣精选集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选定1840-192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农民意识的变迁这个角度，重新阐释近代史；下篇作者主张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按照同样的思路，再概括和分析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
作者主张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如何起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按照同样的思路，再研究世纪初的教民群体，即中国的基督徒，对其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做出概括和分析。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南中北方的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讲，学界对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南中北方差异研究颇少，也不够深入，政策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关注到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这种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并因此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与不同结构村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制及结果的差异颇不敏感，相关方面的研究甚至还未起步。本书从家庭、人情、社会、治理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8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13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21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35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43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51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55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70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71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75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78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85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91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91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105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110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116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129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129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142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152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162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179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179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190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202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217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217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222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235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258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258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275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293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311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中国哪一天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我想应当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是11亿人共享的现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在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本书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1993) 一等奖(199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1999年）。

不少现代知识人，论及当代农民生活，常指责其物欲横流、政治保守、自我中心、信仰坍塌、只在乎当下……这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只讲这一面，是偏见。事实上，当代农民同时兼具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为利而“拼命”，但亦不愿被“人欲即天理”的现代经济学“巫术”吞没；试图糅合利益算计与温情脉脉，而常陷入尴尬或犬儒；虚无与超越相悖，却能共生。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及信仰隐含了诸多悖论，但悖论也为人们以犬儒或包容的方式，将日常生活好好过下去，提供了基本理由。对他们，国治、天下平，才有家齐和身修，最后方得心正。此可谓，只有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才真正赐予了我们！
全书抓住的，无不是深深扎根田野“要命”的问题，同时又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这体现了许多中国人类学家突破固有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和迈向人类学田野研究高境界的努力，对后学者应有重要示范意义。作者九年磨成此书，痴信“究天人之际”的文字能让汉语读者心有戚戚焉，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皆可通阅。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夏村社会》一书，沿着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理论脉络，通过对江南“夏村”精致的民族志描写，提出了“差序场”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深刻认识当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的特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
作者认为，当下的中国东部沿海村庄已经由横向的社会整合，转变为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相结合的格局，由此，作者发展出“差序场”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并以此为核心，在村庄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位一体的层面，以行动和结构互动为特征，以村庄日常生活的意义构建为内容，形成了与汉学人类学传统经典理论的对话，将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作者学理的积淀比较深厚，语言细腻，哲理性较强，故虽是“故事”，读来也十分耐人寻味，并富于理论启发，是目前国内村庄民族志研究中出现的比较优秀的田野实验民族志文本。文本理论性强，与相关理论进行了有深度的对话，达到一定的高度，又较具可读性，而且，作者在故事的铺陈中融叙事与理论分析为一体，将社会学分析融入到人类学的田野经验呈现之中，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讲述在1350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是到了20世纪g0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

第一部分　导论：“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一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
二　农村制度变迁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
三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试验研究
第二部分　旧中国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四　内生性的制度安排：“两田制”和“两权分离”
五　旧中国农业的商品化与相关制度问题
第三部分　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
六　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
七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八　对农村集体化成败得失问题的研究
第四部分　“大包干”以来的制度创新
九　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村财产制度
十　农村基层经济主体及相关制度建设
十一　农村基层的税费分配制度

Popkin develops a model of rational peasant behavior and shows how village procedures result from the self-interested interactions of peasants. This political economy view of peasant behavior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model of a distinctive peasant moral economy in which the village community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e welfare of its members.

Teased by hallucinations, Shu, a slacker living in a rural village, struggles with an ever-loosening grip on reality. Yet when one of his visions manifests as real, his fellow villagers come to regard him as a clairvoyant. Can Shu genuinely see into the future? Is he actually just a basket case? Or is he perhaps more lucid than he seems, and pulling a fast one on 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