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塵封百餘年的珍貴書稿，首次曝光！
1873年，Steere親身踏查台灣，走訪各地平埔族、福佬人、客家人及部分高山族，以生動趣味的筆調，記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原貌，及史上西洋人在台灣的探險紀事，為後世留下這部不朽的珍貴經典。
1873年，年輕的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遊遍中南美洲後，轉而橫越太平洋，一舉深入外人眼中神秘詭譎的福爾摩沙島，展開長達半年的調查採集之旅。當時島上的西方人士極少，像史蒂瑞這種專業的博物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他以超越前人的專業視野，為後世留下這部不朽的踏查記錄。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史蒂瑞走訪邵族、巴宰族、賽德克族、西拉雅族及排灣族等族群的詳實記錄。他具體描繪了當地的風俗、生態、住屋、服飾、刺青、獵首、語言、音樂等面向，為消失中的台灣南島民族傳統文化，留下一幅權威性的生命圖像。另一方面，他也努力追溯南島民族的過往，從偏遠山區的八十多歲老嫗口中，記錄下一百多個西拉雅語詞彙，更從崗仔林的頭人處，用槍枝換取近30份的「新港文書」。當然，島上隨處可見的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各地的交通狀況、城鎮、族群關係、習俗、營生方式等，史蒂瑞也沒錯過，透過他的描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社會重現在前，彷彿觸手可及。
史蒂瑞返國途中，還特別前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檢視福爾摩沙的相關文獻。在浩繁書帙間，他搜尋到17世紀的荷蘭牧師干治士、蘇格蘭旅人萊特，18世紀的傳奇冒險家貝尼奧斯基伯爵，以及19世紀的「安妮號事件」船難者金理、史溫侯領事等人所寫下的探險紀事、獄中日記，很多都是今日難以窺見的作品，再加上他本人的所見所聞，就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份。
本書雖寫成於1870年代，卻命運乖舛，塵封了百餘年後，才在2002年由李壬癸院士整理出版。但經典畢竟是經典，一經問世，即躋身台灣史的重要文獻，並以生動趣味的筆調，娓娓道出原汁原味的先祖歲月，值得我們細細回味。
李任癸
有關台灣早期的歷史文獻，自從荷西時代以後，因為清朝的閉關政策，很少西方人士能夠到台灣來做較長時間的逗留，也就沒有多少這一方面的西方文獻記錄。台灣開埠之後，從1860年起才有較多的歐美人士陸續到台灣來，他們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如Swinhoe (1858), Bullock (1874), Collingwood (1868), Mackay (1896), Ritchie (1875), Steere (1874, 1875), Taintor (1874)等等，時間大都集中在1860至1875年之間。這些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大都是刊登在期刊上的報導文章，後來成為專書的只有馬偕博士（Mackay 1896）的那一部《台灣遙寄》，可惜那是在他去世之後才由別人代為編輯出版，可能被刪掉不少有價值的資訊。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美籍學者Joseph Beal Steere（史蒂瑞）曾經於1873至1874年間在台灣調查研究長達半年之久，而且在1878年撰成了一部書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收藏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一直都沒有出版。
這部書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被發掘出來的。1992年2月，我忽然收到密西根大學考古學教授Henry Wright寄來約20件新港文書的影印本，他想知道原件是否值得特別設法保存。我的初步看法是有價值，於是我就又影印了一份寄給土田滋教授，也請他鑑定，因他已研究西拉雅語多年，他很快就回我信說，那批契約文書很有價值。我把他的回信轉給Wright教授，並請他查閱有關Steere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有關台灣的各種資料。一直到2001年7月，他才抽空到該校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去翻閱Steere生前所留下的各種手稿以及相關的資料，並且告訴我有各種資料，包括文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他把Inhabitants誤記作Languages），內容似乎很值得詳讀。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毅然決定於2001年12月間親自到密大去看Steere的這批資料。我的興趣主要在台灣南島語言資料。我翻過各種館藏的資料之後，雖然所能找到的語言資料很有限，而且大都已發表（見Steere 1874/75），但他的詳實記錄的確有助於讓我們瞭解十九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Sterre於1873年10月初從香港搭船到淡水，他再從淡水搭船到高雄港，當時走水路比陸路要容易得多。他在高雄港附近探險之後，就從高雄坐船趕到台南的安平港，要跟蘇格蘭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英國駐外領事通譯Bullock會合，三個歐美人士要一起結伴到中部內陸去調查或傳教。從此他展開對台灣內陸地區的調查工作，採集各種動植物標本，記錄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他先後走訪了這五個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埔社（烏牛欄的巴宰族）、湄溪的「生番」（賽德克亞族）、再走訪大社和內社（巴宰族），最後才到南部的崗仔林（西拉雅）、萬金庄（西拉雅）、「傀儡番」（Kalewhan，排灣族）。每到一處，他都有詳細的紀錄，包括各地的風土人情、生態環境、住屋、服飾、刺青、獵首、去齒、語言、音樂、船難等等，可說是應有盡有，鉅細靡遺。最難得的是，他不怕道路險阻，尤其生番地區處處隱伏殺機，隨時都有被獵人頭的危險。有一次他們冒險到霧社山區的湄溪（Tungan）去調查，在歸途中被數十個全副武裝的賽德克族人前後左右包圍起來，準備隨時動手。幸而他們保持冷靜，沒有被沖散。正在危急的時刻，有一隻鳥從頭上飛過去，Steere只開了一槍就把牠打了下來，這產生震懾作用，對方才不敢貿然動手。此情此景真是令人驚心動魄，可真是歷劫歸來。他們回到埔里，巴宰人都以為他們早就被宰了，竟然意外地平安歸來，大家都很熱誠地為他們慶幸一番。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部書價值的一斑。在他已發表的論文（Steere 1874, 1874/5）中，他雖提到他收集到的新港文書及其書寫時代和背景，但並沒有說明那些新港文書採集的地點及如何取得。在書稿中他就有詳細的交代，原來他事先已聽到有那種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平埔族語文，專程前往搜購，他那一批契約文書都是從崗仔林部落酋長的手中以他的槍枝換取來的。因此我們才知道那幾件新港文書確實可以反應崗仔林西拉雅家族的經濟狀況。又如，他所記錄的西拉雅一百多個語彙，都是從更偏僻的山區，根據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口中問到的。那時她已忘掉了許多西拉雅語，她說連她的父母在世時都很少使用西拉雅語了。他這些背景資料可以提供我們推論：大約在十九世紀上半，西拉雅語就已逐漸消失了（請參見拙著〈新發現15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各有六章，前半部寫Steere到台灣蒐集動植物標本以及各種人文地理資料的經過，尤其是有關南島民族的第一手資料；後半部寫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以及當時各族群的狀況，有許多是引用別人的報告（有些報告在今日很不容易看到），也有他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他寫得非常具體和細膩。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實際情況，在他之前還沒有人寫得那麼翔實和生動。附錄有五種參考資料，大都是史蒂瑞有關台灣的紀錄和他所採集的資料，只有地圖是顯示他在台灣各地旅行的地點和時間，由編輯者繪製。

《澳门史1557-1999》是一部涵盖整个殖民时期的澳门全史，时间跨度400余年，引人入胜地追踪了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它作为中国的一块边鄙之地的卑微起源，经历了作为利润率艳阳的中日贸易中介的辉煌岁月，到在香港阴影下的缓慢衰落，直至最终作为一个靠赌博业维持的食利经济体而得以生存。四百余年的盛衰变迁、荣辱沉浮，构成了一部可歌可泣。亦喜亦悲的澳门史。

本書作者薛鳳旋講述澳門作為中外貿易樞紐從崛起到逐漸演變為多元文化匯合城市的歷史進程，附以眾多澳門的歷史地圖與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影像，幫助讀者更直觀地連通澳門古今，立體地認識澳門史。

（譯序）
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是葡萄牙為數不多的撰寫了澳門史專著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1902年版)，在葡國被奉為圭臬之作。在他之後，另一個葡國人布拉加(一譯白樂嘉J.M.Braga)也寫過《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1949年版)，同樣享有盛名。他們所寫的澳門史代表了迄今葡國前輩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最高水平，並成為政府殖民政策的代言人和辯護士。但兩人著作問世相隔了半個世紀之久。比較起來，徐薩斯的資格似乎更老一些，也更權威一些。因此，我們特地把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翻譯出版，以便讓中國讀者領略一下葡國學者的澳門史觀，拓寬領域，擴大視野，豐富硏究資料。
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根據葡萄牙史料撰寫澳門史。這同時也是它的一個優點。徐薩斯作為一個葡萄牙歷史家，非常熟悉本國史料，他使用葡國史料撰寫澳門史，將澳門葡人內部的情况描寫得十分眞實具體，使我們閲讀起來充滿新鮮感。他在本書中，基本上已把最為重要的葡文澳門史料展示出來。迄今我們在一些著作或譯著中所見到比較重要的葡文史料，一般來說，已被徐薩斯當年寫作此書時使用過了。應該承認，徐薩斯在寫作本書時確實下了一番功夫，他勤於搜集、善於表達，使得本書具有豐富的史料，而又行文生動流暢，可讀性強，很多地方對我們頗有參考和借鑒的價値。
但從另一方面看，本書重視葡萄牙史料的同時，卻又存在忽視中國和其他外國史料的傾向，書中許多地方沒有客觀地使用葡文以外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同時在使用葡文史料時也未能進行客觀的分析，而是往往用自己的觀點對史料進行隨心所欲的解釋。由於史料的片面加上觀點的武斷，必然導致許多問題背離客觀事實，從而大大削弱了本書的科學性。
歷史是客觀的，但硏究歷史的人卻往往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看法，皆因各人的立場不同之故也。例如澳門歷史，葡萄牙人同中國人的看法便顯然不同，因為一方是殖民者，另一方則是殖民受害者，怎麼會有相同看法呢。但如果歷史家平心靜氣地抱着追求眞理的態度來硏究問題，那他就會尊重起碼的客觀事實：澳門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非法地從中國人手裡佔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如果他沒有喪失人類的正義感和良知，便會反對本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支持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正義要求。可是徐薩斯不是這樣，他在撰寫澳門歷史的時候，採取殖民者的立場，充當殖民主義狂熱的辯護士，書中字裡行間，時時處處大談葡萄牙侵略有理、殖民有理，而攻擊中國捍衛主權、管治澳門無理。他在澳門歷史的重大的、關鍵性問題上，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其邏輯之荒謬，態度之蠻橫，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類事例書中不勝枚舉。我們在翻譯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如何處理書中這些明顯歪曲史實，以及對中國肆意誣蔑謾駡之處。最終還是認為，作為譯者應當無條件忠實原文，就按照它的原貌翻譯。讓中國讀者知道這個葡萄牙作者的殖民史觀，並沒有甚麼壞處。
據說，當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於1902年初版問世後，在澳葡殖民當局中贏得了一片喝彩聲，澳門市政廳因為他出版了“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特地對他進行表彰。(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第75頁)於是，徐薩斯成了名噪一時的殖民主義鬥士。但當他於1926年重版該書時，卻因為他在書後面新增的三章中，猛烈抨擊了澳門存在的腐敗現象，激怒了殖民當局，遂下令將印好的書籍扣壓，已賣出的也被追回，全部公開燒毀。當然這衹是殖民者內部的矛盾，但使他遭到了致命的一擊，把他從英雄神壇掀翻落地，再也無人理睬他了。他遭到了歷史無情的嘲弄，向法院上訴又被駁回，遂成為向隅而泣的失意者，次年在香港病故。
儘管徐薩斯撰寫的這本書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畢竟是一本具有特色的著作，並常為中國學者所引用。它的中文版問世，相信將會使澳門學的硏究工作向前推進一步。而這也正是我們翻譯本書的初衷。
最後，譯稿經責任編輯金國平老師、譚志強博士精心審閱校對，尤其是金國平老師通讀了全書，使若干葡文、拉丁文、法文和日文的句子，人名和地名的翻譯問題得以解決，並訂正譯稿中存在的錯誤，增加了若干註釋。對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