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的镜头总是偏爱黄昏，那种被称为“魔术时刻”的暧昧光线。在电影《哈姆奈特》里，这种光线穿过茂密的树冠，照在艾格尼丝身上，美得令人屏息。

这部电影好评不少，种草已久。人们感动于导演用极简的自然主义手法，将被历史遗忘的莎士比亚夫人从史料里打捞出来，赋予她神性。但即使把第一视角给到艾格尼丝，整个电影的叙事受到历史背景禁锢，依然不是在彰显“女性力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的透镜去观察，会发现这部电影其实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处理死亡这件事上，男性与女性被劈开在两个无法通约的世界里。一个占据了自然，却失去了声音；一个逃离了现实，却垄断了意义。

留在森林里的母亲

电影里最震撼的一幕，对我而言是艾格尼丝在森林深处的独自生产。而且是她主动地、向往地，一个人去到森林里生产。

这一幕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艾格尼丝是属于“实在”的。她的生命体验是泥土味的，是血腥气的，是不需要经过语言修饰的直接撞击。在她第二次分娩，不得不面对产婆、热水、人类文明的时候，她依然大叫，叫到被劝说“别把全镇子的人都吵醒”。

当瘟疫夺走年幼的哈姆奈特，艾格尼丝的处理方式也是诉诸自然的。她试图用草药、用一切触手可及的物质去填补那个巨大的空洞。她大叫，悲恸从不言语化而是具身化。当威廉匆匆回家后又要赶往伦敦，她一拳挥过去，也没有沟通与和解。

不少人赞美这种“大地之母”般的形象。但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这种未经符号化的痛苦，往往是最具毁灭性的。艾格尼丝被困在了森林里，困在了那个由直觉和肉体构成的世界中。因为痛苦过于真实，过于沉重，她反而变得“失语”。她没有词语来形容丧子之痛，她只有身体的抽搐和无声的流泪。

自然哺育了她，但关系把她带离了自然，12年分居的家庭生活和走向伦敦的社会化囚禁了她。

逃向伦敦的父亲

与艾格尼丝的“沉重”相比，电影中的威廉·莎士比亚显得有些“单薄”，甚至给我感觉，有些“刻板”。

他逃离了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家，逃到了伦敦喧嚣的剧场。看起来这是经典的父亲缺位，但换个角度来共情，这种“逃避”也可以算是另一种求生本能。

威廉无法像妻子那样直面血淋淋的死亡——那种原始的创伤会让他发疯。于是，他逃向了建构——逃向了语言和戏剧。他不仅是一个丧子的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被弗洛伊德称为陷入“忧郁”与“强迫性怀疑”的主体。他必须把那个无意义的死亡（瘟疫），转化为一个有逻辑、有因果的故事（复仇）。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场著名的“置换”。

在现实中，是父亲失去了儿子（Hamnet）；但在舞台上，威廉把它改写成了儿子失去了父亲（Hamlet）。

互文，这种文字游戏是情感浓度极高的精神挪用。威廉通过在舞台上扮演“鬼魂”——那个死去的父亲，重新掌控了那个失控的世界。他把那些让他夜不能寐的愧疚、恐惧，转化为了哈姆雷特口中复杂的哲学思辨。虽然他在电影里看起来总是僵硬地念着台词，但这好像正是他的防御机制：他用词语搭建了一座堡垒，把真实的痛苦挡在外面。——卸下白粉坐在后台，他的眼泪才能和洗脸水一起流下来。

和解or决裂

电影最后的部分其实比较开放，当艾格尼丝长途跋涉来到伦敦，站在剧场台下，看着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死去活来。她先是破口大骂，再似乎进入和解，最后笑了出来。

镜头在她和舞台之间来回切换，也许导演想表达她最终进入了人类文明社会，进入了建构的世界，从升华的艺术中理解了丈夫和她一样痛苦。

但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她哭着笑了，那个她曾抱在怀里、有体温的小哈姆奈特，在丈夫的笔下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着男性焦虑、关于王权与伦理的抽象符号。

她看到的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象征秩序里，女性要么是像奥菲利亚那样被溺死，要么像乔特鲁德那样被审判。而她自己，这位真实的母亲，只能站在黑暗的观众席里，看着自己的痛苦被征用、被改编、被升华为艺术，却唯独不再属于她。

写在最后

《哈姆奈特》拍得很美，但它也拍得很“残忍”——在莎翁那个时代，身体与言语，女（巫）与父权根本无法和解。

威廉把 n 换成了 l，把 Hamnet 变成了 Hamlet。一个字母的置换，父亲与儿子的互文，让男孩变成了不朽的传说，父亲成为了伟大的剧作家。而母亲？母亲被留在了那个发大水的森林里，守着空荡荡的墓碑。

在这个文明的生成机制里，女性依然是那片沉默的、被牺牲的背景。她负责体验痛苦，而他负责书写悲剧。这或许才是这部电影最令人心碎的“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