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李零教授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次新版，李零教授作了全面修订，并撰写了[新版前言]，说明他研究方术的初衷，讲述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独特认识，新版还特地收入他在写完二考之后的感想，即演讲稿《绝地天通》。从李零教授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学术情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多为战国时的经史类典籍，其中有与《尚书》相关的篇目，与《竹书纪年》相近的编年史书，与《礼记》相关的礼书，与《周易》相关的占书等。本卷收录讲述周初至战国初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系年》，该篇完整书写于138枚竹简上，简背并有编号，全篇共约4000字，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文献中最长的一篇。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地理著作。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撰。祖禹字景范，号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编纂该书，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首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地理大势；次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十四卷，分叙其名山、大川、重险，所属府、州、县及境内部分都司卫所的疆域、沿革、古迹、山川、关津、镇堡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考订其变迁，剖析其战守利害；再为川渎异同六卷，专叙禹贡山川的经流源委及漕河、海道；末为分野一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内容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图。全书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书达百余种，集明代以前历史 地理学之大成，在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该书成稿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但内容以明代末年以前的疆域政区及史事为断限，定稿本刊行前后又有局部修改，故今存稿本、抄本与刊本略有参差。清初刊本亦有改窜。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刊本多种，最早的嘉庆十六年(1811)龙万育敷文阁本为目前通行版本。

《中国丛书综录(共3册)》收录丛书2797种，均系古典文献，分《总目》、《子目》、《索引》3册，其中《总目》分《汇编》《类编》2部分，《汇编》分杂篡、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编》分经、史、子、集4类；所收丛书为北京图书馆等41个图书馆收收藏，除《四库全书》、《宛委别藏》系录自前人目录外，余均按原书著录；《子目》收子目共70000多条，《索引》包括《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等。横排繁体字。

追寻中国人失落的想象力，山海经不可不读。
山海经是古代中国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深刻并鲜活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各种传说。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珍品，集地理志、方物志、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原始神话。《山海经》开了中国有图有文的叙事传统的先河，它的奇谲多姿，形象地反映在山海经图中。尽管六朝和宋代以前的《山海经》古图已佚散不存，而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的畏兽异鸟图像，对理解这部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及山川信仰，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从国内外现存的诸多古本山海经图中，精选出富有价值的古图并撰写图说，按照十八卷经文的顺序一一道来，在比较中追索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阐发其文化底蕴，探讨其叙事风格，在山海经研究史和神话学史上独辟蹊径，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自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
此番增订再版，选用的山海经图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图像来源从原来的10个版本扩充至16个，选图从原来的1000幅增加至1600多幅，奉献给读者的是可供阅读、欣赏，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魅力的山海经图画世界。

《地理人子须知(套装共3册)》在堪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被后世的堪家奉为地学圣经，书如其名，徐多兄弟将多年的游学，实践，汇编整理于其中，因此使《地理人子须知》成为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堪学著作，其间不仅有来自历朝，历代的地学大师的经典论断，更有极为详尽真实的风水案例，其成书的体例，即便是现代，也堪称难得，
书中关于山势水情的数百幅插图，如同一部大自然语言的密码手册，使读者一书在手，按图索骥，即可将身边的山水看活，登高远望，山水之情即刻跃然眼前。

《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盘承本师傅先生孟真命，研习古谶纬之学，始于民国廿六年冬，于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九一八」事变而由北平迁上海，既又定归首都南京也。抗战事起，国难播越，旅云南昆明、客四川南溪李庄栗峯；卅五年冬胜利，复员南京；卅七年东渡来台，盘之谶纬研讨作业，未尝中辍。

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典籍，内容虽以记载洛阳的佛寺为主，且以此为书题，但实际上包括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许多记载。对我们理解北魏时期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加之杨衒之叙事简括，文笔优 美，又使之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洛阳伽蓝记》原有正文子注之别，但自赵宋以后，文注便混为一色，读者苦之。后虽屡有学者为之分别注解，但终因不谙此书体例所自，不能恢复本来面目。香港中文大学杨勇先生，专治中古文学，于此功力颇深，穷多年心力，朝夕批阅，为此书校笺，不仅使正文子注分别了然，且注解整齐，校对详密，是近世研究《洛阳伽蓝记》的一部力作。

明正统《道藏》收道书一千四百二十六种，合五千三百零五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门。万历《续道藏》补收道书五十种，合一百八十卷，不再标明门类。正、万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它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同时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宝库。
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由于它崇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所以它托根于东周春秋时代的道家。道有又称说黄帝，到秦汉之间，还形成一个“黄老学派”，把自己的学说、观点追溯到传说祖国文化开始的代表者黄帝身上。实际上，道教的内容杂驳，它糅合了我国古代的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老荘道家学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以及从先秦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来的谶纬之学等。而它形成之时，又和当时农民起义活动结合起来，因此也吸收了当时农民羣众的某些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如“万年太平”思想等。由于道教本身的复杂性，带来《道藏》内容的繁花纷呈。
《道藏》中收录了号称为黄帝撰著的许多哲理、兵、医书籍，收录了道家诸子的名著和各种注本，收录了道教教义、科仪、符录、仙传、山志等大量文献，甚至“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道藏》的出格收录群羣收，曾遭到儒、释两方面的非议和讥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道藏目录详注》的提要中就大加攻击。但是不少有识的学者们对于《道藏》中所收各种教外古籍，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它作为校勘、辑佚古籍和研究古代学术的资源。

《琴学备要》(上下)(手稿本)分为总规、指法、手势、曲谱、音律、论说六篇。主要内容包括：琴面的部件、琴底的部件、琴前后的部位、上弦的程序、琴位的安置、坐位的姿式等。

《朱子哲学研究》主要内容：朱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哲学体系之一，考察这一哲学的整体结构及其具体内容必须注意：一方面，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另一方面，组成这一学说总体的命题大都不是意义单一的命题，朱子哲学中的哲学命题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在内容上大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这两方面造成了朱子哲学的复杂性。因而，《朱子哲学研究》注重从时（历史演变）空（层次角度）的不同方面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以求达到对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的具体把握。

朱高正所著的《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是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讲稿汇编。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和《近思录》为主要内容，着力阐明濂洛关闽的主要思想，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颇可见其理学的造诣。特别是他以朱子《揭示》为东亚近世学校的共同校训颇具创新。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别号晦庵， 晚号晦翁，又号遁翁、沧州病叟，自称云谷老人。婺源（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福建）之考亭。
此书的初刻本是乾隆十七年白田章堂本，包括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了多种不同版本，主要有乾隆二十四年吴邑禹氏刊本、本库全书本、粤雅堂丛书本，长沙唐氏刊本、吴阊应氏刊本、崇文书局、浙江书局补刊本、武昌书局本以及丛书集成本等。
书后附录有关朱熹的传记资料、师承关系、著作目录及各种题跋等，以供参考。

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是书初刊于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今选用道光七年本影印，附以条目索引，以便检阅。
引之自序人云：“下既久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今以嘉庆本典足入相较，则足本所录念孙之说大体在马，而引之之说则所缺尚多．是引之先录庭训，人以已说陆续增益之，则其名书曰“述闻言以己见附之，非语虚矣。今察全书，父子之说约各居斗，然则难题为引之撰，直视为父子合壁璧著亦可。
是书内容，亦即引之自序所云“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约而言之，校正古书古训、通其假借二端耳。然其间人有略异者：《尔雅述闻》三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则醇然寻求字义者也；《太岁考》二卷，乃耑为辨证星历而作；至若《通说》二卷，自“古韻二十一部”以下，多举古书辞例、旧籍伪误之由，實亦其父子治经经验之总结，幾典今世之理论著作无异，后之读是书者尤当措意马。
王氏父子校古籍、求字表、通假借之方法与条例，徐复、赵振铎二先生已于《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之“弁言”中详论之矣，北不赘言．今谨就《经义述闻》之特色及体现于是书之优良学风略论如左。
王念孙当语入曰：“吾冶小学，呈为之舌人马。其寺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经义述闻》即熔小学、校勘、经学为一炉之佳制也。引之自序引其父语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真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是以斯编之求字义，亦与疏《广雅》同，重在以声音通训诂。

阮元的《经籍籑诂》，是应乾嘉考据之学的需要而产生的。清代考据不论是史学、法学、文学、术数或技艺，都要从“小学”——文字训诂入手，原始的故训材料，必然成为重要的论据。乾嘉继承汉唐的学风，反对空疏与虚玄，这是一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求实”态度。故训是距离原典产生时代未远的训诂大师们对古代文献所作的解释，时代的接近使他们还保留着对原典语言准确的语感；学养的高超又使他们具有对中国文化综合的、深刻的理解力；以他们的训释为引导，我们将会少走多少弯路，少犯多少错误，这是不待言的。《经籍籑诂》汇聚了唐代以前的故训资料，免去了许多人“翻检之劳”。

徐梵澄英语著作首次翻译成汉语。
20世纪60年代，侨居南印度琫地舍里的徐梵澄先生，开始向印度乃至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化传统之菁华，第一本英文著作便是《孔学古微》。
书中，徐梵澄先生旨在向外国学者全面介绍孔子，包括生平、著作，教导以及思想。在徐先生看来，这是一本讲述君子品格的书。
徐梵澄先生认为,我们个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可能会忘掉许多东西,但一个民族却不能,它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不仅不能忘记,而且还要在传统中获得新的知识,并且用现代眼光重新理解它和评估它,这正是学者的工作。

本书根据日本棋院所编《围棋入门》一书编译。原书共六册，编译后辑为三册。
本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曾多次冲印。本书中文编译本将日本围棋规则与中国围棋规则不同之处稍加修订外，基本上保持了原书风貌。本书主要内容从入门知识开始，其中包括基本规则、初级理论、定式、手筋、实践等部分。书中以大量图例由浅入深全面地介绍了围棋的基本技法，并结合相当数量的习题帮助加深记忆。可说是初学围棋者必备读物，而且可作为中、小学生开展围棋活动的理想教材。

劉文淇（一七八九—一八五四），字孟瞻，揚州儀徵人，清代著名經學家，著有《左傳舊疏考正》及《左傳舊注疏證》，闡發漢儒賈逵、服虔經說，考訂《左傳》杜預注及孔穎達疏的缺失，是儀徵劉氏學的創始者；與劉寶楠並稱﹁揚州二劉﹂，同為清代揚州學的代表人物。劉文淇為人淳厚篤實，學思淵博，除致力於《左傳︾學外，長期從事典籍校勘及方志修纂工作，故在校讎學、方志學方面，多所創述，頗受時人推重。
本書原名《青谿舊屋文集》，其中文集十卷八十七篇，詩集一卷二十四首，係劉文淇孫劉貴曾兄弟於光緒年間輯刊，內容包含禮儀制度、地理水道、方志校讎及鄉賢時人的碑傳，頗能表現劉文淇的學術內涵及處世風格，並可藉以瞭解劉氏學形成的過程和其家風特色。此次點校除原《青谿舊屋文集》收錄的詩文外，另輯錄其佚文、碑傳及友朋書札、著述序跋等相關資料多篇，用以參照劉文淇之論述，對於研究儀徵劉氏學及清代揚州學術，應有所助益。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