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二十个专题，精选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百二十余篇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梳理与凸显中国现代思想脉络——尤其是其内部张力——的文选。编者从现实的社会文化情境出发，梳理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将选文以主题词形式分别归类，内容涵盖此一时期 中国人对于现时危局之造因、变革危局之方式以及中国之未来想象等多个层面的深刻思考。本书是从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集，也是为有兴趣重新解读中国思想的读者提供的入门书籍。

黄时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他的专著有《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近30部。 本画册收录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画报》刊登的百余幅关于中国印象素描，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图像，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沈曾植集校注》分为上下两册，此书为精装本，内容包括：海日楼诗注、海日楼诗注序、自序、发凡、序跋总录、苻娄庭漫稿自序、沈乙盒诗序、寐叟乙卯稿序、寐叟乙卯稿后序、海日楼诗集序等。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一项语言学史考察，ISBN：9787511710307，作者：鲜明 著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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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同光时期，德国的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甚至家庭妇女，形形色色的人物纷至沓来，一直到1911年大清朝垮台，这些人留下了两百五十余种独立成书的游记。本书精选其中十二篇翻译成中文。
上海城市建设的变迁、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国际贸易的状况、上海官员的面相和思想、在沪的传教士工作和生活状况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
上海是德国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描述生动，再加上德意志民族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更提高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也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将其与中文文献相参证，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去伪存真，加深对近代上海的理解。

    本本书共收入马先生民族史研究著作3种：《彝族古代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彝族古代史》论述了至鸦片战争以前，彝族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主要论述了公元8世纪形成的南诏国内的主要民族构成及其社会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是1956-1957年间，在以马长寿先生为主的西北大学师生所作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由马长寿先生整理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记录。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通过对王韬的透视，展现、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的变迁，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的问题。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书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遐迩贯珍》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最早出现的中文刊物,又是中国第一份宗教期刊。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寓言及西方科普文章,涉及军事、外交、时人行踪、市政建设等中国新闻,还有刊登商品行情的广告,开创中文报刊刊登广告之先河。对于19世纪中叶,封建专制、迷信盛行的中国大地,《遐迩贯珍》所载文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科学启蒙作用。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本书2001年由我社出版。本书主旨是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全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宪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

《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从详细解读日本外交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相关原始资料出发，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对幕末志士的中国认识、明治初期《中日修好条规》的交涉与签订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福泽谕吉以及为蔑视中国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各种言说、当时政界、军界及社会民众的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概述了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几种基本类型，并从总体上阐明了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附录有比较详细的相关事项年表和田中梓都美的《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台湾认识》专论，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认识的全貌。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本书初版于1991年，详细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在晚清五十年间创建、发展及其衰落的曲折历史。作者对海防与塞防、海军发展战略、晚清政府与清流政治等，都有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注意吸收海战战役和战术细节，近代造船、舰艇工业的发育等海内外对近代海军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深入到海军建设的制度兴革，舰船军械的购买和制造，军队的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等方方面面。
2002年增订本补充了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与海军建设的关系，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内部状况，清晰展示了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
2014年又逢甲午，作者对书中若干提法做了修正，补入近年新作数篇。主要揭示张佩纶、李鸿藻与李鸿章为发展近代海军所进行的复杂而鲜为人知的谋划，以及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任职等等。
新版冠以“甲午增补本”，奉献给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朋友。

中国海军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学界、军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造船界三个方面。史学偏重历史过程，军界偏重战役和战术细节，造船界偏重于舰艇发展。近年来，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现出相互合作、协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气象。这对于扩大海军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成果，这本书都注意予以吸收。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与清朝北洋水师精锐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血战。100多年过去了，刘步蟾、邓世昌等人英勇战斗的事迹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号称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败在何处？作者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对海防与塞防、海军发展战略、晚清政府与清流政治等，都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作者考索晚清知识精英如何措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男尊女卑”导致的女性各项权利的缺失，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 实为“男女平等”的正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巳经具备“常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中国新女国民”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