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歹土”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汪伪傀儡政权、外国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等各种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沪西歹土便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整日 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作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魏斐德的一部力作，作为海外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使上海的战时恐怖活动和城市暴力犯罪，如银幕展示般映现在读者眼前。

它不是史前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外行之作，而是出自一位一直钟情于地中海研究的历史学家、作家之手。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在蔚蓝色的光线映衬下，通过对巨石建筑、金字塔、希腊神庙或罗马长方形大会堂的精彩描述过去的一幕幕活剧似历历在目。
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是法国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写文章的高手。

这是国内唯一一部权威解读东亚世界形成史的著作。书中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倭国与江南、东亚局势与唐朝的朝鲜政策、东亚大博弈——白江之战以及东亚世界格局的形成、日本的唐朝移民等。全书在对东亚各国演变、文化传播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着重探讨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在东亚世界形成中贡献，对于了解东亚各国形成及东亚世界格局的确立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野心日大，缘此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则是此期国人研究日本历史，尤其是维新史的名作。曾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有感于中国士大夫大多眼界狭隘、不悉外情，乃发奋撰写了这部“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的著作，以见闻之切、搜罗之广、才力之富，尚费时八年方告成功。但该书1887年刊行后更多地是受到日人的关注，至甲午战败，该书的价值才广为国人所知，

本書榮獲日本第二十二屆大佛次郎獎 ◎內容簡介： 田野調查的開拓者 鳥居龍藏（１８７０~１９５３）是影響台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驅。從十九世 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以五十多年的歲月跨遍台灣、東亞，開啟了台灣田野調 察的先路，留下百年來台灣最偉大的踏察記錄，完成各項彌足珍貴的資料、報 告與圖像記錄，這些紀錄成為目前極為珍貴的台灣史料。 台灣人類學研究的偉人 一八九六年起的五年內，鳥居進行了台灣有史以來首度的學術調查旅行，完成 各項彌足珍貴的資料、報告與圖像記錄。台灣原住民因他而重見天日，也宣示 了台灣是田野調查者無盡的寶藏。 ◎本書特色： 中文譯著成就超越日文原著 本書由勘查古道、舊聚落的知名學者，也是台灣研究鳥居龍藏的權威楊南郡先 生耗時兩年議程中文。追尋著所鳥居龍藏走過台灣的山水路線，整理其講稿、 論文、書信，並加註補充原書所缺乏的資料，以及注釋與珍貴圖照，為研究台 灣早期的人類學歷史不可或缺的一本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中園英助，日本九州福岡人，一九四○年開始記者的生涯，之後投入寫作領域。 一九六○年後始將精力專注於報導文學，現專事寫作。 ◎譯者簡介： 楊南郡（台灣唯一研究鳥居龍藏的權威） 一九三一年出生，台南縣人，一九五五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在工作之餘從事 登山、台灣南島諸語族文化、史蹟遺址的探勘研究、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系 統等的調查研究，為一研究台灣古道及日籍探險家的民間學者、台灣踏察的前 輩。現專事譯著寫作，指導大學社團從事區域踏勘與研究工作。 ◆一九九二年，《斯卡羅遺事》獲第十五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首獎。 ◆一九九六年，《探險台灣》獲聯合報十大好書。 ◆《台灣百年前的足跡》獲中國時報一九九六年度文學獎最高推薦獎。 ◆ 一九九九年，以《鹿野忠雄》獲教育部原住民學術著作漢譯獎，以及台灣省 傑出台灣文獻工作獎。 著述：《合歡越嶺古道調查研究》（上、下冊，1976、1982出版） 　　　《清代八通關古道調查研究》（上、下冊，1986、1990出版） 　　　《與子偕行》（1993晨星出版） 　　　《台灣百年前的足跡》（1996玉山社出版） 　　　《尋訪月亮的腳印》（1996晨星出版） 譯著：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1996遠流出版） 　　　《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原著，1996遠流出版） 　　　《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冊，伊能嘉矩原著，1996遠流出版） 　　　《鳥居龍藏》（1998晨星出版） 　　　《鹿野忠雄》（1998晨星出版）

《先秦姓氏制度考索》主要内容：她经过三年清贫苦读的生活，于1999年6月8日按期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先生担当，参加成员有吕绍纲、陈恩林、吕文郁、张鹤泉和任爽等教授。在这次答辩会上，大家对张淑一提交的《周代姓氏制度研究》的论文选题、资料运用和论证思路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通过了她的答辩。我之所以将6月8日这个日子特别标示出来，是因为这一天对淑一来说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且对我也是不能忘怀的，因为她是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
淑一毕业后就去了华南师大工作，她没有急于将论文拿出来出版，而是经过8年时光的积淀。如果从1996年末确定选题开始，至今她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十年的时间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NO

Between 1492 and 1914, Europeans conquered 84 percent of the globe. But why did Europe rise to the top, when for centuries the Chinese, Japanese, Ottomans, and South Asians were far more advanced? Why didn't these powers establish global dominance? In Why Did Europe Conquer the World?, distinguished economic historian Philip Hoffman demonstrates that conventional responses--such as geography, epidemic diseas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fail to provide answers. Arguing instead for the pivotal rol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Hoffman shows that if variables had been at all different, Europe would not have achieved critical military innovations, and another power could have become master of the world.
In vivid detail, Hoffman sheds light on the two millennia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set European states on a distinctive path of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rivalry.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Japan,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European leaders--whether chiefs, lords, kings, emperors, or prime ministers--had radically different incentives, which drove them to make war. These incentives, which Hoffman explores using an economic model of political cost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resulted in astonishingly rapid growth in Europe's military sector from the Middle Ages on, and produced an insurmountable lead in gunpowder technology. The consequences determined which states established colonial empires or ran the slave trade, and even which economies were the first to industrialize.
Debunking traditional arguments, Why Did Europe Conquer the World? reveals the startling reasons behind Europe's historic global supremacy.

葛兆光教授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資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為此，葛教授陸續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本書是葛兆光教授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列論著之一。為了對「周邊」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清晰的界定，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土田健次郎，文学博士，1949年生于东京，1973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78年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满期退学，现任早稻田大学副总长、文学学术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宋代思想和日本江户时代思想，曾获日本中国学会奖、东方学会奖，主要著作有《道学の形成》（創文社，2002年）、《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課題》（編著，汲古書院，2006年）、《聖教要錄·配所殘筆》（譯注，講談社，2001年）等。

精裝，isbn：7307014688，定價12.20元
平裝，isbn：730701467X，定價9.50元

本书主要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着重对于学界聚讼纷纷的我国古族三集团、太古洪水、三皇五帝等问题进行独到的剖析。廓清了中国古史时代的迷雾，将古史传说时代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兴旺之路形诸纸上。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将从理论上廓清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特征及构成内容，梳理江户时代的日本民族从“藩即国”理念向近代国家意识转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思想历程，并对这种崭新的国家意识在日本近现代史和对外关系上的作用予以深入解读。

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中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参见：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324.html

《列王纪》是波斯诗人菲尔多西以三十余年时间创作的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民族英雄史诗。全书有六万联（十二万行）。史诗描写伊朗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推翻（六五一年）以前伊朗五十位国王统治时期的兴衰大事，时间跨度在四千五百年以上。 《列王纪》问世以后，直到十八世纪末，都被认为是伊朗的史书。十九世纪伊朗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显现出来，确定了《列王纪》的民族史诗的地位。

主要内容写成于1930年代，作者对中国古代兵制尤为关注。作者认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对中原构成大的威胁，原因在于中原各诸侯国不仅平民当兵，富人、贵族也当兵，近于全民皆兵，军队素质高、战斗力强；而自汉代以后，军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明显下降，所以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作者推崇文武兼备，认为武德使人坦白光明，而文德之畸形发展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病态。本书版本采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有关古史史料学研究的论文约20篇，探讨古书成书的相关个案，出土文献对古书成书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勘探索古书成书的一些规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