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巨川遗书》主要内容：此次校印《桂林梁先生遗书》，书名改题为《梁巨川遗书》，《遗笔汇存》因系先生手迹，故释文时于款式稍详，馀五种则施以句读，疏通文义。原书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编校时之按语附于当页。新辑附录四种：《梁巨川先生遗笔》后有林兆翰所撰《梁公事略》以及《梁文端公遗笔集资印书诸公姓字》两篇，商务本删去，今次为附录一。梁漱溟先生追忆巨川先生文字甚夥，今自《梁漱溟全集》中摘录，汇为一编，次为附录二。陈独秀诸氏评论文字以及现代学者林毓生所撰长文，今并采辑，次为附录三。《遗书》中《遗笔汇存》皆为先生临殁时手书遗言，志气素定，神思不乱，下笔之顷无一毫苟且，真所谓视死如归者，弥足珍贵，故仍予影印，附于全书之后，俾我中华神胄之民瞻遗书而兴起，忠于国家、忠于文化，以至于无穷焉。先生本不以书名，而忠义凛然之气节与光明俊伟之怀抱皆不可掩，虽距今九十栽，而凛凛焉有生气，凡披卷而观者，盖已觉浩然正气之充塞两间也。

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生前，陶希圣背负着汉奸和战犯的骂名。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是学者和政客。作为学者，陶希圣对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过研究，且曾经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讨论，本位文化的讨论，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社会学等方面，颇具建树；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属于汪精卫派，1942年以后转向蒋介石，成为蒋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张民主反对专权，四十年代后，他却认同专权，并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蒋介石政权。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卷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

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本书要研究的是胡适。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1891-1929年间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故此，有人曾说，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而今，这个人物已经远离我们数十年，但是关于他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胡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本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