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礼学研究是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关于礼学研究的学术史著述，分时段综述各历史时期的礼学问题，以及研究成果，全书按“三礼”文献、礼制、礼俗、礼义、礼论、礼法、礼典等专题，介绍相关学者、论著和观点，此外，还介绍了各时段的主要争论焦点。本书还专门列有章节，以介绍海外学术界的礼学研究进展，这是目前其他同类综述性论著尚未涉及的领域。本书是国内少见的礼学研究入门书，对于方兴未艾的礼学研究，具有工具书的实用价值。

乱世往往思想活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三四百年间，兵连祸结，人若飘蓬。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固然是人间至痛，新亭对泣，大江茫茫，也让人格外忧伤。乱世之中，天地失序，尊卑易位，一切价值皆须重新估量。两汉儒者对世界的解释无法祛除新生的疑惑，于是玄学兴起，佛教弘扬，或脱俗谛于清谈，或觅解脱于来生。然而尘世虽然卑微，仍需竭力经营，个人由此成长，家族得以昌炽。礼学家应时而起，缘情制礼，损益调适，传统与现实兼顾，秩序与自由并存，乱世求生之际，人类的灵性与坚韧，也因此得以昭彰。

《周礼正义(套装全14册)》是孙诒让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最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正义(套装全14册)》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值迄未得到全面认识。
《周礼》记述当时职官制度，最为详备。孙诒让在《正义》书首 “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在汉为古文之学，与今文家师说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殽混。”书中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将各种古代文献所见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普遍比较。这项重要工作，为研究其间异同变迁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依据。
《周礼》是一部争议性甚高的经典，传统说的「周公致太平」之书，当然已不再可信；民初疑古学派所谓的刘歆遍伪群经的说法，也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现在比较可以接受的学界通说，《周礼》大致成书于战国时代，固然是一部「乌托邦」式的理想建构，却也反映了先秦历史的繁复面貌。从某个角度来看，《周礼》仍是认识先秦社会诸面相的一大宝库。
传统中国学术有经由通一经而通贯诸经的特殊门径。只要能彻底地精读一部经书的重要注疏，在经解的同时，也能够对其他诸经有一定的认识。「六经皆史」，只要对经书有一定的认识，也就能大致掌握先秦历史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套装全14册)》，正是研读《周礼》的最重要版本。
《周礼正义(套装全14册)》卷帙浩繁，三个学分的课程只能带领学生窥探门径，不可能通读全书。初步拟以若干主题如：法制、宗教、信仰、医学、政令、教化……等为单元，选读《周礼》中相关职官。选课同学须轮流担任引言，以专题讨论方式进行。

以《续清经解》本为底本,校以四部备要本、苏州陆建瀛本点校

書評
「……在研究方面，他[劉殿爵]於英譯諸書的導言裏，和許多長短論文中，指出和解決了多種問題，如對《呂氏春秋》文字的考訂，對《孟子》書中辯論技巧的分析，對「持盈」和「欹器」的解釋，對《莊子》書中難點的指出和決論，牽涉的古籍，以至地下出土文物等等多種，真是美不勝舉。」
周策縱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休教授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喪服鄭氏學》一書共十六卷，五十五萬字，為張聞遠先生最重要之著作，且於先生所刊著述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范希正作《書目答問補正》，即列入此書。張舜徽先生作《鄭學叢著》，亦對此書推崇備至。其書體例，《喪服》每條必列經傳注於卷首，然後全錄賈疏，其後再列諸儒論述，甄別明辨，凡有重大爭論者，再附己見於其末，間或錄《修禮芻議》與《釋服》章節於其中：“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
凡聞遠申己見處，必是反復斟酌權衡之結論，精思明辨，令讀者悅服。於喪服學歷史上諸多爭論，皆能有所發明，如對“婦人不杖”、“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為人後之服”、“辟領”、“升數”等，常能解千年未決之懸案，更為清代喪服學之最後定論。叔彥先生曰：“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

本书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撰写，分章别目，从生育礼俗、成人礼俗、结婚礼俗、庆生礼俗、丧葬礼俗、祭祀礼俗六大主题，对中国传统生命礼俗的起源、古今礼节流变及其存续意义作细致独到的介绍与分析。引经据典、论证充分，同时不忘结合现当代社会状况与人际关系，对传统生命礼俗加以评说，提出改良。语言严谨而富于亲和力，在传承中国传统礼仪习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是一本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

(7)唐賈公彦 ｢儀礼疏｣ の倉石武四郎博士の攷正｡ 自筆稿本影印｡ ｢儀禮疏｣ とは､ 唐の賈公彦によって修正された経典 ｢儀禮｣ に対する｢義疏｣ である｡ ｢義疏｣は､漢魏の間に成立した ｢経注｣ にむけて施された六朝・隋唐の経師たちの諸注釈・音義類をさす｡

本书是作者六十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考论《仪礼》写作年代、宗周礼乐文明以及汉代经学（尤其是礼学）的形成和发展；古文字研究；考述古代名物、风俗；介绍和评价有关古代礼仪、古典文献以及清代学者的未刊书稿等。作者说：“治经治礼不易，只有心除‘魔障’，胸臆如水，方能专注向学，趋于会通”。

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本书为元大德刻明修本。敖继公认为《仪礼》旧注瑕疵颇多，对此学者多不察，因作此书。书凡十七卷，以朱熹之说为多，间或附以己见，于大德五年（1301）撰成此书。四库馆臣赞之曰：“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是本扉叶题“元椠本仪礼集说十七卷”，下书“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一行。书中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臧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等藏书印，可知为徐乃昌旧藏。

《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

主要内容为阐述礼乐制度一般理论，论述古代礼俗制度，解释《礼记》，杂记名儒言行等四类。

20余年积淀思考
30万字到近百万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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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余座城邑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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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许宏先生新著
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
创新工程重大成果
《先秦城邑考古》
该书是先秦城邑考古的集成之作，是作者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升级版”。作者对70余年来的城邑考古材料和考古学史进行系统梳理，竭泽而渔地收录了1000余座城邑资料，对先秦城邑7000年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全景式的大扫描。
该书贯穿了作者明确的史观，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界定和叙事框架（纵贯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在若干问题上有作者独到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包含环壕聚落在内的新的“城邑（enclosure）”概念，总结出了“大都无城”等早期城邑、都邑布局模式和文化传统。
全书近800页，精装上下两编。含80余页基础表，400幅精绘插图，每图专享二维码，让查图、用图更便利。另附“先秦城邑考古中文文献存目” 5000余条，囊括1929年至今的发现与研究成果。
本书可一书三用：资料引得+学术专著+教辅读物。其中的“大数据”分析作业，使得对城邑形制的深度梳理、对城邑的时空变化轨迹、城邑与气候环境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把握，对华夏城邑群空间构成的勾画等成为可能。作者提出的相关见解，将会引发思考、有裨于深化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

陈汉章先生是清末民国浙江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师，他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无所不通，均有很高的造诣。作为土生土长的象山人，他对家乡更有一片赤诚，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著作较为零散，一直没有系统整理。自2006年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正式启动该书的编纂工作，耗时八年，在海内外学界的帮助下，终将此书付梓。全书收录陈汉章著作七十余部，既包括《民国象山县志》这样的大志，也有如《老子本证》这样的小书，同时又全录陈氏之作序跋、书信、日记、寿序、未刊稿，末附年谱，可谓搜罗备至，是极其具有史料价值的一部全集。

本書包括盧氏的重要著作三種，其中《儀禮注疏詳校》乃本書之主體，同時考慮到盧氏的代表性學術筆記《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和《讀史札記》（附《論學劄説》十則）價值甚高，内有不少條目與經學相關，故附於《儀禮注疏詳校》之後。本次整理點校，《儀禮注疏詳校》、《鍾山札記》和《龍城札記》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嘉慶間刻《抱經堂叢書》本爲底本；《讀史札記》（附《論學劄説》十則）則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間貴池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爲底本。

《礼书通故》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时限相当长，举凡经注史说，诸子杂家，上自秦汉经师，下逮当代学者，义有分歧，率皆甄绿，然后明辨是非，折衷至当。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不存门户之见。比如三礼之学，向以郑玄注为宗，而此书驳郑处不下百条，其申郑处亦复不少。对待历代数十百家的经师、学者也莫不如此，皆是采择其精言，发挥其胜解，匡补其不逮，纠正其误说，或申或驳，大都有根有据。黄氏通过这部巨著，将两千年来的古代礼制研究成果，做了出色的总结。
黄以周基础厚，读书精，功力深，钻研透。他的遣部礼书通故考辨详明，断制准确，澄清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不少纠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俞樾称此书「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气章炳麟赞此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窍异义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气均推挹甚至。黄氏此书不仅是三礼学者和古制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著作，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