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是文学的母题，又带有宗教民俗之色彩，非常复杂。本书以二十世纪主要神话理论家们的学术生涯、工作经历与文化背景为视角，展现当代“神话”概念与理论的制造过程，对二十世纪的几种神话理论做了非常激烈的历史性批判。但作者并未试图将这一术语完全从我们的理论或分析语言中清除出去，而是指出：我们能够、或许仍可以继续用“神话”这一概念来思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停止对这一概念的思索，必须明了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意向与语境，必须面对我们如何、是否，以及为何应当使用这一术语的问题。
本书曾获得美国宗教学会1989年年度图书奖，出版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社会人类学的开创者，创立了英国文化人类学派，在人类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对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也有重要影响。
本书引述丰富的材料，包括书信、从未公开的日记和手稿等，生动地描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前半生，展现了一个真实、多面的马林诺夫斯基，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他为什么会走上人类学这条路、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大家的。

Marking a major development in Foucault's thinking, this book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notion of "biopower," study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new technology of power over populations. Distrinct from punitive disciplinary systems, the mechanisms of power are here finely entwined with the technologies of security. In this volume, though, Foucault begins to turn hi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ality," from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shift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lectures from the question of biopower to that of government. In light of Foucault's later work, these lectures illustrate a radical turning point at which the transition to the problematic of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would begin.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本书是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应成为所有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之作。
——《选择》（美国面向图书馆的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这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力作，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该书语词洗练、文风优雅，谨推荐给普通读者、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
——查尔斯·席博曼（《某些人：美国的犹太人及其目前的生活》和《刑事暴力、刑事司法》的作者）

《论绅权》之后删除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从保长到乡约》两篇。

旅途生活的真实瞬间
车厢内外的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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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呈现人在火车这个特殊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 记录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特征：大哥大、烫发、印有电影明星照片的T恤、便携电视机等等，勾起令人难忘的记忆。
☆ 摄影师在混乱中寻找趣 味，用幽默化解现实压力，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看似平常，实则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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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王福春乘坐火车上千次，行程十多万公里，拍摄万余张底片。《火车上的中国人》精选其中114张，包括37张以往画册中都未出现的作品。这些黑白纪实摄影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旅途生活的真实瞬间，有些场景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打麻将、集体做广播体操、带宠物上车；有些场景似乎从来不曾改变：孩子送别亲人时的哭闹、站台上小贩的叫卖、情侣间的含情脉脉、车厢里的拥挤不堪……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迅速熟络起来，生活临时交织在一起。丰富的影像呈现一种久违的浓烈的人际关系，展示一个流动的中国。
………………
※名人推荐※
《火车上的中国人》展示的是流动的社会缩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用人类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它生动、真实，甚至很准确，所以它不仅很吸引读者，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和共鸣，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
——杨绍明，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
王福春的生活是坎坷的，当它在他的影像表达中沉淀下来的时候，却结晶为温情与幽默。这是一种很值得尊重的性格特点与影像品质。因为这种品质，他的摄影在中国纪实摄影里独树一帜，耐人寻味。
——王诗戈，《中国摄影家》2012年第7期

高全喜、于立推荐！
各种社会现象，都是由人类行为汇集而成，社会科学的功能，就是针对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尝试提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本书分为四篇，第一篇的前四讲，就是构建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第五讲是案例分析，把基本架构和社会现象作一联结。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可以“以理解之”！法律的形成和变迁，也是社会现象之一。对于法律的基础，传统法学多是立基于道德哲学。相形之下，社会科学追本溯源，由初民/原始社会开始，描述法律的出现、性质以及道德的功能。第二篇的意义，是在第一篇的基础之上，建构“实证法学”。
正义的理念，贯穿法学和司法运作。由社会科学的角度，还有其他关键性的因素，对法学和司法运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篇里，将探讨重要的影响因子：信息，是隐身于法学内部的主导力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样的道理，要学好法律，最好先掌握学习的态度、方向和技巧。第四篇的各个讲次，就是针对“学好法律”娓娓道来。而且，更进一步阐明，如何体会法学的智慧结晶，如何优游于法学的智慧资产财富之中。

无意间进入敏感行业的林芳，不慎落入美国海关、国防部和FBI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组织的“暗星行动”的圈套。当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时，他们在美国唯一的亲人，两岁大的女儿，还待在保姆家中……
被控密谋和企图非法出口军用品罪，她和丈夫均不得以任何条件获得保释，都面临最高四十年刑期和四百万美元罚款。为了减轻刑罚，她被迫认罪，必须如实回答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配合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从此，她有机会走进联邦特工们的办公地点，协助特工们办案，还见识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反间谍专家……
最终，她还是被投进了联邦监狱。年轻帅气的狱警维都先生，与她一见面就擦出了火花。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逃得过遍布监狱的摄像头以及警察和犯人们虎视眈眈的眼睛吗？更重要的是，经得起道德和法律的检验吗？
在挤满彪形大汉的联邦监狱里，这名身材娇小的“中国间谍”最后竟然成了联邦狱警的助手，协助管理犯人……她最终得以独善其身吗？
当她服刑期满要求被遣返回国时，美国政府为什么却又头疼不已、左右为难……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国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黄宇和院士，继其《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英文原著在1986年出版后，再用二十五年时间的努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频频到翠亨村、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作实地调查，经过细致的考证，最终把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最忠实地呈现出来。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解答的重要问题包括：
孙中山祖籍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是否中原贵胄的后裔？
孙中山的国学根底如何？是否只是一名“番书仔”？
在檀香山四年的学习生活，对孙中山身心变化有何影响？
孙中山曾有过当传教士的念头，为何最终放弃，
孙中山是否真的曾在香港拔萃书室念过书？
孙中山自称其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在香港念书时所受到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是否同时策划革命'
1895年的广州起义，号称有“决死队”三干人，为何却未举先败？是否真如史书所云杨衢云调度失宜所致？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是否曾如他自己所言，由朋友在城墙上用吊萝载着他降下城墙而逃离广州城这么惊险？
孙中山逃至香港时，是否曾在域多利监狱作客？
通过对类似上述微观细节问题的研究，本书最终解答了孙中山为促使中国“现代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宏观历史问题。
孙中山前半生的事迹过往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大多数研究者都只能语焉不详。通过黄宇和院士的不懈努力，相信《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巳成功还原了孙中山前半生的最真实面目，为“孙中山研究”以至历史学研究，立下了良好的典范。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在魏玛短训班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音乐家们几年来一直携手演出，而人们认为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友好和融洽通过音乐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音乐可以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音乐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好的学校，同时也是逃离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 ——巴伦博依姆 贝多芬的音乐与《荷马史诗》有着类似的探险历程，然而具有离家和回来的勇气并不是简单的外出和返乡；这里需要巨大的努力。奥德赛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珀涅罗珀以及伊萨卡的安乐窝。他去了战场，等战争结束再次返乡。但那不是简单的回来——这就是《奥德赛》的力量所在——经过一系列一个接一个吸引他的冒险经历，他才得以回来。他本可以很简单地回来。但他以一个好奇的人，他离开了家是为了发现能够吸引他的东西，当然也有威胁他的东西…… ——萨义德 只有在演出中被注入了血与肉，音乐才是真实的。思想如果平躺在纸面上，只能是苍白的。无论在何处，我们打开这本书，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就仿佛站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激情，使他们的理论宛如音乐，使他们的问题鲜活生动。 ——彼得·布鲁克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虐恋”，西方称之为sadomasochism(简称SM),统指与施虐、受虐相关的意识与行为。“虐恋”一词是由中国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首先提出的，但直到二十世纪末，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才真正为我国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
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虐恋现象及其意义。全书共分六章：“虐恋亚文化”——描述了虐恋的规模、特征、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处境。“虐恋个案”——根据性别的不同将虐恋个案划分为五类进行了分别介绍。“虐恋作品”——介绍并分析了从主流文学到地下文学中的虐恋描述。“虐恋成因”——将西方学者对虐恋现象的解释作了介绍与分析。“虐恋政治”——介绍了西方人针对虐恋的不同政治立场。“虐恋的启示”——作者从多个角度（权利关系、宗教精神、性解放等）介绍了虐恋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将虐恋定义为：“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快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
在序中，作者认为“……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它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简明清晰地概括了虐恋的革命意义。
作者认为“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虐恋就有点象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
作者在第一章描述了虐恋的十二个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参与者使自愿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与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该书有一点遗憾之处——没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虐恋现象，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虐恋现象基本上羞于启齿，但在各类民俗小说中却有一定的反映。
关于虐恋的成因，作者介绍了一些解释，包括欲望快乐因素、生理因素、童年经历、攻击性、焦虑感和恐惧感、负罪感、对爱的渴求、权力关系。但有一点作者没有提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一种快感形式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生存与繁衍的利益。然而虐恋表面上看非但没有生存与繁衍的利益，反而不利于生存与繁衍——受虐倾向可导致受伤，施虐倾向可导致反抗，而且由于虐恋快感对性交快感的替代作用，真正起到繁衍作用的性行为会相应减少。这种不利于生物个体生存的现象在进化论上如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若将虐恋的定义改为“将快感与羞辱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如下：人的大脑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网络，具有高级的联想学习能力，通常喜欢将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成语“爱屋及乌”就是这个含义。如果有一种事物通常与性相关，而性又与快感相关，人在无意识当中就会把该事物与快感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只要该事物一出现，人根本不必通过性就会有快感。如恋物癖将内衣裤（与性器官接触的物品）与快感的直接联系起来。而虐恋是一种建立在羞辱感上的行为，羞辱感通常与性活动紧密相关，因此人在无意识中会将虐恋与快感联系起来。虐恋与快感的联系虽然不利于生存，但如果要消除这种联系，就要消除羞辱感与性活动之间的联系，而消除羞辱感与性之间的联系不利于人类繁衍（至于为什么不利，代价多大，不少关于人 类性的进化的书都有介绍），因为消除羞辱感付出的代价比虐恋付出的代价还要大，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人类保留了一定的羞辱感，虐恋就相伴而生了。
该书体现了李银河治学的一贯作风——严谨、求实、不轻易作价值判断。第一次听说李银河的名字，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夫人。然而现在看来，其才华与影响力应远超王小波了。
虐恋在中国人的心中基本被归类于变态的范围，这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都有虐恋内容），因此该书的出版对国人性观念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跳板。
摘自《光明日报》

Winner of the 2011 Financial Times/Goldman Sachs Best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Award
Billions of government dollars, and thousands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NGOs, are dedicated to helping the world's poor. But much of their work is based on assumptions that are untested generalizations at best, harmful misperceptions at worst.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 have pioneered the use of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k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supervised by the Poverty Action Lab,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dozens of countries. Drawing on this and their 15 years of research from Chile to India, Kenya to Indonesia, they have identified wholly new aspects of the behavior of poor people, their needs, and the way that aid or financial investment can affect their lives. Their work defies certain presumptions: that microfinance is a cure-all, that schooling equals learning, that poverty at the level of 99 cents a day is just a more extreme version of the experience any of us have when our income falls uncomfortably low.
This important book illuminates how the poor live, and offers all of us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of a world beyond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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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中国人》英文版本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代表作。本书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从谈中国人的体格、民族精神，到描绘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再到妇女的解放、当时的新式教育，等等。作者详细记录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所引起的变化。今天阅读此书，仍能感到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用西方人的眼睛回望一个东方大国在百余年前的社会百态。罗斯对中国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其对中国人口、环境以及禁烟等问题的讨论，极富预见性和史料价值。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所从事的调查，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不单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乃是所有普通中国人自己明白的生活手段；同样，关系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趋之如骛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那些压根儿就不知道或不懂社会学的人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需要建立起他的人脉。作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与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大的改动；去掉了原书的最后一篇，"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于2010年春季在北大一篇讲演记录《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则因为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作者这几年的研究取向和思考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