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字苑烽，山东荣成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其主要论著有： 《平陵陈旱立事岁陶考证》，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2册，1935 《六书古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本书以山东安丘一座清代石坊“庵上坊”为考察对象，从追溯它的建造缘由入手，讲解它的建筑式样和装饰题材；由欣赏它的艺术之美，既而分析它的表面与实际功能；以这座牌坊为例，揭示了清代流行起来的建筑样式“贞节牌坊”的隐匿意义：虽然建造的名义是为纪念那些籍籍无名的妇女，但这些牌坊并没有提供表彰对象的真实生平，其真实功用乃是作为地方富豪彰显和增强一己势力的载体。在富贵吉祥的装饰图像和庄正醒目的匾额题词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意旨和不曾言说的故事……
作者对这一典型题材进行过多年的深入探查，亦参考和援引了多方的研究成果，在历史语境下清晰勾画出石坊所衍生的各种形式的话语及其彼此间复杂的关系；在精心铺叙的种种故事之间，巧妙地穿插着对于许多理论问题新颖的思考。其精到的述说呈现了丰富灵动的历史文化景观，堪称见微知著。作为艺术史、建筑史的个案分析，本书将历史、建筑、雕刻、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融于一炉，篇幅精短然而颇见功力；配有插图106帧，以亲自测绘和访查拍摄为主。这使本书同时成为一本具有亲切感的图文艺术书和文化旅游读物。

本书以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为主题，将古代中国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画卷中，利用文献、考古和图像资料，由近而远进行讲述：前两个讲题以中国和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交流为主，后两个讲题则涉及整个欧亚大陆的两端，以具体艺术表现或物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简介：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This book explores the rol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ocess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China. Over a period of about 10,000 years, it follows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society from the last Palaeolithic hunting-gathering groups, through Neolithic farming villages and on to the Bronze Age Shang dynast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demonstrate that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was multicentric and shaped by inter-polity factionalism and competition, as well as by the many material technologies introduced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book illustrates how ancient Chinese societies were transformed during this period from simple to complex, tribal to urban, and preliterate to literate.
• Covers major topics including the rol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dvancing social complex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 Considers the origins of archaic states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 Includes discussion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 within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该书针对最新的（新出土或者新校订的）非汉语（以梵语为主）的佛经写本材料，将它们与相应的汉语译本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对勘研究，一方面分析了梵本与各汉译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其做出了细致的梵汉词汇比对，对汉译佛经中的一些词汇进行了解说，进而讨论了佛经翻译的若干特点。该书不仅为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文献学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向中古汉语史研究的深化做出努力。

千百年来，对《圣经》中的人物、事件，人们一直无从验明其真假，由此，许多人不得不以单纯的信仰来应对这个问题。有鉴于此，著名考古学家弗罗因德独辟蹊径，以《圣经》引考古，以考古探《圣经》。通过自己在圣地考古的亲身经历，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进行比照，从而为人们拨开了笼罩在出埃及、摩西五经、大卫、所罗门、耶稣等一系列历史人物、事件身上的迷雾，并进而将一幅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古代社会、生活的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

2006年夏的蒙古国考察，是一次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历时14天，行程2800公里。考古学者罗丰以详实丰赡的旅行笔记为基础写成此书，生动记述了一行人的甘苦和收获。一路上作者笔不离手，不放过点滴的个人感受和生活细节，他追摩前辈科学探险学者的风范，悉心记录游牧生活特有的风土人情，壮丽苍茫的草原美景，以及先民留下来的鹿石、碑铭、遗址、墓葬等，配合大量照片、手绘图片，使这部纪行成为一部难得的科考笔记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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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在哈佛访问﹐不得不忍痛谢辞蒙古国考察这一难得的机会。如今此书出版，书中见闻让我感羡不已。罗丰不仅是一位考古学者﹐更是一位典型的知识人，渊博而不囿于学科﹐对周遭的人、事﹑物，认知十分敏锐﹐因而常有独到创见，并时作惊人之语。这本综合记游﹑学术﹑怀古﹑思今的旅行杂记﹐最能表现我所认识的作者。同时，本书也能让我们体认﹐“跨界旅行” 何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思想激荡与文化冲击。
——王明珂
读罗丰此书，仿佛多年前那个多雨的蒙古之夏，那种白天坐车飞奔，晚间在草地扎帐篷的野外生活，猛然间都在眼前重现。伊德尔河边飘着迷人药香的艾蒿，金色落日下的乌里雅苏台古城，末世般的火山熔岩景观，以及我们借助头灯，一边听雨滴敲打帐篷，一边写考察笔记的那些草原之夜。往昔已是异乡，因了这些文字，往昔都是美好。
——罗 新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上中下)(精)》由张勋燎著，本书选辑张勋燎先生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和研究工作55年来撰写的学术论文56篇，分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史、西南及邻近地区考古、道教考古、出土铭刻材料和古文献研究、考古学史、缅怀恩师、读书方法、其他八个部分，对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民族、宗教、水利、农作物栽培、墓葬、度量衡、金石铭刻、古籍文献、考古学学科发展史，以及冯汉骥、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四位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及中国殷商甲骨文都是人类上古文明中的成熟文字体系。《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以这三种古代文字体系为依托，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创造和使用这些文字体系的先民为后世留下了哪些文字起源传说?它们各自具有什么特点?相互之间是否产生过影响?早于文字的陶器符号在文字起源中是否起了作用?数字在文字起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各文字体系中都有哪些文字结构类型?不同文字体系中的文字结构类型是否具有共性?文字与国家的关系如何?《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在提供大量实证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非常值得参考。

在古代人类不能洞悉、也无能力控制子嗣繁衍时，追求强大生殖能力的生殖崇拜，曾是普遍信仰。植根在这一信仰土壤上，通过各种手段寻求非人间力量的佑助，实现孕育子孙的愿望，就出现了相关的巫术行为。新疆呼图壁天山深处康家石门子岩壁上，保留至今的一区大型岩刻画，生动展现了当年新疆原始居民的这一朴素愿望及巫术实践。这是本人发现、曾报导过并引发世界关注的一处考古遗存。岩刻高悬峭壁，画面距地表最高达14米，画面面积120平方米，画面人物高者过于真人，小者只20厘米上下。画面作男女媾合、女性环绕对马舞蹈、男性人物胸膛中有小人、媾合后丛生的小儿群聚欢舞等画面。岩刻下，有厚厚的火灰层。傍近，发掘过高达60厘米的两性合体石雕。山体高耸，岩壁周围溪水环绕，所在地点远离居民区，至今少有人迹，未受后期人们的增删、破坏。因而是分析、认识去今三千年前后古代先民原始思维、原始艺术、原始巫术、原始舞蹈的珍贵刻石，极富思想文化价值，也可约略窥见岩刻主人与周邻地区古代民族文化的关联。

本书在全面梳理三峡地区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一地区的时空框架；然后以谱系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三峡地区的文化过程。重点讨论了族群认同理论、以巴人为核心的三峡及周边地区古代族群的识别、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初步探讨了三峡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性。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珍品图录》主要内容：广州几十年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拂去了历史的尘封，复活了人们对于南越国的记忆。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它是岭南发现的墓主身份最高、规模最大、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彩绘石室墓，且保存完好。墓中出土了10434件珍贵的随葬品，价值非凡。以材质论，有铜、铁、金、银、铅、陶、玉等20多种；按功能分，礼乐、兵器、饮食、服饰等门类齐全。其中“文帝行玺”金印，是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古代帝王玺印之一；墓主殓穿的玉衣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完整的丝缕玉衣；青玉角杯和龙风纹重环玉佩等堪称稀世之宝；深具汉越文化内涵的青铜器更是至为难得。它们展现了一副具有原真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南越国社会历史画卷，是广州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最宝贵的见证，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是研究岭南开发史、广州城建史以及秦汉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这本书有助于打开一扇窗口，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有大量的发现，尤其是近年来卞家山、庙前和庄桥坟等遗址的大量出土，为进行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提供基础。刻画符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意义重大，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对于新石器时代和有史早期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思维性研究也具有很好的研究可行性。然而，囿于历年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资料的发表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需求又较为迫切，因此，全面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资料并将之发表出来，就成为一项富有学术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填补了国内良渚文化刻符系统研究的空白，拓宽和深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思路与内涵。全书收录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554件，符号总数为656个，包含3000余张精美出土文物图片，以及相应的拓片、摹本。收录范围空前广泛，涉及遗址众多，尤其是在许多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的情况下，诸多重要的器物符号能够首先出现在这本图录中。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套装共6册)》为套装书，共6册。分别是《遥远的村居》、《文明的实证》、《湮灭的古国故都》、《神巫的世界》、《神圣与精致》、《饭稻衣麻》。《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套装共6册)》讲述了：对良渚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其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深化对良渚文化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