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伪经，相传是非佛所说、没有梵文原本而冠以"经"的名义的佛教著作。中国佛教疑伪经的撰造起于东晋以前，东晋时释道安始在其所撰佛经目录中设立"疑经录"一类以著录这些经典。从东晋到隋唐，中国佛教疑伪经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编撰的佛教经录著录了大量的疑伪经典，其目的是为了将这些经典排斥在藏经之外，大量的疑伪经因此亡佚。然而，中国佛教的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疑伪经的传播，由此也成为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考释民间信仰的集体记忆，其意义甚至超过了正藏佛经。而由于资料的分散、历来遭到禁毁和不受重视等原因，疑伪经的搜集、辨别十分困难。
本书作为一部"综录"，顺次叙录了300余部见载于中国历代佛教经录疑伪录中的经典，对其存佚、内容、文本流传过程等进行考察，并编制索引以便学人检索，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本研究疑伪经文献的基础性的工具书，在佛教文献学上建立起一个新门类，也为其他学科比如民间信仰、仪轨、民俗研究提供了资料导向。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当代著名古文字学、青铜器学和考古学专家。早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毕业后执教燕京大学，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后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有《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等数十种著作。

清世宗雍正（1678—1735）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三位君主，庙号世宗，年号雍正，人们一般习惯称其为雍正皇帝。他四十五岁时登基，在位仅有十三年（1723—1735）。雍正可以说是清代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位皇帝，在清代官方档案中的雍正与民间传说中的雍正南辕北辙，评价两极。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传说与历史记载中究竟有几分事实的真相？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于2009年10月7日隆重开幕。此次展览还首次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展了三十七件有关雍正的文物，也是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第一次联合举办文物展览，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所以广为世人瞩目。
本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分为两大部分：一、雍正皇帝的一生。此部分又分为八个专题，它包括雍正与皇父、皇子和君臣之间的关系、治理天下、宫廷生活、宗教信仰和传位宾天。二、雍正朝的文化与艺术。又分为十六个专题，它包括皇家出版、文化和教化宣传、皇家用器、宫廷艺术、宫廷书画、雍正及其词臣的书画、宫廷供奉画家和西洋传教士画家与影响等。此次共展览文物246件（组），它们包括有：档案、史籍、地图、肖像、绘画、书法、印章、砚台、瓷器、漆器、玛瑙、玻璃、珐琅器等。此次展览有别于过去以工艺美术为主要内容的展览，而是以雍正作为一个“人”为重心的研究性和具有开拓性的展览。
在本次文物大展的第一部分中，展出了许多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在有些奏折上一批再批，有些文字甚至超过了奏折上的文字。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亲笔批写的奏折竟达数十万字，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也可堪称仅此一人。其中有一件批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雍正写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他在批陕西凉州总兵官朱可进的奏折上写道：“知道了。用心做好官，操守要紧，不要仗着功劳，放纵如隆科多也，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朕，负朕深恩，揽权柄，作威福，不堪的人。（下略）”雍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恩威并施。此次展出的雍正硃批谕旨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首次公开展出。这些大量的硃批谕旨文字，正如后来《雍正遗诏》中所说的那样：“不容一息有间，是以宵肝焦劳，无日不兢兢业业也。”
在第二部分《雍正朝的文化与艺术》中，是一般观众最有兴趣观看的内容。其中雍正朝的各色官窑瓷器，真精美绝伦。在展出的九十四件雍正款的器物中，分为皇权象征、吉祥如意、文人雅趣、仿古创新和东西洋异趣五个单元。雍正对器物的品味是要“雅”、“薄”、“秀”，而“文雅”是他的第一要求。据《活计档》记载，雍正曾明确要求工艺上必须按照他的谕旨进行制作，精益求精，几近苛刻。所以雍正朝的瓷器或其他宫廷用品，在工艺和品位上确实超过了康熙朝，连乾隆朝也望尘莫及。雍正非常喜欢珐琅彩的瓷器和器皿，红地或黄地瓷胎画珐琅，绚烂而不俗艳。在工艺上明显受西方工艺的影响，但形式则是非常的传统古雅。此次大展中印象极深的几件珐琅彩画瓷器有：柳燕纹碗、喜报双安把壶、红地白梅花碗、黄地芝兰图盘、红地花卉杯等。
雍正朝的单色釉瓷器有仿古创新的之美。比如仿汝釉弦纹瓶、仿龙泉窑凤尾尊、仿哥窑螭耳折方瓶、仿宣德洒蓝釉盆托、天蓝釉长颈瓶、仿哥窑贯耳瓶、仿均窑莲花式盆托、花盆、炉均釉海棠式洗、仿哥窑釉古铜纹方尊等，真令人睹物而思雍正其人。另外还有许多制作精美，构思独具的铜胎珐琅器物，过目难忘，叹为观止。一个“宵肝焦劳”的“工作狂”皇帝，怎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匠心”？真匪夷所思。
雍正工书法，自皇子时期就遍临历代法帖，并深得康熙赞赏。他在用笔结构上，神似康熙书风。结字高长紧密，用笔流利劲健。但雍正书迹传世不多，此次展出扇面和诗轴各一件。在词臣书家中，此次有戴临、张廷玉、张照、王澍等人书法多件。在词臣绘画作品中，有蒋廷锡、高其佩、唐岱、邹一桂、允禧等人的作品。雍正朝时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家开始进入宫廷服务，此次郎世宁有五件(组)作品展出，其中《百骏图》，高94.5公分，长达776.2公分，绢本设色，堪称稀世名作。雍正非常喜欢工整写实的绘画作品，所以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绘画在雍正朝才有可能真正的确立了它的艺术地位，并且得到了朝野上下绝大多数人士的肯定，这也就并不使人感觉意外了。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的第一部分是展现雍正的政治生涯，而第二部分是体现雍正对生活品味的追求。这两个部分都是雍正一生的重要内容，而且两者不可分割。至于雍正的历史功过还是让历史学家们去评判吧，作为一个爱好古代艺术的鉴赏者来说，雍正的确是一个有相当品位的和近五百年来少有的“艺术皇帝”。一个坐拥天下，日理万机的皇帝对生活品味的全方位追求，或许也是他在戮力朝政后的一种心理调剂和精神寄托吧？

随着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整理，有关先秦城址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而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城址与城市始终被认为存在着紧密联系。目前，对先秦城市的研究其实着重于对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的研究，因此在资料的选取上偏向于对考古学资料的使用和研究。而城址与城市虽然联系紧密，但毕竟含义不同。李鑫编著的《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借鉴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中的一些研究视角，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这些理论方法的启发下，笔者以先秦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资料选取上试图整合与先秦城市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以期对先秦城市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关先秦城市的研究包罗广泛，笔者只是在“长时段”理论的启发下，选取了四个方面，即起源、分布、形态与功能的特征和演变。本书第一章着力探讨了先秦城市起源的原动力问题，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与经济交换中心的形成有关，并对其后龙山时代和夏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分析。第二章详细探究了城市的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某些稳定关系，对商周时期城市的地理分布格局和选址原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理论性阐释。第三章选取了商周城市形态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防御设施、政治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对其进行了专题式论述，试图揭示出这四方面在长时段的结构性演变。第四章则从较新的视角对先秦时期城市的功能特征进行探讨，详细揭示和探究了先秦城市诸多功能特征中的两点主要特征，即集聚整合功能与制度变革功能。
纵观全篇，《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对上述诸问题的探讨都基本糅合了相关的文献、考古与古文字资料，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前辈学者较少关注的先秦城市的经济因素上，这也是本书的研究主线之一。从长时段看，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交换与先秦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在先秦城市形态中，政治性建筑占据核心地位，且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在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烙印，但先秦城市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为一体的复合形态则表明，中国早期城市在起源和发展中并非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而是集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集合体。以往学者对先秦城市单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中国早期城市要想获得持续深人的研究，综合性的探讨是必然方向。本书也只是沿着这一路线进行了一番探索性工作，希望能对后来者提供一点点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石鼓文通考(竖排繁体)》讲述了：石鼓文唐初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南。约一千三百年来，因其内容和书法上的重大价值，一直受到世人的热烈赞扬和关注，对其研究更是历久不绝。在中国粲如星斗的文物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件可与之相比。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背景可追溯到1796年拿破仑大举出兵埃及这段历史。拿破仑的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占领并控制埃及，继续向东扩展，结果以失败告终。而拿破仑所派遣的学者随军远征埃及，对当地的古迹进行探察，带回了埃及罗塞塔石碑与大量考古资料，却引发出一场争相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竞赛。这场竞赛最终演变为法国的商博良与英国的托马斯。杨的两强争霸。
本书通过商博良的通信和日记，细致地重述了他破解古埃及文字的奋斗历程。书中描绘了他在短短十数年的学术生涯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叙述了他与同时代学者的往来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政坛人物的关系，与其朋友和对手的关系。读者从中可以了解这是一场没有鸣枪起跑的正式竞赛，重要的是在这场没有游戏规则的激烈竞争中，作为英雄主义者的商博良是如何在挫败竞争者的攻击中成为第一位读懂古埃及文的人的；可以了解到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知识；从中还可以发现欧洲殖民扩张与早期东方学的密切关系；英法两国在地缘政治利益的驱动下所展开的权力斗争，是怎样冲击和影响学术发展的，埃及学这门学问又是如何随着学者们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而应运产生的。
埃及文明是寻找人类文明的重要导引，而古埃及文字是破译埃及文明的最重要的钥匙，法国人商博良在1822年为整个人类找到了这把钥匙。自拿破仑出兵埃及带回罗塞塔石碑等大量考古资料以来，也引发了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竞赛。最终，形成了法国人商博良与英国人托马斯·杨的两强争霸的局面。本书通过商博良的日记、通信，细致讲述了他破解古埃及文字、战胜托马斯·杨的整个过程。

本书收录李守奎教授近年来发表的与清华简相关的二十九篇文章。既有对清华简的总体讨论，又有对清华简具体篇目的文字、历史等多方面的考释，其中又以与《系年》相关者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与前述内容相关的金文及其他方面的文章，可供相关专业的学者参考。

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人”，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人”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人(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古代民族)；广义的“胡人”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鶻，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人”基本上是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本书第一章辑北朝时有关胡人墓志考释的论文五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第二章辑有隋唐时有关胡人文物墓志研究论文四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慕容氏墓志释证》。第三章辑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5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的辨析，以及有关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的论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中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两篇，即《六至七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一、本书所收魏晋南北朝墓志，起三国之始，迄杨隋之末（220-618），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两书所未收者。赵万里书出版太早，五十年代以后新出墓志未能收入；赵超书所收墓志截止1986年，且不收隋志。本书所收隋代墓志，皆赵万里所未及得见，主要是五十年代至2003年底发表者；其余墓志，为1986年后至2003年1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于厚望，俄罗期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工994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工8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年7月25日于长春

新出土吐鲁番文献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大规模发掘之后，截止到目前为止陆续出土及收集来的文书、墓志、碑铭等原始资料。这批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80年代吐鲁番棉花厂墓地出土文书；（2）90年代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碑铭；（3）90年代鄯善县洋海十六国时期墓地出土文书；（4）2003年鄯善县达浪坎乡墓地出土文书；（5）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6）2004年吐鲁番木纳尔村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7）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村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8）200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墓志；（9）2005年吐鲁番台藏塔出土文书；（10）2005年文物爱好者捐赠一批吐鲁番文书。上述文献资料总数在五百件以上，绝大多数为社会文书，许多内容为以前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未载，故极具史料价值。本书在整理、释读上述文献资料的同时，结合墓葬的时代和随葬品的组合，力求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有关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以期超越20世纪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水平。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撰写的这部上溯历史源头、追寻华夏文明的考古学著作，炎黄子孙天南地北，神州同心。书中回望，专业和闲暇的阅读，我们共同体会到“中国考古学世纪之作”带来的厚重和愉悦。

全书共计14章，首先根据历代金陵地方志论述了金陵之形势，对其山川、河流、城池详加考证，并以历史史料编出金陵大事年表。从第三章起分代记述了秦汉以前之遗址、六朝城郭宫阙遗址、六朝陵墓、南朝四百八十寺、隋唐之遗址、南唐遗址、宋元之遗址、明代之遗址、满清及太平天国遗迹、近代之玄观祠宇及梵刹、园林及宅第等。
序
自序
凡例
结论
第一节 研究之范围与方法
第二节 参考之书目
第一章 金陵之形势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山脉
甲 钟山龙蟠 石城虎踞
乙 覆舟山
丙 鸡笼山
丁 卢龙山
戊 马鞍山 清凉山 小仓山 冶城山
已 仓山 大庄观山 直渎山 幕府山
庚 栖霞山
辛 阳山 汤山
壬 青龙山 黄龙山 赤山 方山
癸 牛首山 献花岩（祖堂山） 岩山 三山 雨花台
第三节 水系
甲 长江天堑
乙 秦淮河
丙 九曲青溪及运渎
丁 玄湖
第二章 金陵大事年表
第三章 秦汉以前之遗迹
第一节 冶城
第二节 越城
第三节 楚金陵邑
第四节 钟山汉秣陵尉蒋子文祠
第五节 青溪小姑祠
第六节 诸葛武侯驻马坡
第七节 六朝以前金石
第四章 六朝城郭宫阙遗址
第一节 吴都建邺及太初宫
第二节 六朝水道考
第三节 建康
第四节 台城
第五节 六朝都城宫城分考
第六节 萧梁一代之文物
第五章 六朝陵墓
第六章 南朝四百八十寺
第七章 隋唐之遗迹
第八章 南唐遗迹
第九章 宋元之遗迹
第十章 明代之遗迹
第十一章 满清及太平天国遗迹
第十二章 近代之玄观祠宇及梵刹
第十三章 园林及第宅
第十四章 结论
附图

本书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 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重要影响。本书是国内首次对巫鸿教授学术成果的系统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包括史前至先秦美术、汉代美术、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及古代美术沿革。书后附有访谈录、论文出处。书中插配古代美术品照片、拓片、线图，地图等图像600余帧。

The question of ethnicity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digenous and nationalist claims to territory, often rely on re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es" from archaeological remains. However, many argue that such associations of remains with past ethnic groups is hopelessly inadequate. This study calls into question how such evidence is used and what conclusions can legitimately be drawn from it. Sian Jones responds to the need for a reassessment of 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groups are identifi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critical synthesis of recent theories of ethnic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doing so, she argues for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view of ethnicity, as a complex dynamic form of identification, requiring radical changes in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ISBN：9787500469896，作者：陈斯鹏 著

《帝系新研》主要利用了近年来发表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材料以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资料，并结合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对传说时代（《帝系新研》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指的是夏代之前）的古帝王系统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 《帝系新研》将以新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为材料，对战国时代古帝王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讨论，由此考察《帝系》各族同出一源的世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希望可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历史作适当的清理，为“古典学第二次重建”中的古史传说研究部分做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整理工作。笔者同意裘锡圭先生的态度，在古史传说研究中需要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因此，《帝系新研》在史料的批判、甄别上，会大量吸纳古史辨派学者已有的成果；对于他们的不少结论，也会基于《帝系新研》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方法上，笔者同意古史辨派学者将古史传说作为“传说”的研究宗旨。

位于中美洲心脏地带的墨西哥山谷，是一个海拔1.5英里的天然盆地。早在公元前2万年左右，以渔猎为主的部落就已在此出现。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泰兹库湖的湖滨地区，半游牧的猎人们开始种植玉米、编织器物以及制作陶器。在公元前1500年时，农民们开始兴建以泥舍为主的村庄。自此文明开始飞速发展……
前赴后继而来的定居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美洲生活方式。到阿兹特克文明时，这种生活方式在艺术及社会方面均达到了宏伟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