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是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倾心之作，是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

《夹边沟记事》从2000年春季被《上海文学》开始连载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册《夹边沟记事》，但其内容不全是“夹边沟”，还有几篇作者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故事，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现在花城出版社要重新出版《夹边沟记事》，且恢复了它的原名。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朝鮮向來是個外人難以深入、臆測的一個祕密國度。
夜空中，整個朝鮮地區都是黑的，那黑暗訴說著人民深不可測的痛苦，有時卻又穿插著零星微弱的希望曙光……

與燈光閃耀的南韓相比，北韓好似黑夜與白晝。在這裡，飢荒奪去了數百萬人的性命，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崩潰，醫療機制失敗，人們習慣於行走在要跨越屍體倒臥在街頭。

朝鮮曾遭受兩次悲劇。第一個是朝鮮半島分裂的二戰結束時（史達林安扶植金正日作為蘇聯在朝鮮的代理人），第二悲劇是蘇聯的崩潰（在後蘇聯時代，朝鮮遭受短缺，電力，自來水和食物）。金日成和金正日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的一種痴迷的支持，自我監督的社會。本書透過生動地描寫六個勇敢的叛逃者的悲哀生命，投射出現實生活中集權主義的本質。

《我們最幸福》作為一個故事它確實引人入勝，但實質上則作為一種政治信息的描述：看這個極權主義鎮壓下可怕的朝鮮共和國是如何成功地讓人民對外部世界完全一無所悉，以及他們如何避免內部政權的垮台？其中究竟暗藏了什麼樣的詭計？

從六名平凡百姓的生活中，我們對北韓有了超乎以往的認識。

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當書中的一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一個活動而言，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

《漂泊》是近年来最有意思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原生态的采访记录，作者名之曰“边缘人采访录”。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有些“问题”的。书中的几十个人物，表面上看确实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正是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构成了坚韧的、沉默的、卑微的中国“人民”。“主流”与“边缘”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
“主流”是少数，而“边缘”却是多数。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与其叫“边缘人采访录”，不如叫“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
被采访的主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杀手、神医到乞丐、酒鬼，从卖笑小姐、买欢客人到流浪画家、民间艺人……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不熟悉却又似乎很熟悉的世界。主人公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表达在我们听来，也许如同天外来客，也许如同家常便饭。他们或者愚不可及，或者绝顶聪明，或者年轻得像一张白纸，或者饱经沧桑像一颗老姜。当９０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悠闲地坐在咖啡馆里醉眼蒙 地看着玻璃窗外的灯红酒绿时，８０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廖亦武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间、走向底层，集数年之心血完成了这部“中国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采访”。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不仅是廖亦武（老威）一个，而是他与采访者们共同用心灵完成的。
《漂泊》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只不过苟延残喘到了“这个时代”而已，他们的意义更多的是“文献学”和“考古学”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参与和创造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表达。例如，所谓的“三陪小姐 ”，她们当然是“边缘人”，但从人数上看，她们已有数百万、上千万之众，绝非“一小撮”。而我们对她们除了蔑视以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态度。因此，我很敬佩采访者对她们的关注———她们与我们一样，是可怜又可悲的“人”。倾听她们的声音，比起飞天玄妄地在书本上谈论“自由”来，才是真正地向“自由” 表达敬意。书中有一位“三陪小姐”坦率地说：“我没文化，更没本事，大道理讲不出来，只希望平平安安度日，多挣些钱。”在谈到未来时，她说：“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看一个人如何理解“小姐”，就可以看出他（她）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有道德至上主义者的方式，有实用主义者的方式，也有人本主义者的方式。我能够感受到，老威采取的是后者。对于这样一些本真的表达，我们用不着进行任何价值评判和理论分析———我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
时下，知识界津津有味地谈论关于后现代、后殖民、国学、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宏大的话题。我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大而无当的话题与特定时空中的“中国”无关。这些文章是夹杂着英文的方块字，印在苍白的纸上。相反，我愿意对老威的选择和实践表示衷心的敬意。这一“非新闻”甚至是“反新闻”式的记录，因为真实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写诗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所以天赋极高的廖亦武放弃了写诗。然而，这些底层民众充满悖谬的、最清晰却又最含混的表达，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接近了诗歌。

《大逃港》内容简介：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本书系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合集。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社会联系日益脆弱，连一般家庭的30-40岁的人也感受到了孤独死去的阴云笼罩。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此书，将当今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人们的临终惨景呈现到大家面前，呼吁社会的警醒和反思。

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杨显惠在本书中以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失重”故事，作者杨潇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思考者、幸存者、信仰者、流浪者，他们外在的生存状态和内在的心理世界。这些苍凉悲歌而又饱含深意的瞬间，像是个体的不幸，又像是一代中国人无法躲避的命运。作者深情而又节制的文字，更能触发我们的感受与思考，这世间苦难深重，我们应该如何诚实地生存。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吸烟室的故事》等等。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 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 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本书精选了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涯中最为杰出的非虚构作品，叙述了十二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写出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分为“卑微者”、“出生地”、“生死课”三个部分。其中，侧重于写底层人物对磨难与困境的挣扎，还有新旧一代关于故土的矛盾与争夺。更从无数个跌宕起伏的命运 回声中，为我们呈现了一片震撼的精神与生存景观。本书中的多篇文章曾经在互联网引起轰动，但碍于版面，这些文章都未曾以全貌呈现，本书是这批精彩作品第一次以全貌形式呈现给读者。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如此生活
CCTV、凤凰卫视专题报道，杨锦麟作序推荐
以真实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一个消失中的民间中国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近二十年持续跟拍记录
豆瓣5000+评价8.8分
在中国民间，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河南新野，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家地理》记者马宏杰深入新野耍猴人群体，跟随他们扒火车、露宿街头，记录他们日常遭遇的酸甜苦辣和命运的流转变化。
耍猴人杨林贵，耍猴二十余年，到过黑龙江、西藏、海南，也到过越南、缅甸、俄罗斯，在景德镇，一个16岁的女孩看完猴戏，对他说：“老爷爷，你这一生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杨林贵听后，那天一路上都很开心。
耍猴人乔梅亭，靠耍猴赚的钱帮助五个弟弟相继成家，自己终生未婚，却被弟弟们认为他有所偏袒，自己为了养老存下的18万元也全部被人骗走……
耍猴人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街头耍猴时，被当地森林公安局无理刑拘一个多月，一只他们赖以为生的猴子在被公安局没收后死亡，他们自己也面临着“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的指控……
此外，还有女耍猴人、当过国民党特务的耍猴人、给猴戏做道具的手工艺人……耍猴人的故事如同中国社会的一个切面，他们的时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马宏杰用持续二十年的记录为我们作证，就在不久之前，有人曾如此生活。

一套失落民间的相册，引发了摄影界、学术界的无尽话题，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生动标本。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留影，从1907年到1968年，福州的叶景吕先生从二十七岁到八十八岁，每年一张，一张不少，整整六十二张，还有他 1901年单独的照片，及1906年的结婚照、结婚四十年和六十年时和夫人的合影。每张照片下面或上面都有他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从第一张清朝的长发蓄辫到民国的长袍马褂，一直到新中国的列宁装，照片的主人公也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矍铄老者。一张张照片，忠实记录了这位同胞从风华正茂走向人生暮年的完整过程。
一年一照，是人生的仪式。一站一坐，年度交替，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六十几张照片，叶景吕的目光始终淡定从容。他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起大落，但他对世间的勇怯强弱、进退疾徐洞若观火。正是这种内心的充盈和强大，人格的独立和坚定，才造就了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恬淡与笃定。他的一生，没有奇迹，也从无荒诞，点点滴滴，时时刻刻，让身边人都享受着与他共处的阳光与温情。
“叶先生安息四十年后，我偶遇了他，不惑之年的我，也重新认知了自己和生活。”对这套照片做出详尽考证工作的收藏家仝冰雪说。
肖逢先生的“私人编年史”进入到1998年，以兼并、破产为主要方式的国企改革“攻坚”阶段，在这一年的搏杀尤其惨烈。他所在的钢铁厂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并上演了一出悲剧：“我去了车站，看见全厂大部分职工和家属以及很多周边居民聚集在铁路两旁。路基下，武警部队陆续开来，本地警方在维持着秩序，一些工人和家属给现场的人们送来开水。停止行驶的列车没有开门，旅客们很平静地看着外面这沉重的一幕。没有人来协调劝解铁路上的人们散去，等到武警部队集结布置完成，指挥的高音喇叭响起，我们最不愿看见的事终于发生了……当天晚些时候，铁路恢复了通行。”
前不久，我参加杨葵老师的新书《过得去》读者见面会。他当年编辑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正版销量将近二百万册。那个年代，中国家长望子成龙之切，让我突然联想到肖逢老师文章中的一段话：“破产后的厂里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孩子们读书普遍用功了。重工业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数子弟校的教学水平比不上地方，加上厂里劳动密集型的用工机制能完全解决子女的就业，读大学本不是必须的选择。也许是破产和“铁路事件”给所有人都烙下太深刻的伤痛印记，促使孩子也懂事了很多……”
《北京四中》一文，是诗人北岛的个人回忆录。“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过后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经历了两年的荒诞岁月后，他们又被裹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联大八年》是上下两册旧书，由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除夕社”所编，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出版。六十年前西南联大学生记录下的一百零二位教授，应该是最“原生态”的西南联大研究资料了。
对于研究回顾西南联大来说，这两册小书是珍贵的史料。收藏此书的张家荣老师说出对其的观感：
一是真实的教授。这些教授走着坐着、笑着骂着，支持或反对，学问或者政治，都在学生的面前一一展现，令人感佩。
二是真实的文字。虽是联大教授的小传，但应当是我看过最有趣也是最好的人物小传（所见有限），不是新八股，没有ABC，没有一二三，感性文字，感性人物。里面的人物以细节示人，使人的形象一下子就出来了，与当下介绍人或者名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稍稍对比一下就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写？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三是真敢写。写这些教授小传的多为学生，有的很言辞很激烈，有的还用不断的反问，有的很冷静，有的很幽默，不但语言风格不同，而且里面人物风格和政治观点也不同（他们居然都能很好地相处）。还让人有点感慨的是，这些“同学”所写的教授，有的还是当权的人士，喜笑怒骂，居然不“害怕”报复。
四是编者的执着。这两种小册子印制恶劣，错字漏字不少，字迹模糊，纸张也很差，看不清楚，为了录下来，我连猜带蒙，费了不少时间，大致也就是目前这个样子了。但是当看完《后记》的时候，就会由衷地佩服编印者，并向他们致敬。
“那部分‘联大精神’失掉，实在太可惜了。”他说。
仓央嘉措活佛的诗如今风行坊间。而在《仓央嘉措圣歌七十首》的译者龙冬先生看来，“从历史背景和他生活信仰中剥离出来的仓央嘉措，已经变成一个‘情圣’ 了。这是对他的误读”，“仓央嘉措同他的作品，是现实、历史、文献、愤怒、沉痛、讽刺、隐喻、批判、孤独、压抑、冤屈、厌世、反抗、沉郁、缅怀、坚韧、信仰、感悟、意念、叛逆、理想、矛盾、宿命、率真、早熟、敏锐、豪放、焦虑、敏感、慈悲、预言。他无所不包，唯独不是一个‘情圣’”。
本辑藏书票为李晨老师绘制《鲁迅与他笔下的人物》。

这是一些女性的故事，由另一些女性书写；

她们和她们，斑斓多姿，道路各异， 却连在一起。

《人物》杂志女性报道集，记录女性的此时此地此身。

她们遭遇困境，她们奋力挣扎，她们历经苦难而保有天真；

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

她们把自己作为方法，寻找女性心灵深处的共振；

她们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勒出自我生命的轮廓。

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

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