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这部小说堪称他的“西班牙内战亲历回忆录”。在西班牙内战中，他参加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组织，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战争的艰辛、民众的热情、局势的变幻、媒体的歪曲、信仰的危机等等，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战争经历，让人们从事实的角度去理解战争。在诉说自己感受的同时，作者冷静地剖析了战争的表象与实质，传达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主题思想,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意义,是让人们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本书文风简洁凝练,在静默的言说里蕴含着巨大的动人力量。

乔治•奥威尔可谓是20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妥协的语言，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争，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本书收纳了作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与文学随笔共14篇，其中包括较为著名的《所谓欢乐，不过如此这般……》,《猎象记》，《政治与英语》，《回顾西班牙内战》等，以及他不太为国内读者所知的文学随笔，如《查尔斯·狄更斯》，《拉迪亚德·吉卜林》，《置身鱼腹》，《我为什么写作》等。对初涉奥威尔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好的入门读本；而对奥威尔烂熟于胸的读者来说，《我为什么写作》将是一部珍贵的合集，无价的文选。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则入骨三分的反乌托邦的政治讽喻寓言。农场的一群动物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动物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论家如是说。

《儒教与道教》内容简介：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由于《儒教与道教》的研究而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对世界各主要文化的经济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并将它们与西欧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同时从“物质”和“观念”因素方面论述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原因。《儒教与道教》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必引的名著之一。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我并不擅长理论。以下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在此，我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
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为卢梭1753年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撰写的论文，出版于1755年。在书中，卢梭阐发了自身的政治哲学，为《社会契约论》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不同于同时代哲学家的乐观认识，卢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作进步与退化的矛盾统一体。他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材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象，回顾了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的进步史同时也是人类的堕落史，因为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即加深一步。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环节。
这个译本根据法国学者勒赛克尔的评注本译出，书中有大量解读性质的评注，书前有勒赛克尔撰写的《让-雅克·卢梭：生平与著作》一文，可帮助读者全面把握卢梭的生平与思想。

作者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全书共分8个部分，主要讨论了著名思想家维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赫尔德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法西斯土义到民族主义等思想的兴衰或变迁，阐释了在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扭曲的人性。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这部作品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
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 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第三章 政府观点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英汉译名表

《保罗·策兰诗文选》是策兰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收有策兰不同时期的上百首精湛诗作，多篇著名获奖演说辞及散文和书信，另附有策兰生平与文学传略等。

《里尔克诗选》收入的《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是里尔克晚年呕心沥血的杰作，也是20世纪诗歌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继《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费舍尔追朔了从中世纪以来德国文化中的反犹现象，及其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种学等多方面的历史渊源……费舍尔对于一手材料及二手材料的融合可谓驾轻就熟，他能够将各种文学题材糅进一部非凡的学术著作中。

《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一版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编辑，在蒙达多里出版社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丛书中出版。除了给予这本书以书名的那篇文章，这个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文集包括了三十五篇绝大多数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文章（只有四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谈论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并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卡尔维诺有重要意义，或是激起他的钦佩的作家—从荷马到格诺。
这一版的《为什么读经典》完全重印了该书的第一版，包括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签名的卷首语。书中转摘了卡尔维诺在1959年春天为回答《新论点》杂志向当时主要的意大利作家提出的“九个问题”而专门写的答案，作为作者的前言。将卡尔维诺在1959年的喜好——这些喜好仅仅用一句短语（“我爱……因为……”）来说明——与他相同和随后年代的文章里那些经过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喜好（特别是关于相同的那些作者）加以对照，作者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

乔治·奥威尔不但是最著名的反极权小说的作者，还是著名的英语文体家、第一流的散文家以及头脑清醒、目光犀利的文学评论家。《我为什么要写作》选入作者《如此欢乐童年》等著名忆旧、纪实作品以及《我为什么要写作》、《政治与英语》等著名论文。

本书对当代西方研究民主国家的五大学派——多元主义、新右派主义、精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多元主义——分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考察了它们的理论起源、方法和价值、主要优势和缺陷。特别分析了它们了关于政治压力和动员的模式、国家组织及政治危机的理论。在对学派之间的区别作出简明提炼的同时，作者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出现于每一种传统中的共同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方法，说明了各种理论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评价它们的正确方法。
就其覆盖的理论范围和对案例的运用而言，本书是第一本真正的政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著作。

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为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就是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徳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漂亮，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慰藉。

本书是德语学界近年讨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作者从福利国家制度的规范性理念出发，指出西方社会面对工业化衍生的问题时的引导图像，如何形塑了各国社会政策的历史独特性。
福利国家一方面协调劳资关系，保障经济企业功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所有的公民拥有社会保护权和享有权，形成人权保障的规范性基础。同时，作者从德国学者传统的「国家－社会」观点，探讨六个主要国家的福利生产制度安排，阐明其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现今的形态，从比较性的观点凸显德国及欧洲自身的特色，点出「欧洲社会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与纯粹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借着这个分析架构，作者试图回答在全球化与欧洲整合的挑战下，欧洲福利国家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19世纪中期，在中国有一位年轻、富裕而且非常西方化的纨绔子弟金福，他冷漠无情，厌倦生活，听不进他最忠实的朋友加老师王先生的真诚相劝。在金福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股票下跌，已经破产了。于是他给自己买了份高额人寿保险后准备自杀。但他没有勇气，只好把自己托付给王先生，并与他签定了一份自杀协议书。出于礼节，王先生同意在人寿保险协议终止前杀掉他。
此后，金福经历了一连串曲折的经历，每次都希望自己能死掉，结果却屡屡失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破产，同时也收到王先生的来信，说自杀协议书已经被转交给一名杀手老孙。金福立刻出发去寻找王先生与老孙，希望能在杀手动手前，取消这个协议。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金福深刻明白了生命与幸福的真谛，可就在这时，老孙手下抓住了他。金福被蒙住了眼睛带到老孙面前，等待命运的安排……
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在本书中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的中国式生活，他把各种文化、历史、社会、语言等信息和评论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部集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