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ocumentary about the corrupt health car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 main goal is to make profit even if it means losing people’s lives. "The more people you deny health insurance the more money we make" is the business model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in America.

斯宾诺莎读本，ISBN：9787802112810，作者：（荷）斯宾诺莎 著，洪汉鼎 编

本书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要著作之一。
本书阐明了文明的涵义，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并指出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急起直追。
本书体现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和现实精神，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日本资本主义初期的政治思想状况。

福泽谕吉（1835---1901）作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创办者，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一万日元之上的人物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本书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福泽谕吉和日本政府的关系。福泽谕吉是“官民调和”的主张者，他认为政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诉诸镇压和强迫，人民也不应该只想着攻击、打倒政府，因此他呼吁的是双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是在现实当中福泽谕吉的学说、事业乃至个人行动都曾受到过来自日本政府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因此在战前日本有着诸多负面评价，直到战后的日本被迫接受来自美国的民主改造之后，福泽谕吉才获得了平反，成为当下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

在本书中，作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思想和原则进行的精彩的介绍。尽管没有一种一致的反联邦党人思想，作者还是力图找出反联邦党人思想的根本之处，并揭示出反联邦党人的三个核心考虑。具体来说，它们分别是：人民对政府的自愿依赖，因此带来的人民对法律的自愿遵守；政府对人民的责任；以及何种类型的公民会坚持共和同政府。反联邦党人面临这样的困境：既要支持强大的美利坚共和国，又要维护较小的进行自我治理的共同体。在本书中，反联邦党人立场的矛盾之处第一次被系统地加以讨论，作者 全面阐述使我们得以重新理解反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主题和紧张所具有的持续影响。

《联邦党人文集(共4册)(英汉对照)》主要内容：宪法既是政府的一种积极的工具，使统治者能够管理被统治者，又是对政府的一种约束力量，使被统治者能够制约统治者。美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被美国学者看做国家之心脏。 作为一部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宪政名著，《联邦党人文集》在西方立宪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部极为出色的论战性巨著对宪政理论作了详尽的阐释，从学理上、经验上和历史上极具权威地对美国宪法的总体设计和每一项重要条款都作了审慎的探究和精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美国宪法“实质上的优点”。这部文集对政治文明的突出贡献是灵活地运用当时“新兴的政治科学”原理全面说明了美国宪法的诸项原则，并使这种先进的宪政理论转化为美国民众的公共知识和公共观点。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讨论了各种制度理论之间的异同，评述了关于组织的制度研究的历史以及最新进展．并明确了其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所提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以及制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评述了经济学，社会学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探讨了符号、关系、惯例、人工器物等对各种制度安排的传播。讨论了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实践意义。《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制度理论、组织理论、组织社会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将给出一种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在过去20年中，我一直专注于研究制度问题；尽管如此，在一些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探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变迁方面，要比我冼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大部分分析的重点在于明确厘定制度的含义，弄清制度与组织的区别是什么，并厘清制度是如何影响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
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今天，象征着某种国际正义的“人权”正为无数理想主义者们所青睐。它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更美好的人道主义社会的图景。尽管人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植根于历史与文化深处的普适价值，塞缪尔·莫恩却指出，这一激发了诸多社会运动的理念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为人熟知的。在《最后的乌托邦》这部颇具开创性的作品中，莫恩试图阐明人权观念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问题，并对人权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不确定的未来做出了有益的追问。
对一些人来说，人权的理念必需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或至少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抑或二战后问世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在重新审视了充满戏剧色彩的人类道德史之后，《最后的乌托邦》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人权是在1968年之后才开始作为正义的诉求对民众产生影响的。无论是在东欧还是西欧，北美抑或拉美，作为某种社会行动主义与政治辞令的人权，在短短几年内便穿过联合国的走廊来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莫恩认为，正是在早期政治乌托邦的幻灭之后，人权才得以实现其当下的成就。当国际法逐渐代替人民斗争和流血冲突之时，个体权利的道德观也将取代政治幻想。但是，当“人权”超越人类希望的标语而进入充满纷争的政治议程时，我们必须持有更为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自然法”的观念，在西方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这个观念历经演变，时隐时彰，但始终是西方思想的一支主流，对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伦理各个领域，有历久弥新的影响。本书是英语世界中讨论“自然法”的经典著作。凡对西方思想之本源及政治理论、法律理论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此书。

该书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与全面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主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一系列其他或重要或次要的思想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同时通过广泛征引他们的论证也凸显了其个性。主编及其他参编者均为国际诸多领域的杰出学者，有法学、政治学、文化、宗教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该书一方面考察了诸多观念所处的古代语境；另一方面探讨了这些观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观念在现代仍有回响，或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因而这部行文明快的著作，对于读者，将长期成为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治理与共同体思考的便捷的权威指南，进而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在本书中，福柯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一是“畸形人”，它不是指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是对法律构成了障碍，使法律陷入困境的案例；二是“需要改造的人”，即某些桀骜不驯者，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等等；三是“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应从身体快乐原则出发，批判压抑理论，并将矛头指向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

作者1978-1979年的演讲。本书分析了市民社会相对于社会治理的多重角色，它既相对自主，同时又是治理干预的对象。由此，市民社会决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自由治理的相关物。

作为一种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诉讼为民众提供了争取权利、实现正义的平台。但行政诉讼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被移植到中国之后，也存在着幅度巨大的重构、调整和变异。《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所研究的是中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与功能。经过对行政诉讼的内部运作、外部机制、集团诉讼和乡土法律人四个方面的考察，作者集中阐述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多中心主义司法的特征。
由于中国行政诉讼中充满着控制与自主、规训与自由、“法律治理化”与“公民个体主义”相互激荡，中国的法律现代性也因此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面貌。中国行政诉讼的规范性、治理化和官僚化三个层面并存于同一时空，相互交错，彼此影响。行政诉讼如何回归其规范性的本质将是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是罗伯特·吉尔平教授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此，他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用以思考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世界秩序的变革的动力与根源。
自本书初版至今二十余年间，吉尔平的观点面临着来自国际形势激变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但是它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有关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其作用“不是对政治变革作出精确的科学解释，而是充当整理和解释人类经验的分析工具”。因此，本书堪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农业市场和食品工业中小农阶级的地位、作用和重要住，指出小农境地的特征是为追求自主性而进行斗争，并创建和开发一个自我控制的资源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小农阶级远没有衰落或消亡，恰恰相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而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作者通过横跨30年时空的研究，为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提供了独创性的、发人深省的洞察。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