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如果一场政变的威胁是短暂的，那么，制定不那么亲多数派政策的承诺也许就不可信。令人信服地改变政策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只有通过制度变革——一场政变，或更为普遍地说，向一个较不民主的政体的转变——才能实现。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基于三十多年的观察，罗伯特·杰维斯在这本引起争论的书中推断，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政治学理论，其基础是错误的。从复杂理论的视角出发，作者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我们行为的非故意后果是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测的。这本书所引入的富有说服力的新概念，不仅有益于国际关系理念家，而且有益于所有对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
利用形形色色的学术研究和大量富有启示的实例，罗伯特·杰维斯向人们表明，“系统效应”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重要但又常被忽略的部分……他的洞见也会激发那些对其他社会问题感到困惑的人的想象力……从总体上看，《系统效应》的寓意使人清醒而又富有价值。
——斯蒂芬·M.沃尔特 《大西洋月刊》
《系统效应》是一部重要和适时的著作，这几乎没有疑问。不仅外交官，而且所有面对决策任务而又无法确知替代行动后果的人都应该仔细研读这本书——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读者群。
——齐格蒙·鲍曼 《泰晤士文学增刊》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晚明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改朝换代巨变。由于朝廷体制的松动，文人思潮活泼、多元而富批判性。艺术家与政治的关系诡谲而复杂，各种景况造成了画坛空前的大震荡。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画家及其令人震撼惊异的绘画图像，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绘画到了晚明时期，无论在形式的发展、内涵与意义的丰富性以及实践上，都已经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复杂程度。

朱元璋推翻蒙元政权，建立明朝以后，却也带来了一段腥风血雨的统治，许多文人画家都落得了身首异处的凄惨下场，形成明初画坛的空白时期。本书探讨明代初期与中期的绘画发展，除了讨论明代画家如何赓续元代的绘画成就，寻求创新之外，也探讨了宫廷绘画与浙、吴（苏州）、南京等地方画派的表现及其发展。书中对于画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绘画风格的关系，也有极为精彩透辟的讨论。

人無法兩次踏上同一片河水，因為江河日下，
但當代人卻可以兩次踏上同一座江城，因為何偉。
一個小城的故事，
一部中國人都未能體察的底層心態史，
在中國，一切堅固的都將灰飛湮沒。
繼《尋路中國》、《甲骨文》之後，
《消失中的江城》重新浮現。
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說：「人無法兩次踏上同一片河水」，因為江河日下，水會流動，當下的時光也會消逝。但當代人卻可以兩次踏上同一座江城，因為何偉曾在揚子江上生活，費時兩年書寫四川涪陵。在幽緩的時光流程中，在變動劇烈的城鄉景觀內外，何偉依江而居，感受與學生和涪陵人相處的日常點滴，書寫出一部連中國人自己都未能體察的心態史和底層故事。
1996年夏天，27歲的何偉抵達中國長江邊上的一個小城：涪陵，以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的身分在當地的學院教兩年的書。自1949年以來，當地人就未曾有過美國人在此生活的明確記憶，縱使何偉的姓名極為常見，但他仍是這座四川江城數一數二的外來陌生人。原以為這將是一個平靜的兩年，何偉卻發現他闖入了一個與他的文化和個性全然不同的社會之中。
「這趟航程就像一個夢，夢裡盡是安靜的河流、滿是迷迷糊糊入睡的乘客的艙房，以及從幽暗的長江升起的城市燈光。而涪陵就像一個暫時打斷這場夢的地方。」------何偉

榮獲2010年度
經濟學人十大好書。
亞馬遜書店百大好書。
紐約時報百大好書。
通過什麼來了解中國？何偉（Hessler）這一次選擇了汽車。嘟嘟——這個紐約客記者租了一部美國產的切諾基吉普車，開始了他的尋路中國之旅。在第一部裡，他選擇了沿古代中國橫貫東西的城牆而行（沒錯，它今天被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塑造為長城），這裡崎嶇難行，本非道路，古老頹敗的城牆承載了古今殊途的意涵：古代它是中國抵禦胡人的工具，今天抵禦胡人的城堡沒落荒廢，人們沿著新修的路去了南方尋找機會。第二部裡，汽車潮和旅遊熱沿著新開的道路湧向了長城腳下作者居住了二載的一個鄉村，他透過這個叫做三岔的村莊，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新興商業力量和傳統政治力量如何左右它，如何左右這裡的村民。第三部裡，他沿著十車道高速公路來到一個個南方雨後春筍般混亂成長的工業城市，圍繞著一台山寨版胸罩調節扣機器發生的諸多有趣故事，他明白了什麼是中國版本的工業革命。還有什麼比這更不可思議呢？一座座山被削平變成了工廠，種植柑橘和小麥的手開始給女人做胸罩，成功就在眼前，如果不沿著路往前走，就無法抵達，而更主要的是，他們已經無法返回。
本書最打動讀者的是對眾生深入到本質的刻畫，何偉真實再現了這個時代裡很多中國人特有的空洞感：周遭變化太快，應接不暇，為之所累，而迅速的變化也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簡言之，這不是一個關於汽車和道路的故事，而是一部處於瘋狂移動狀態中的國家的浮世繪，更是一部中國如何被莫名快速的力量所驅動和駕馭的深入記錄。是的，在中國，每個人都在路上。
「誰能弄明白這樣一個世界？」
我們向正在努力尋找答案的何偉表示感謝。

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宇宙是怎样运行的？这些都是人类经常提出的问题。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我们都希望可以对这个神秘国度有更深入的认识。《解读宇宙》将为天文爱好者拆解种种谜团，节目将会探究宇宙的基本要素，发掘连串迷人的天文现象，以及解释其成因。节目旁述Mike Rowe将带领观众了解宇宙的结构、太阳系、银河系等。《解读宇宙》与观众一同探索这个奥妙神秘、浩瀚无边的宇宙国度。

本书是当代职业科学史家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教材，旨在提供一幅“全景图”，以满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的需要。本书阐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总是一成不变地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循着科学和技术的沿革，从史前期直到当前，查找出说明两者有时结合、有时分离的那些史实，检讨那种技术即应用科学的流行观点。而且证明：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下向前发展的，而且在智识上和社会学上都是如此。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摒弃了‘‘欧洲中心论”的编史学观点，以全球视角详述了中国、印度、中南美洲和近东帝国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
本书获得2000年度美国世界史协会图书奖，除中文版外，还被译为德文、土耳其文、韩文出版。

Tom Joad returns to his home after a jail sentence to find his family kicked out of their farm due to foreclosure. He catches up with them on his Uncle’s farm, and joins them the next day as they head for California and a new life... Hopefully.

After the insane General Jack D. Ripper initiates a nuclear strike on the Soviet Union, a war room full of politicians, generals and a Russian diplomat all frantically try to stop the nuclear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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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animated short film by Alan Barillaro

我們所倚賴的工業社會，正是讓人類生病的飲食源頭！
美國飲食界的良心與革命者麥可．波倫
揭開餐桌上的陷阱，追索每日的飲食選擇，
如何決定你與世界的未來！
吃，還是不吃？這是21世紀雜食性動物的兩難。
肉食動物吃肉，草食性動物吃草，而人類作為雜食性動物，到底要吃什麼？
要選擇有機蘋果還是傳統蘋果？該購買野生魚還是養殖魚？
該吃低卡布丁或代糖餅乾嗎？封殺澱粉類食物的減肥法到底對不對？
人類透過飲食，將自然轉化為文化，將自然界的物質轉化成我們的身體與心智，也讓自身與萬物共享一切關連。數百萬年來，人類已把對食物的嘗試，融合成一套套飲食禁忌、儀式和食譜，讓我們避開有害的食物，攝取有益的食物，免去雜食者進食上的難題。
然而，20世紀後半，在工業化食品和不成熟營養學的推波助瀾下，人類創造了新的食物鏈。餐桌上的食物與它的源頭越離越遠，而人類則萎縮在工業化食物鏈的末端，喪失與自然之間的原始記憶，更無從判斷哪些食物該吃，重新面對雜食者的難題。
麥可．波倫為了「完整了解一頓餐食的因果關係」，以記者的追獵精神，沿著現代人主要三條食物鏈：工業化食品、有機食物和野生食物，從產地一路追蹤到餐桌。他深入農場、研發室、養殖場、加工場到賣場，親身觀察與訪談，如偵探般揭開現代食品的面貌。
這是深度的調查報導，是趣味的科普作品，更是優美的自然文學。它是一本關於飲食樂趣的書，越了解飲食，才能越享受飲食。
劃時代飲食意識覺醒之書──是寫實、深入的關鍵報告，也是無比豐美的飲食寫作
為現代人面對的飲食難題，提出最鏗鏘有力的建言！
※本書為《到底要吃什麼？》全新譯本

从“独裁的阶级社会”到“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现代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意味着生活方式、育儿方式的改变。如何在尊重孩子、给孩子平等自由的同时，让孩子尊重规则、承担责任、赢得合作，这是现代教育的基础课题，也是现代父母要面对的永恒挑战。——这段赫然印在题词页的话，正是德雷克斯创作《孩子：挑战》这部家庭教育代表作的核心理念。
《孩子：挑战》中推荐的方法是基于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生活哲学理念及人类生活观。基于此，德雷克斯在书中倡导：既不建议家长纵容孩子，也不建议家长严惩孩子，家长要学习的是如何成为孩子的合作者，有方法了解他们，有能力引导他们，不让他们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也不让他们在家里感到压抑和窒息。
每一位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时，要赢得的不是挑战，而是爱和尊重，以及相伴中的彼此成长！《孩子：挑战》，不仅能带你一步步跳脱出来反观自己的育儿方式，也能帮你用科学的心理学知识了解自己的个体情绪和行为，学习永不嫌迟！
【媒体评论】:
这是本让我开悟的书，明白了一件令我欣喜若狂的事情：孩子的每一次挑战，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机会——只要我找到相互尊重的正确方法，一次次的化解过程，就是在一步步帮助孩子培养出自律、自尊、自信的好性格！
——甄颖 美国正面管教导师&《孩子：挑战》译者
《孩子：挑战》终于要揭开面纱，走入大家的家庭啦。我的诚恳建议是，这是个和爸爸共读书的好机会，如果说爸爸们过去觉得《正面管教》是祖母们写的书，逻辑性和思路不搭而不读，这本就没的挑了，德雷克斯的严谨、逻辑性和缜密中的丰富有趣案例，绝对会让爸爸们爱上它！
——年妈 年妈正面管教沙龙创始人
如今都在强调给孩子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们往往对“自由”存在太多错误的解读。“为了让每个人都拥有和享受自由，我们需要规则，规则会产生限制和责任”“自由中含有责任”“我们只有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拥有自由”……《孩子：挑战》这本写于1964年的书，今天读来仍然让我们如此受用。
——安燕玲 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亲子沟通节目特邀嘉宾
【编辑推荐】:
已为人父或人母的你，或许早已忘记自己儿时调皮、任性、噘嘴、发脾气、故意跟父母“作对”、跟兄弟姐妹打架时，心里在想些什么了。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小孩，他们表达自己心境和情绪的方式，与当年的你一模一样。
每一代的成长都会碰到这种局面——当事人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我们在这个永恒的循环里一直寻找、追忆和思索。是时候来一步时光穿梭机带我们回归遥远的童年了。只有懂得，才会理解。
谨以此书献给有终身学习态度的现代父母。

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真正思考的大门。罗伯特•所罗门教授尤以擅长授课和写作清晰晓畅著称，他不像一般哲学导论著作那样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罗列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而是完全把读者当成一点都不了解哲学，从而按照一些大问题来组织材料，叙述生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为普通读者的考虑。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哲学的殿堂，在不知不觉中熟悉哲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观点，而且很可能会对许多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真正享受思考的乐趣。
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它是对价值重要性的坚持，是对完全陷入生活琐事而仅仅随波逐流的拒斥。我们渴望洞察，企盼理解，但我们的生活被常规攫住了，不时会被那些所谓的“消遣”或“娱乐”活动分神。我们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理解的挑战、灵感，以及哲学的慰藉。我们都是借着思想而生活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从事哲学，而在于是接受一种廉价的、没有挑战的替代品，还是试图进行真正的思考。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理学名著
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艾里希·弗洛姆
“极其重要且令人深思的著作！”
—《纽约先驱报》
“极为精彩地分析了当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官能性病征。”
—《国家周刊》
“弗洛姆的思想值得所有关切人类处境及其未来者的高度重视。”
—《华盛顿邮报》
弗洛姆语录
自由是所有成长的基本前提。
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思想能成为……才能变为现实。
我们不能丧失现代民主所取得的任何基础成就，无论是最基本的代议制政府（即民选且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还是《权力法案》赋予每位公民的所有权利。我们也不应该伤害下述这些新的民主原则：任何人不得挨饿，社会必须对所有成员负责，任何人不得因害怕失业和饥饿而臣服于他人或失去尊严。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这是艾里希·弗洛姆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里程碑式著作《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逃避自由》即是弗洛姆对两次大战之后社会政治现状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判，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提出,如果民主的兴起让某些人自由，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个人感到孤立、无能为力的社会。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