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film

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愤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婺源县一场持续了六十四年的经济争端，反映了一个县级官员，是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的。
《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案。诉讼双方在这场绵延八年的官司中各展所长，用尽心思，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嘉靖法律大戏。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一个坐落于后湖（玄武湖）中的冷门机构——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了解明代的基层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却引来了无数贪婪蚊虫的叮咬。胥吏之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四个无辜的清白老百姓，是如何裹挟入朝廷斗争的。
作者力图以冷静克制的零度叙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

许多学者认为，每个王朝崩溃时，政府机器毁坏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对水利问题的忽视。由于漕运不能再进行有系统的输送，大明帝国才失去了活力，直至最后崩溃。这是真的吗？
本书系黄仁宇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以扎实的数据和考证为基础，还原明代的漕粮运输图景和漕运管理方式，并由此触及明代的政府模式、官场惯例、经济制度、地理环境、工艺技术和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它揭开了明廷依靠漕运作为国库收入主要来源长达两个世纪这一现象背后的主导思想观念，更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为何一个政治、经济、环境都远优于西方的国度，却未能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编辑推荐：
1、本书征引资料丰富，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是其重要特点。从经济角度而言，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审视，1368年至1644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中国却错过了这段使人奋发的岁月。本研究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为人们的思考提供帮助。许多学者研究，大凡一个王朝的灭亡，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对水利的忽视，大运河后来无法进行有系统的输送，是否证明了大明帝国的崩溃？史家黄仁宇在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大运河（漕运）对明朝的国家财政发挥着命脉的作用，它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的物资供应都要经过它，大运河有它绝对的历史意义。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史中的许多因素，如官场惯例、国民经济、地理环境和工艺技术等，都密切关联着漕运的运作。从明代帝王、大臣管理漕运的方法中，我们可以推断描绘明代的政治体制、政府模式、财政政策以及社会风俗和统治思想。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本剧讲述的是嘉靖与海瑞的故事。嘉靖三十九年，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奸臣严嵩（倪大红 饰）党羽密布、权倾朝野，清官海瑞（黄志忠 饰）不惧强权，敢于向腐朽封建的皇权发起挑战。皇帝朱厚熜（陈宝国 饰）练道修玄二十载，始终把控着大明朝的军政、经济大权。当时的中国经济发达，市井文化也算繁荣，但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国家大面积实施的土地兼并使千百万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严嵩的专权引起了地方各级官员的不满，“倒严”之声甚嚣尘上，从上至下、从里到外，从朝廷到地方官府，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血雨腥风。忠臣良将与乱臣贼子纷纷登上了当时的历史舞台......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