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簡史》，是唐德剛教授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 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也許可以為唐德剛作品集「民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
中國從晚 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數十年，是歷史大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轉百轉，錯綜複雜。隨便描繪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千頭萬緒，令人無所適從。唐先生的 《中國革命簡史》，大筆一揮，把這數十年間的犖犖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脈絡清晰。全書言簡意賅，風格獨特，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是一個有深湛功 力的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的通俗史書，值得一讀。

本書內容主要包括：一，“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率先提出新革命史學術概念，宣導使用常識、常情、常理以及相關學科理論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以呈現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二，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對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等經典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三，中共革命的其他面相。對中共革命的理論依據、革命動力、革命傳播以及中共革命形象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中國百年命運的劇變與滄桑 民國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悔恨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 史景遷揚名立萬之作 「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 ──費正清 「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 ──余英時 ★《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非文學類好書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 金鼎獎圖書類最佳翻譯獎 ★ 余英時專文作序．盛讚推薦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群維新人士意圖改造清廷，到保皇與革命兩派導致清廷覆亡；從二十世紀初共和政府和軍閥割據的對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從二十世紀中國土淪陷與光復，到中國政府激進的農村與文化改造。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又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而在演出過程中又隨時透露出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 史景遷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討，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其中以康有為、魯迅、丁玲等主線作為貫穿全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則橫插在不同階段，構成了「緯」。在經緯交錯間，還有無數相關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包括無可迴避的政治領導人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引領一時風騷的文化領袖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胡適、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風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 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 ──余英時

In a world in which Great Britain has become a fascist state, a masked vigilante known only as “V” conducts guerrilla warfare against the oppressive British government. When V rescues a young woman from the secret police, he finds in her an ally with whom he can continue his fight to free the people of Britain.

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一切都是未知，但时代已无法阻止新思潮的来临。时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孔昭绶要请到了杨昌济来校任教。一批学贯中西的老师的来临，让湖南师范成为了许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前来就读的包括了蔡和森（徐亮 饰）、萧子升（钱枫 饰）和年少的毛泽东（谷智鑫 饰）等人。在这里，他们开始了五年的校园生活。
读书期间，毛泽东逐渐成为了一个教育救国论的信仰者。有想法不拘束的他成为了学校格外关照的“特殊学生”。在这当中，毛泽东加深了和蔡和森、萧子升及周南女子中学的陶斯咏（练束梅 饰）、杨开慧（钱芳 饰）等人的友谊。而处于动荡时代的中国，学校也无法独善其身。一系列的事件让这群少年们对人生、对社会、对祖国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想法，而他们则是未来祖国的建设者……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革命將至》從近年來法國和歐洲的社會抗爭聲浪中醞釀而出，由匿名的「隱形委員會」寫成，承襲居伊‧德波（Guy Debord）優雅文字風格，提出「資本主義文化即將崩潰」的論點，是非常具有煽動力的革命小書。
這本書被法國政府指稱為恐怖主義手冊，並且以此為由，強行逮捕可能的嫌犯作者群。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員形容他們自己是集體聲音的代言人，譴責當代犬儒主義和現實。《革命將至》也為散布無政府主義提出行動指南。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在完整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文明，並指出金融海嘯和環境惡化，都是資本主義衰退的徵兆。第二部分則為反資本主義革命提出具體行動方針。隱形委員會提出的革命活動為人民消減政府權力、阻止經濟活動，以及消滅警力。
《革命將至》在世界各地引起非常大的影響。在美國，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某天闖入邦諾書店在紐約聯合廣場的分店，就地舉辦「《革命將至》新書發表會」。在《紐約時報》報導這項活動之後，福斯新聞電視台脫口秀主持人葛倫‧貝克（Glenn Beck）也三次以這本書為主題主持節目。2010年9月，比利時的國家戲劇院把這本書改編成舞台劇。
◎聯合推薦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王智明
文化評論人／南方朔
文化與政治評論人／張鐵志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本书描述1970年代台湾的左翼青年，因为追求个人自由与思想解放结合，并豪气十足地冲撞了当时的党国体制，终而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人生的历程。
这群年轻人原本分处各地，一场高中生的南北串联把他们趣味相投、年轻热情的心连到了一起。而后，因为保钓运动的刺激，他们兴起了追求社会正义与民族解放的单纯理想。然而却也牵动了一场思想论战——民族主义论战，并引起安全相关单位的注意而引发台大哲学系事件。
本书记述他们的情谊，和那个在苦闷中仍然充满改革希望的年代

2014年香港雨傘佔領2014年臺灣318太陽花
2013年巴西熱帶之春
2013年土耳其佔領蓋齊
2012年魁北克之春抗議
2011年紐約佔領華爾街運動
自2007年反叛經典《革命將至》出版後，全球抗爭不停
 
　　隱形委員會又一批判政治、鼓動造反的力作，深刻檢討當代起義和運動的共同盲點。
 
　　隱形委員會──法國政府的眼中釘、搜索多年仍無法確認對象的反動組織，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L’insurrection qui vient（台譯《革命將至》，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層層剖析我們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及經濟體，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並且直接指導人民如何反抗、推翻掌權者。這本小冊子以23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流傳，儼然成為抗爭運動的地下最高指導手冊。
 
　　《革命將至》後的7年間，發生了2011年紐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2年魁北克之春抗議運動、2013年土耳其占領蓋齊運動、2013年巴西熱帶之春運動、2014年台灣318太陽花運動、2014年香港雨傘占領運動……反抗活動以如此的速度席捲全世界──一如隱形委員會當年所預測，抗爭已經來臨──可是，卻沒有一場真正的革命。
 
　　隱形委員會藉由一場從未發生的革命，重新思考繼承左派血脈傳統的革命主義者理想。如果我們繼續單純地從美國為何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或者台灣為何發生318運動的在地脈絡（如黑箱服貿、中國因素等）去理解這些抗爭，我們將無法挖掘出其中深層的共通性意義，所以隱形委員會試圖從世界的視野，去理解各地升起的煙硝，並建立起一套關於抗爭的理論架構。
 
　　更為了不讓資方的智庫們獨享詮釋世界的話語權，他們必須發聲。在這個當權者擅於製造各種煙霧彈的時代，我們要撥開大量垃圾資訊、踏過審慎包裝的震撼新聞、擺脫如影隨形的危機感，而在推翻和取代的革命模式之外，該如何在時代裡找到行動的法則？
 
　　我們每個人看似都是獨立的個體，但當一個人的死亡足以激起群眾，一起粉碎社會謊言的堡壘，我們已經互相連結，我們都是朋友。這是一本向多數人喊話的宣言，犀利清算了抗爭運動累積上千年的錯誤、麻醉和愚昧，嘗試消化這7年間世界各地發生的動亂，以及理解這個世界到底在哪個誤解的枝頭上開了花。蟄伏7年的隱形委員會，並不是對這個世界或對反抗灰心，而是在深刻反省，而現在是時候敲響鐘聲，預告朋友們：你我即將在下一場抗爭碰頭。

“他属于那些壮志未酬和继往开来的人。”
“机动性，灵活性，夜间运动，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战斗手册
★ 诞生于烽火之中的游击战教科书
★ 首次完整保留切•格瓦拉生前亲笔修订痕迹
《论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左翼革命家，“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对 游击战的系统论述，写于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间。作者切•格瓦拉作为革命先驱者，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数代青年的偶像。这本经他亲笔修订的战斗手册将再掀理想主义怀旧热潮。
作为几十年来长销不衰的经典之作，《论游击战》凝聚了格瓦拉思想核心之“游击中心论”，是精辟的实用手册，也是珍贵的文献。格瓦拉在《论游击战》中对古巴革命战争作了深刻的分析，总结了古巴革命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所运用的战略战术。他告诉人们一支立志献身革命的战斗队伍是如何在古巴人民的支持下成长，克服自身弱点，并最终打败独裁军队的。
此版本经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正式授权，首次保留了切•格瓦拉对《论游击战》初稿亲自修订的痕迹，颇具权威性及史料价值。

切•格瓦拉回忆古巴革命战争的最权威版本，收录24幅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珍贵旧照，再现南美丛林惊险跌宕的游击战争生涯。
他曾为那个全新的人而战，今天我们则亟需把这种精神从历史的瓦砾中解救出来。
“1956年，我们不自由，毋宁死！”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被誉为切•格瓦拉最优秀的一本书，原著语言简单直率，是典型的格瓦拉叙事手法。书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古巴游击斗争中的许多重大时刻以及站在这场斗争前列的、在征服未来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古巴男女战士。格瓦拉对于自己所亲历的战役，描写得特别仔细，往往涉及战斗开始到结束的各个细节。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一九六三年后格瓦拉撰写的有关战争的短评和战争片段的记述，也包括其对战争深入的分析等。这一版本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收录了切•格瓦拉对最初版本所作的增删修订，增加了许多珍贵历史照片，是截至目前的最权威版本，对我们了解古巴革命战争历程以及切•格瓦拉本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附录部分还收入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数封通信，细节丰富，在场感强，《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对我们了解古巴革命战争历程以及切•格瓦拉本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意义。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是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电影《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传：上》）的蓝本，该影片荣获2008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并获得当年度金棕榈奖提名。

增订版《原则》将在原文基础上补充重要内容：柄谷行人2017年11月25日在明治大学所作讲座发言的文字稿，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柄谷回顾了他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原则》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这场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柄谷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还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翻身》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缩影。全书共分7部，前2部介绍张庄的历史，后5部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作者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1949 年前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是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以及香港近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往由於種種原因，各界對這段歷史一直諱莫如深，學界亦鮮有系統而深入的探究。現在，如實講述和彰顯這段歷史，不僅是回歸歷史真相的學術需要，而且是重振愛國情懷和不忘革命初衷的現實要求。
本書主要依據記錄1920 年代初至1949 年間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的黨內檔案文件，以及相關歷史資料和當事人回憶，展示國共兩黨合作前後中共在香港紮根發展，國民黨「清黨」反共期間堅持在港艱難苦鬥，抗日戰爭期間重新崛起、迅速壯大，解放戰爭期間迎接華南黎明的鮮為人知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