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主要分析了自清以来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所产生的交互影响，着重考察淮北地区人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和官僚意志对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影响。作者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影响及作用。作者所讨论的空间范围，包括苏北、皖北、鲁西南在内的淮河下游地区，分别从漕运、盐业、农业、民生等面描述了淮北社会在中央政府基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下，如何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后来的穷乡瘠壤。除此之外，本书还对上述这一时期淮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衰变及平民的生活状态也做了细致地考察和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清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在“顾全大局”的政治思维下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的巨大影响。

《澳门史1557-1999》是一部涵盖整个殖民时期的澳门全史，时间跨度400余年，引人入胜地追踪了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它作为中国的一块边鄙之地的卑微起源，经历了作为利润率艳阳的中日贸易中介的辉煌岁月，到在香港阴影下的缓慢衰落，直至最终作为一个靠赌博业维持的食利经济体而得以生存。四百余年的盛衰变迁、荣辱沉浮，构成了一部可歌可泣。亦喜亦悲的澳门史。

本書作者薛鳳旋講述澳門作為中外貿易樞紐從崛起到逐漸演變為多元文化匯合城市的歷史進程，附以眾多澳門的歷史地圖與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影像，幫助讀者更直觀地連通澳門古今，立體地認識澳門史。

（譯序）
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是葡萄牙為數不多的撰寫了澳門史專著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1902年版)，在葡國被奉為圭臬之作。在他之後，另一個葡國人布拉加(一譯白樂嘉J.M.Braga)也寫過《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1949年版)，同樣享有盛名。他們所寫的澳門史代表了迄今葡國前輩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最高水平，並成為政府殖民政策的代言人和辯護士。但兩人著作問世相隔了半個世紀之久。比較起來，徐薩斯的資格似乎更老一些，也更權威一些。因此，我們特地把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翻譯出版，以便讓中國讀者領略一下葡國學者的澳門史觀，拓寬領域，擴大視野，豐富硏究資料。
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根據葡萄牙史料撰寫澳門史。這同時也是它的一個優點。徐薩斯作為一個葡萄牙歷史家，非常熟悉本國史料，他使用葡國史料撰寫澳門史，將澳門葡人內部的情况描寫得十分眞實具體，使我們閲讀起來充滿新鮮感。他在本書中，基本上已把最為重要的葡文澳門史料展示出來。迄今我們在一些著作或譯著中所見到比較重要的葡文史料，一般來說，已被徐薩斯當年寫作此書時使用過了。應該承認，徐薩斯在寫作本書時確實下了一番功夫，他勤於搜集、善於表達，使得本書具有豐富的史料，而又行文生動流暢，可讀性強，很多地方對我們頗有參考和借鑒的價値。
但從另一方面看，本書重視葡萄牙史料的同時，卻又存在忽視中國和其他外國史料的傾向，書中許多地方沒有客觀地使用葡文以外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同時在使用葡文史料時也未能進行客觀的分析，而是往往用自己的觀點對史料進行隨心所欲的解釋。由於史料的片面加上觀點的武斷，必然導致許多問題背離客觀事實，從而大大削弱了本書的科學性。
歷史是客觀的，但硏究歷史的人卻往往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看法，皆因各人的立場不同之故也。例如澳門歷史，葡萄牙人同中國人的看法便顯然不同，因為一方是殖民者，另一方則是殖民受害者，怎麼會有相同看法呢。但如果歷史家平心靜氣地抱着追求眞理的態度來硏究問題，那他就會尊重起碼的客觀事實：澳門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非法地從中國人手裡佔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如果他沒有喪失人類的正義感和良知，便會反對本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支持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正義要求。可是徐薩斯不是這樣，他在撰寫澳門歷史的時候，採取殖民者的立場，充當殖民主義狂熱的辯護士，書中字裡行間，時時處處大談葡萄牙侵略有理、殖民有理，而攻擊中國捍衛主權、管治澳門無理。他在澳門歷史的重大的、關鍵性問題上，完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其邏輯之荒謬，態度之蠻橫，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類事例書中不勝枚舉。我們在翻譯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如何處理書中這些明顯歪曲史實，以及對中國肆意誣蔑謾駡之處。最終還是認為，作為譯者應當無條件忠實原文，就按照它的原貌翻譯。讓中國讀者知道這個葡萄牙作者的殖民史觀，並沒有甚麼壞處。
據說，當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一書於1902年初版問世後，在澳葡殖民當局中贏得了一片喝彩聲，澳門市政廳因為他出版了“迄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而特地對他進行表彰。(見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第75頁)於是，徐薩斯成了名噪一時的殖民主義鬥士。但當他於1926年重版該書時，卻因為他在書後面新增的三章中，猛烈抨擊了澳門存在的腐敗現象，激怒了殖民當局，遂下令將印好的書籍扣壓，已賣出的也被追回，全部公開燒毀。當然這衹是殖民者內部的矛盾，但使他遭到了致命的一擊，把他從英雄神壇掀翻落地，再也無人理睬他了。他遭到了歷史無情的嘲弄，向法院上訴又被駁回，遂成為向隅而泣的失意者，次年在香港病故。
儘管徐薩斯撰寫的這本書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畢竟是一本具有特色的著作，並常為中國學者所引用。它的中文版問世，相信將會使澳門學的硏究工作向前推進一步。而這也正是我們翻譯本書的初衷。
最後，譯稿經責任編輯金國平老師、譚志強博士精心審閱校對，尤其是金國平老師通讀了全書，使若干葡文、拉丁文、法文和日文的句子，人名和地名的翻譯問題得以解決，並訂正譯稿中存在的錯誤，增加了若干註釋。對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

本书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繼《火藥時代》、《決戰熱蘭遮》，
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再挑戰世人對19世紀歐洲人的中國推論！
小說般的流暢敘事、比小說更難以預料的過程和結局，
揭露一段幾乎被世間遺忘的真實歷史故事。
「1793年英國的馬戛爾尼勛爵帶來形形色色的禮物、大批藝術家、科學家和樂師、一組大膽的提議。他覺得這些提議若能實現，將有助於中英關係走上互蒙其利之路……」馬戛爾尼使華拒絕下跪磕頭、大清帝國面對歐洲外交使團迂腐僵化的形象幾乎眾所皆知，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歐洲人與中國的相遇並非都不歡而散，歐陽泰利用豐富的檔案資料，全面且多角度的呈現一個以詭計和戰爭為特點的時代。《最後的使團》講述1795年荷蘭使團經歷苦不堪言的跋涉來到北京，成為最後一個受到中國朝廷熱烈款待的歐洲外交代表團的故事。如此成功的使團，何以如今卻鮮為人知？甚至大清帝國與荷蘭使團的接洽過程，更揭露了一樁充滿戲劇性、並且徹底改變我們對中西關係史中，文化衝突觀念的大謬誤。
《最後的使團》書中穿插了出自中國人、歐洲人之手的素描和繪畫，讓讀者認識到常被誤解為傲慢、心胸狹隘的清廷，其實願意接受新思想、願意變通、帶有好奇心、具有世界主義的精神。另一方面，歐洲人挫折於無法以平起平坐的身分和中國打交道，如何形塑、深植「文化衝突說」，斷言必須把中國帶進西方國際體系，如有必要不惜用武力達成觀念的成形過程。
在這部恍如小說般的歷史之中，除了冒險、驚喜和寫實的動人故事外，更有一連串角色的相遇。如熟悉東亞文化、正直謹慎的完美主義者正使得勝；生性浮誇，自認天賦異稟的副使范罷覽；見解犀利、尖刻、幽默風趣的譯員小德經。另一邊，有十全老人、千古一帝乾隆大帝；患有痛風卻非常精明又有獨特魅力的權臣和珅；喋喋不休的兩廣總督愛新覺羅‧長麟等主要角色建構了這段史話。
《最後的使團》還談到其他許多人：搬運要送給皇帝之重禮的挑夫；拿火把幫忙的農民，及從竹林裡的藏身處或從水牛背上觀看的農民；搭車出行且一臉好奇盯著看的優雅女子；每天大清早用大喊叫醒使團團員的北京某公務員；以這些團員為題寫詩且拿藥給他們的朝鮮使者；爬上屋頂撿球且往下看某些仕女看得太久的年輕法國人阿吉。歐陽泰挖掘無數檔案史料裡充斥的種種相遇──令人惱火、生氣、困惑、暖心、想笑的相遇──每個相遇都讓人一窺生卒於許久以前、但其情感和經歷一如今日我們真實的人。
好評推薦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吳翎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文成｜一歷百憂解
李毓中｜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士鉉｜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盧正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謝金魚｜歷史作家
（依姓名筆畫排序）
各界讚語
毫無疑問，若說歐陽泰是當代歷史學界的魔術師，絕非浪得虛名；1795年一場僅止於「禮節性使團」而無具體「外交成果」的荷蘭使節團中國之行，透過其妙筆生花的文筆，有如「穿越劇」般帶領讀者回到十八世紀末中國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文化衝突」是否必然成為國與國之間平等交往的阻礙，特別是在此外交近乎「失效」的年代，歐陽泰的這本書可以給予人們更多的啟發，瞭解外交為何物。——李毓中｜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個被誤解的歷史迷霧，透過精彩的論述與史料堆砌，讓我看見迷霧之後最有人味的真實。 ——李文成｜一歷百憂解
一如《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等前作，歐陽泰在這本近著《最後的使團》中，通過嫻熟地運用檔案、日記、書信等中國與歐洲的多語種史料，重新發掘1795年荷蘭使團訪問清廷之原委。透過考察乾隆帝最後正式接待之歐洲外交使團，本書從荷蘭的視野，為讀者理解清朝外交史乃至晚期帝制中國的天下觀提供多元觀點，進而挑戰所謂「閉關鎖國」的近代中國史書寫窠臼。——孔令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十八世紀末年荷蘭人遣使朝貢大清乾隆皇帝。歐陽泰經過細膩的研究，在《最後的使團》這本書裡，提供許多清代史事的細節，絕對令你意想不到！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如果搜尋清朝外交，維基百科關鍵字會跳出關閉鎖國、禁海令、禁菸令、通商口岸等限制性外交狀態，直到八國聯軍兵臨城下強迫中國打開了大門，在這之前外國使節拜見皇帝，多半被視為蠻夷之國的獻禮。 《最後的使團》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歷史呈現，歐陽泰老師以歷史為鑑，再搭配小說體的故事形式，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中西相遇，跟大家推薦這本歷史小說，重新認識被遺忘的故事。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歐陽泰為瞭解十八世紀末期中國開了一扇令人著迷的窗。—— 歐立德(Mark C. Elliott)，哈佛大學的新清史權威，《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作者
歐陽泰利用荷語、法語、西語、漢語、朝鮮語的資料，生動重現1795年荷蘭使團前去北京晉見乾隆途中的經歷。本書挑戰了世人對十九世紀歐洲人之中國觀的推論，會令讀者愛不釋卷。——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匹茲堡大學中國史特聘教授
《最後的使團》以史學界所長久忽略的一個重要主題為題，筆法精湛，釐清真相，發人省思。歐陽泰以生花妙筆帶領讀者壯遊清朝中國的地理、政治、文化風貌。」——王文生（Wensheng Wang），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白蓮教亂與華南海盜：大清帝國的危機與改革》作者
《最後的使團》在學術史領域是罕見的，因為它既是一個故事，又是一部重要的歷史調查作品。荷蘭使團在腹背受敵的年代出使清廷的故事——包含了一切：相互競爭的主角、試煉和磨難，以及帝國的盛況和環境。歐陽泰的作品是一部精彩的作品，講述了外交史上一個被忽視的事件。——尼古拉斯．戈登，《財星》雜誌
這是我十年或更長時間以來讀過的學術和寫作風格方面最好的學術研究之一……通俗易懂、令人興奮和富有啟發性的書，以完美的神韻和熱情寫成。——約翰．巴特勒，亞洲書評

佐藤長先生將古藏文文獻中出現的歷史資料與豐富的漢文歷史資料進行細緻的比較研究，發現了古代西藏佛教史類文獻與漢文獻記載不一致的情況。在及時汲取二十世紀西歐藏學家研究成果的同時，對諸多問題做出了解明。著者沒有將西藏作為封閉和孤立的地區看待，而是從東洋史、內亞史以及吐蕃與周邊諸民族的關係出發來研究其歷史，取得了與眾不同的學術成果。他對西藏古代歷史和歷史地理的研究至今依然是這個學術領域中的經典之作。

用另一种角度讲述分裂时代中的融合，从棱角间，搜寻民族起伏变化的迁徙历史。
★编辑推荐：
大分裂时代中的融合，可以搜寻到边缘地区民族间起伏斡旋的斗争和生活，帝王将相耍花腔一样登场，王朝暴雨般开始停止，庶民百姓无奈迁徙与流落。这肯定是一段热闹的历史，也残酷、也冰冷。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五胡十六国时代背景为主题的学术论著。主要整理日本学界字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五胡十六国研究，将去分成草创期的五胡十六国研究、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展开以及现代的五胡十六国研究三期，且详细介绍了三个时期中的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课题以及待突破的瓶颈。
★前言
在公元前后各二百年的时间内，统治中国长达约四百年的汉帝国于二二〇年彻底灭亡。此后，直到六世纪末隋文帝统一中国的约三百七十年间，在中国曾同时并存过两三位或更多的君主，有时甚至还有非汉人的君主，这就是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三世纪末期至五世纪中期，中国北部进入了最多曾有十个国家并立的、被称作“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而且，这一时期，不仅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以匈奴为首的多个少数民族也非常活跃。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由于日耳曼民族的迁徙，罗马帝国开始衰退并分裂为东西两部，日耳曼民族的部族国家逐步建立。而当时的欧亚大陆也正处于一个所谓民族的时代。
日耳曼民族建立的诸部族国家中的大多数最终被其中之一的法兰克王国统一，西欧世界逐渐形成。因此，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被评价为关系到现代欧洲格局的成立。然而，与日耳曼民族的迁徙相比，至今对五胡十六国的负面评价较多。试看一下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史、东洋史、亚洲史等通史类书籍中，涉及这一时代的章节名称，以及标题等，其中“乱华”、“乱离”、“混乱”、“动乱”、“纷乱”等伴随有“乱”的词汇不绝眼帘，甚至还存在“蛮夷共乱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屈辱”等表述。不只是日本，在中国与韩国的通史类书籍中也能见到这种倾向。实际上，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有多个政权并存，而不是由集权的、强有力的皇帝统治着中国。然而，这就真的应该被非难或是被否定吗？如果从接受了天命的天子来统治天下这一中国正统王朝意识，以及传统的中国史观点来看，这个时代也许应该被视为混乱的时代而遭到批判。可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必惯性地沿袭这一认识，如果打破旧有的思想壁垒，我们将会感到这是一个别具魅力、满载着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并且，五胡十六国是一个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强调自我、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社会与文化，进而形成新的中国的时代。
举例来说，在这个时代建立于中国大地上的诸国家，以及中国国内的诸国与朝鲜半岛、西域等周边诸势力之间，构筑起了以册封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世界帝国”唐王朝的成立正与此有关，甚至支撑着唐王朝的各项制度，如作为军事制度的府兵制、土地制度的均田制等，其源头均可追溯至五胡十六国时代。另一方面，如果关注到墓葬中的画像和俑等，可以发现相对于汉代女性所穿的由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宽松的深衣而言，这一时代以后的女性则着短上衣与长裙子组成的长裙短衣，皮肤裸露在外的部分较多。另外，男女均穿着像裤子一样胯部分开、便于骑射的袴褶服，即使在女性中也开始兴起骑马、打马球等活动。而且，佛教在这个时代的普及使得不见于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佛教寺院景观出现在了唐都长安之中。像这样在政治、社会、宗教上的变化是通过五胡十六国时汉族、非汉族的大规模迁徙、融合形成的，也就是说，五胡十六国正是造就了此后中国的重要因素。本书将抹去一直以来对于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负面印象，展现一个诸民族实现自我、建设崭新中国的肇始时代。以此为基础，本书希望揭示中国社会正是凭借多民族的活动、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全书主要结构如下。第一章将梳理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前少数民族的发展动向，中国王朝特别是东汉与曹魏、西晋应对少数民族的措施。第二章将考察五胡十六国的含义。在此基础上，第三章将以政治的演变过程为中心，叙述“十六国”的兴亡变迁。据我所知，至今在日本尚未出版过以五胡十六国时代为主题的通史类书籍和基础性读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会难以把握“五胡”诸民族、“十六国”诸国究竟拥有哪些特性，塑造了怎样的历史。所以这一章稍显繁杂，将分别概述各个国家的发展动向。
随后，第四章将从五胡十六国与周边的朝鲜、西方、北方之间的关系，佛教的发展，以及“十六国”与东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十六国”以及“五胡”是如何在中国进行自我定位的。第五章将探究这一时代中人群整体的迁徙轨迹，并在第六章中通过文字资料与墓室画像两个方面来考察作为这一迁徙结果的诸民族融合的实态。以此，终章将展望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诸民族，以及这些民族的迁徙、融合对此后时代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境内的民族大迁徙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笔者希望通过此书，来追询这一问题的答案。
精彩内文选读
（节选）
以一八四年黄巾之乱的爆发为契机，中国呈现出群雄割据的局面，居住于长城之内的乌桓也受到影响。当时乌桓主要居住于幽州，而当时幽州牧（长官）为宗室出身的刘虞，于是避乱的汉族难民涌入到幽州。作为群雄之一的公孙瓒在一九三年杀死刘虞，一九九年群雄中的另一位领袖袁绍又杀掉了公孙瓒，占领幽州。这期间在乌桓统治势力中，辽西的丘力居于初平年间（一九〇—一九三）死去，其侄蹋顿统帅了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的乌桓，这一势力被称为三郡乌桓，其曾与袁绍联合扩大了势力。不过，在二〇〇年的官渡之战中，袁绍败于曹操，又因为二〇七年蹋顿在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被杀害，乌桓陷入灭亡的状态。于是曹操获得了蹋顿麾下的二十万乌桓人，并将其中的作战人员编入自己的军团。他们在曹操麾下大展身手，被称作天下名骑。
鲜卑与乌桓一样为东胡后裔，但其是从晚于乌桓的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史料之中的。这是因为西汉时代鲜卑活动于乌桓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其在当地以游牧、狩猎为生。至东汉初年，当乌桓迁徙至东汉领域之内后，鲜卑才南下到达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的长城附近，最终在中国史书中登场。鲜卑曾与南匈奴、乌桓等联手一同侵扰中国，反过来其也被东汉利用来对抗匈奴。在一世纪后半叶，鲜卑与东汉保持了稳定的关系并试图扩大自身的势力。北匈奴西迁后，鲜卑还进入了作为匈奴故地的蒙古高原中、西部。在此之后，鲜卑于一二二年侵犯了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北部的雁门、定襄直到山西省中部的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此后在二世纪前半叶，鲜卑对于东汉时而降附，时而侵扰，其还与南匈奴、乌桓等反复展开了合作和对抗。
氐族原本居住于现在的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西南部、四川省北部地区。与羌族相比其农耕化发展得较早，在西汉时代就已开始转向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形态。由于西汉武帝设置武都郡（今甘肃省成县）等政策的实施，氐族中的大部分隶属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渭水上游一带的郡。进入东汉后，政府对于氐族没有进行像对羌族那样的大规模征服和强制迁徙，而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因此两者间关系相对安定。
原生活于蒙古高原北方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丁零在西汉时代曾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南北分裂后，丁零在一世纪后半叶迁徙到了蒙古高原北部。当时，由于鲜卑正向蒙古高原扩张，阻止了丁零的进一步南下。不过在鲜卑的檀石槐死后，丁零趁乱再次南下，到达了长城附近。此后，二一二年丁零与乌桓、鲜卑等一同加入了曹操攻打孙权的战争，如此一来其开始参与到中国内地的局势之中。随后在三国时代中，丁零追随鲜卑，与此同时也保持着与曹魏的交往，其中的一部分还迁至中国内地居住。

本书收集、整理并翻译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外交官爱利生、爱斯比等人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从南京向美国国务院、驻东京大使馆、驻北平大使馆等机构发出的外交文件，包括电报158份、报告17份、月度总结5份、备忘录2份、信件2封，共184件。这些外交文件近距离地记载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对中国及美国财产的破坏及其组织运行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占领下南京城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美国外交人员为保护中美公民权益、维护对中国百姓的基本人道待遇所做的努力。这批外交文件是记录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情况的为数不多的连贯性官方材料，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专业代表作修订再版
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帝制国家的皇帝，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的碰撞、融合与新生。北魏的所谓“代都旧制”，分明就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以内亚视角重读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空间。
本书从北魏皇帝即位仪式的代北因素入手，推及北魏的祭天仪式、辽初的权力传承危机、清代的堂子祭天等，一方面观察拓跋鲜卑政治传统与华夏传统的遭遇、碰撞及变异，另一方面考察鲜卑旧俗（代都旧制）与内亚政治传统间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内徙内亚人群，一方面固然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继承和坚持某些内亚的文化传统。这些内亚传统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史书记录中或遗忘或变形，依稀仿佛，难以辨认，所以清理这些残存的线索就成为一个足以显示历史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工作。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十九世紀中葉清道光年間，中英之間因為走私鴉片和貿易問題開戰，史稱「鴉片戰爭」。這場百餘年前的衝突，在中西雙方的歷史想像中都占有獨特地位。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代表的是帝制中國最後一個盛世的結束、「百年恥辱」的開端，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威脅下，淪為半殖民地。對西方而言，戰爭是因中國閉關自守、只准西洋商人在廣州一地通商而起，象徵著中國冥頑落後、莫名抗拒自由貿易。
事實遠比這些簡化的想像複雜太多。
《太平天國之秋》作者裴士峰，這次要追索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場影響甚鉅的中英戰爭。但他的敘事重心並非放在戰爭本身及其餘波，而是從一七五○年代清廷決定採取廣州單口貿易政策、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遠赴中國覲見乾隆講起，一路講到一八四○年戰爭爆發。作者不僅以極具畫面感的文字，清楚描摹了這數十年間中英及中美之間的交流景象，更企圖藉此傳達一個重要的論點：鴉片戰爭絕非如許多論者所言，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文化衝突，而是在種種錯誤選擇下結成的惡果。
總而言之，是人推動了這一切。為展現此力量，作者在他搭建的歷史舞臺上，放上了各色人物，有中西商人、有中國官員和英國議員、有各國傳教士，還有海盜。這些人物的神情外貌在作者筆下栩栩如生，內心世界也被深描細剖，在兩百年後的讀者眼前袒露殆盡。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跟鴉片戰爭爆發的那個世紀大不相同，中國也已今非昔比，躍居強國之列。儘管如此，有一點仍沒變：它和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依舊緊張。如果十九世紀中英開戰不是必然，那今日重新認識、回顧鴉片戰爭便有其必要。鑑往未必知來，但歷史教訓或許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為何十八世紀準噶爾帝國滅亡，
會讓新疆、蒙古與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新清史宗師挑戰民族主義的經典之作．全球唯一中譯本   ★大清盛世的輝煌篇章，卻是大草原游牧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今天的中國版圖，其實是清帝國在1600-1800年間向西擴張的產物。中國西征，征服了「中央歐亞」──也就是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將現今的新疆與蒙古納入版圖，牢牢控制西藏。乾隆皇帝誇耀大清盛世的「十全武功」，泰半都是這場西征的成果。 然而，清帝國並非佔據一塊無人地帶。清帝國摧毀了當地另一個同樣也想成就自身霸業的帝國：準噶爾蒙古帝國。透過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外交策略、軍事行動與經貿進逼下，準噶爾帝國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幾乎遭到連根拔除。 「中國西征」雖然開啟大清歷史的偉大篇章，奠定中國版圖的疆界基礎，卻也終結最後的草原游牧帝國，終結數百年來的無邊界時代，更埋下日後宗教與種族衝突的種子。   ★七種語言、三方視角．首次完整呈現 要全盤檢視中國西征的歷史，就不能只有清帝國的單一視角，也不能僅仰賴中文史料。本書以「中央歐亞」為歷史舞臺，並將西征的大清帝國、東進的俄羅斯帝國，以及意欲匡復成吉思汗霸業的準噶爾蒙古帝國，同樣視為此一舞臺上的主角。
    為了處理本書驚人的時空跨度與多方視角，本書除了中文與英文史料，還嫻熟兼採蒙文、滿文、俄文與日文等多達七種語言的史料。唯有藉由過去中文世界較少企及的多方視角，既關照帝國征服者塑造歷史的方式，亦挖掘歷史失語者的低聲呢喃，才可能完整描繪三大帝國彼此相爭、橫亙兩百年的精采史詩。   ★地理環境、外交戰略、軍事後勤、全球比較．面面俱到分析 所謂「中央歐亞」，西起烏克蘭大草原，東至太平洋沿海地區，北從西伯利亞森林的南緣，一路向南延伸到西藏高原。此區自然環境多變、語言文化與民族複雜，廣袤千里且缺乏明顯邊界。 當大清、俄羅斯與準噶爾三大帝國在此交會，環境如何形塑其經濟、貿易模式與社會文化？如何影響三方之間的國際關係與合縱連橫？任何稱霸此一區域的帝國，又是如何克服山川地貌對軍事後勤與政治統治造成的障礙？ 本書不只跳脫征服者與民族主義的單一視角，更將清帝國與歷史上其他殖民帝國進行比較。《中國西征》看似從中國史出發，卻整合了政治、經濟、環境、軍事等面向，並將中國西征的歷史，重新放回全球史的脈絡。   ★中國西征的故事，改變理解中國、帝國與殖民歷史的方式 在十八世紀以前，游牧民族也曾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要參與者。中國西征以後，最後的草原游牧帝國終結，也終結了自由來去的無邊界時代。世界史上的偉大篇章翻過新的一頁，游牧民族卻永遠喪失與定居農業社會競爭的機會。但是，中國西征的歷史從未遠去。 清帝國摧毀準噶爾，寫下征服者的故事。不只改變了世界對中央歐亞的認知，也改寫了「中國」的定義。這樣的敘事，也被日後的中華民族國家繼承。新疆、蒙古與西藏自此被視為中國領土，中國也自認各族皆統一在多民族國家之下。 《中國西征》的歷史，反映了「中國」被建構與詮釋成中國的過程。本書透過豐富多元的史料，帶領讀者穿透當代的民族國家框架，重新省思歷史上變動的「中國」定義與不同可能。 清帝國征服中央歐亞後，如何掌控今天的新疆、蒙古與西藏？後代史家如何將這種控制正當化，影響後世的中國（華）民族主義？又是如何改變中國對伊斯蘭世界與蒙古的關係？當今中國政府在這些地方的治理政策，又與當年清帝國的作為有何呼應？
  清帝國征服中央歐亞的歷史，至今仍深刻影響當代中國
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是否仍在歷史失語者的耳邊迴響？  
作者簡介 | 濮德培（Peter C. Perdue） 新清史重要領軍人物，過去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歷史和東亞語言學系，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與日本社會經濟史、邊疆史與世界史。涉略與精通語言高達14種，包括中文、蒙文與滿文。著有《疲憊的大地：1500-1850年間國家與湖南的農民》。2006年以《中國西征》一書獲得美國亞洲協會最高學術榮譽的列文森獎。 譯者簡介 | 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碩士。專職翻譯。譯有《廣場與塔樓》《凱因斯對戰海耶克》《午夜的佩拉皇宮》《時光的製圖學》《古蘭似海》《我的應許地》等書。 蔡偉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學系碩士、博士。現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蒙古時代以降的歐亞世界史及內亞與中國關係史，著重於帝國、族群、移民與法制史領域。近年來除了從事學術研究以外，也透過網路媒體，積極推廣蒙古及內亞的相關歷史知識。 林文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臺灣族群史、臺灣法律史、歷史社會學。

【内容简介】
明朝万历年间，也是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利玛窦从意大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介绍神秘的西方记忆法开始，传播西方文化。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他披僧袍，又着儒衫，通过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来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史景迁从利 玛窦留下的 八个记忆碎片——四个汉字（武、要、利、好）和四幅圣经版画，搭建起这座记忆宫殿。步入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他将利玛窦的事业视为16世纪晚期“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将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的并立与西方世界内部的宗教论战相互映照，将十六世纪澳门商贸成败的细节与耶稣会士同明朝官员边界暧昧的关系相互勾连。
穿梭于十六世纪晚期的世界图景中，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史景迁的笔下连缀汇集。一览两两相望的欧洲与中国，通过利玛窦的眼睛，儒家与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相互汇聚。
【编辑推荐】
★一部几近文学作品的全球史，一览十六世纪晚期中西方文明的全貌
16世纪末的欧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枪炮推动下，野心勃勃地探索一个新世界；16世纪末的中国，在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悄悄打开了大门。彼时的中国与欧洲，远远相望，尚处于一种完美的平衡关系中，通过利玛窦这样的基督教中介，此后200年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世纪之交文明交流的显微镜，带我们回到儒家和古罗马两大传统汇聚的伟大时代。
★一个“畸人”的心灵史，以中国人的方式了解中国人，还原中国历史中的“局中人”与“外来者”
在探讨人生悲剧性的作品《畸人十篇》中，利玛窦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畸人”（“矛盾的人”） 。从里斯本到印度的航行长达六个月，需要两次穿越赤道，而从澳门进入内地的肇庆，利玛窦等了一年之久。此后余生，他都在试图打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外表的改变与融入异域文化的努力，让他时而坚定，时而茫然。
“在这片未知的地域，利玛窦已经走得太远，远超他预料。他有时茫然无着，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返回，自己是否还能返回。”
在欧洲与晚明中国之间，利玛窦铺就了一条真实可行的交流之路，使两个伟大传统的短暂相遇，成为后世不断试图返回的起点。
★一位诗人般的史学家，亦真亦幻，动人心魄
将利玛窦不平凡的一生，化作生动细腻的历史场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深入心灵世界，品味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下，诸色人物命运的尖厉。继《王氏之死》后，这是史景迁个人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费正清
“故事就围绕在你的周围，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重新体验历史人物所经历的事情。”——史景迁
★文明交流史书写巅峰，突破传统历史写作，令人拍案叫绝
跳出编年史和传记书写框架，拾起利玛窦的八个记忆碎片，史景迁搭建起一座记忆宫殿，生动还原时代背景，用丰富的层次与复杂的呈现描绘一幅时代肖像。
“描写一个时代的著作大多局限在全球一隅，而史景迁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视野和高潮的写作技巧，成就了这本独具创造性、引人入胜的世界史著作……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他的笔下连缀汇集，让我们对利玛窦有了更新的认识；众多细节别具深意，也使得这本书成为认识明代、耶稣会和欧洲在亚洲扩张的必读书。”——卜正民
“一部非凡的杰作，一部文学作品，广泛运用史料。令大多数业内人士望而却步的写作方式。”——费正清，哈佛大学
【各界推荐】
“一项极其精妙的成就……就像一个时代的肖像。”
——《纽约时报书评》
“对16世纪晚期东西方文化史的一幅扣人心弦的描绘。”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普林斯顿大学，《马丁·盖尔归来》的作者
“一部非凡的杰作，一部文学作品，广泛运用史料。令大多数业内人士望而却步的写作方式”
——费正清，哈佛大学
“史景迁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视野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成就了这本独具创造性、引人入胜的世界史研究著作。史景迁摆脱了利玛窦生平的编年限制，他在十六世纪晚期的世界图景中穿梭自如。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他笔下连缀汇集，让我们对利玛窦有了更新的认识；众多细节别具深意，也使得本书成为认识明代、耶稣会和欧洲在亚洲扩张的必读书。”——卜正民，历史学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像是一座迷宫，由层层叠叠的符号、象征与隐喻组成。这些记忆不是由时间线索串联起来的，而是一组组相互关联、映照的片断。史景迁像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一样，打破惯常的线性叙事，而用片断化的“记忆”把利玛窦和他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史学与文学交相辉映。”——宋念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步芳（1902—1975）是“西北诸马”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曾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兼任青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青海省保安处处长、国民政府军第八十二军军长、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是本世纪30至40年代统治青海地区的封建军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他曾出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一度势倾西北。马步芳及其家族统治青海长达40年，对青海的历史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对马步芳及其家族进行深入研究是青海乃至西北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已有多种，国外也在研究，我翻译的这本小书就是目前所见外国学者系统研究马步芳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本书是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Merrill Ruth Hunsberger）博士于1978年在坦布尔州立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完成的亚洲史博士学位论文，1986年由美国密西根州安亚伯国际缩微大学复印，内部交流。亨斯博格博士于194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他20岁时到过香港，开始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喜欢阅读中国历史和哲学著作。196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他集中精力学习、研究汉语和中国及日本历史。1978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马里兰州大学台湾分校、坦布尔大学、艾德里安学院执教。1982年移居加拿大，1984年以来一直在加拿大沃特鲁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历史系从事中国及日本近现代史的教学，对中国西北近现代史相当熟悉。为写《马步芳在青海》这本书，他曾于1970—1972年专程去台湾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有关西北的书刊资料，又利用了台湾所藏国民党的档案材料，还与马步芳家族成员马继援、马呈祥等，马步芳旧时僚属赵佩、罗平、马绍武以及西北籍学者周开庆等人多次晤谈，还与马继援等有过书信往来。本书共10章，除4章属背景介绍和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重点记述评论外，作者分列“军事”、“意识形态”、“行政管理”、“教育”、“经济政策”5个专章对马步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最后一章是对马步芳总结性的总体评价。与已出版的关于马氏的研究论著相比，此书的特点之一是紧紧联系中国30至40年代的历史大背景，注重拿马步芳与陕、甘、宁、川、新以及山西、广西等地的军阀相比较，在比较中突出马步芳的特点。作者还运用西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及传记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作者在书中除较多地引用汉文报刊、书籍的资料外，还引用大量西文资料，包括外国政府文件、学者的论著、记者和官员的游记以及有关传记、年鉴等等，其中不少是我国学者不易见到的。
翻译并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对我们研究青海历史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外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也不无裨益。
本书的主要观点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马步芳在青海实行的是“独裁统治”。无论是在军队中还是在行政管理系统中都贯彻任人唯亲的原则，“利用裙带关系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关键手段”，“他通过对青海商业和工业的垄断与民争利”。作者认为马步芳的垄断经济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40年代后期青海省军政所需经费主要来源于此。马步芳在“经济上的垄断与在政治上的独裁是完全一致的”。作者认为，马步芳在意识形态上注重实用主义，他巧妙地利用伊斯兰教教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自己服务。他始终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变，以此博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马步芳对国民政府的服从以保持自己对青海的统治权为条件。作者认为马步芳执政期间，一贯关注青海省的初等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中等教育发展滞后，同时指出马步芳不愿培养较高层次人才是担心这些人将不利于他的统治。书中肯定马步芳在禁止种植和使用鸦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又指出，他利用青海省禁烟委员会收集鸦片，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对马步芳开展的扫盲教育和植树造林工作，书中作了适当肯定。作者认为马步芳的“六大中心工作”被标榜为以革新社会为目标，但“马步芳不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而是一个热衷于保护其既得利益的保守的军阀”，“马步芳像所有的军阀一样，注定要失败”，因为“他的思想和策略与国家发展、民族融合增进的时代潮流相悖”。书中不少见解，能给人有益的启示，如对解放前青海未能出现工业化原因的分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书中还较多地引用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考察材料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它资料，对马步芳剥削人民的本质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如指出“营买粮”制度完全是无偿征发；马步芳为养活庞大的军队，不断增加农牧工商税收，还低价收购羊毛等土特产，独占贸易，盘剥各族人民等等，我们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客观的。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未履足青海的外国学者，在接触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青海的历史，评价马步芳，难免有其局限性。由于受条件限制，作者未能很好利用大陆当时已有的关于西北诸马的有关资料。不过，在作者写这本书的70年代中期，以青海为例，可资参考的资料确实不多，作者利用的材料有相当的部分来自受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民国日报》，在台北他访谈的对象又主要是马步芳家族成员，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势必影响到作者据以得出的结论。例如对马步芳某些方面的介绍和评价，就直接引用了马继援等人的原话。在写到马步芳的征兵制度时，援引30、40年代来过青海的一些记者的片面意见，认为当时青海的征兵制度“优越”，“青海可供选择的职业很缺乏，因而增加了以当兵为职业的吸引力”。似乎穷苦老百姓乐于在马家军中当兵。这与当时盛行绳捆索绑的抓兵现象，各族人民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兵役的事实相去甚远，书中引用的西文资料固然珍贵，但其中与事实有出入甚到舛误之处也是存在的。除了材料的局限外，勿庸讳言，作者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思想方法等与我国学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书中史实和论述不够准确甚至失实之处在所难免，译者在个别地方加注作了必要的说明或阐明自己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在所有可以持异议的地方全都加注也是不可能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注意鉴别和分析。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我师赵盛世教授、吴均教授、李文实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得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省委党校的丁萍同志协助整理核对了部分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的陈小强同志帮助查了部分书目，青海人民出版社政史室的同志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书中翻译得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望专家指正。
崔永红
1994年8月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目录
序
导论
第一章青海
第二章诸马的兴起
第三章孙殿英事件
第四章军事
第五章意识形态
第六章“六大中心工作”
第七章管理
第八章教育
第九章经济政策
第十章军阀残余马步芳
尾语
附录
参考书目

《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是瑞典人斯文·赫定的著作，1935年以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第一次出版。出版后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
本书《马仲英逃亡记》是作者的亲历记，是根据他当时的日记整理成文的。因此，内容真实可信，形象具体，所涉人物、时间和地点准确无误。对我们研究西北现代史、民族史和新疆地方史，特别是研究“盛马之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书中对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风土民俗，道路交通和自然地理等方面，也有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