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本书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是开路人。

本书是台湾知名民国研究专家蔡登山先生的最新作品，作者在翻阅海内外大量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的基础上，通过排比史料、稽古钩沉，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名人翘楚，或发掘文献，或重新解读。这些文章一方面独立成篇，各有纵深；另一方面又草蛇灰线，浑然一体。作者站在百年之后的台湾，对张爱玲、苏青、胡适、林语堂、许寿裳、张大千、杜月笙等名人的生前身后重新审视，展现了他们在赴台之后或在大陆时期也少为人知的一面。

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剧烈的社会、文化、阶层的变动之中，却有一些传承百年的文化世家依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出身于这些世家的后人们在不同时代、各自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展示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如出了帝师陈宝琛的螺洲陈家，出了晚清名臣周馥、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近代著名藏书家及实业家周叔弢的建德周家，出了晚清名臣赵尔巽、赵尔丰的襄平赵家，出了现代文博事业开创者吴瀛、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宜兴吴家，以及出了近代著名学者冒鹤亭的如皋冒家、出了文物鉴定大家朱家溍的萧山朱家等。
《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通过对这些世家后人的访谈，藉由鲜活的个人、家族等历史细节回顾了那段百多年来影响深远的时代变迁，展现了家族血脉、文化传承怎样在历史的变动、罅隙里流动、演进，还原出一幅细节生动的百年历史人文图景，带给当代读者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文化体验。

（薛爱华是）以往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
——柯睿（Paul W. Kroll），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本书是关于中古中国的热带地区，它以朱雀为其象征。……我要考察其对于中古中国人的知识构成有何贡献，同时考察其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情感以及想象力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考察中国精神这个大熔炉如何改变了这一片土地。
本书的目的不是让过去“观念化”，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而且不必牺牲其精确性。这意味着要尝试将唐代人的中世纪世界，既看作是一个实有的境界，又看作是一种想象的诠释。
——薛爱华
内容简介：
今天富饶的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岛）和毗邻的安南（大部分北越及红河三角洲）地区，在唐代还是一片边远地区的“蛮荒化外”之地，旧称“南越”。本书即是关于这片神秘而燠热之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作者“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逐一描述了中古南越引人注目的自然风物与山川地貌：从天空到海洋、岩石、河流、植物、野兽与鸟类，当然还有历史地理、区域分布、语言、人种、宗教、气候等等。
作者卓越的历史语言文献的功底与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广阔视野，使得本书集历史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与名物研究于一体；而唐代诗文与笔记史料中所呈现的中原唐人对南方土著的人文、宗教、风土、名物的认知与想象，使得本书不是在展示“博物馆抽屉中的一些标本”，也不是把历史“观念化”，而是要真正地“复苏”并“认识”那段历史，在千变万化的气、味、音、色中，试图探究这种南方的气味和感觉——以朱雀为象征——如何激发了在南越的唐人的想象力。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九篇文章，《一个法国摄影师在中国》，《彩色的昨天》，《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明星与素琴（上）》，《浮生》，《暴雨将至》，《与霍洛维兹同台》，《行星》和《〈罗兰之歌〉与〈杨家将〉》。
《一个法国摄影师在中国》是那日松为《昨天的中国》一书写的序，介绍“一位真正的人文地理摄影师”——法国摄影师阎雷（Yann Layma）。三十年来，阎雷几乎走遍中国，用相机记录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变化。《彩色的昨天》展示了他在1985-1998年拍摄的三十多幅作品，杨浪为作品做了新的解读。
北京的五环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划开这个城市中的两个世界。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二楼出版机构发起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调查项目，将调查对象锁定在位于五环和六环之间的村庄，四十名参与者分别驻扎在四十个村庄里，观察农村的厕所、分帮派的野狗与大街上的小贩，最终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文献资料。之后策展人崔灿灿策划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将调查结果做了视觉呈现；这篇《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该田野调查项目的择要文字版。
《明星与素琴（上）》是两位年轻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信。贺明星成长于黑龙江明水县，他的父亲曾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并牺牲，他的家族在土改中被清算，而他本人积极要求入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规模庞大的“南下干部”中的一名，赶赴江西省星子县接收工作，从此定居江西。誓与贺明星“远到临终”的王素琴在和明星通信一年多以后，也作为南下干部家属来到了江西。特殊时期这些私人信件成为揭发材料，幸由笔者偶然发现并整理，成为记录那个时代的珍贵资料。
任晓雯的“浮生”系列，白描了多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素材来自当面采访和翻阅口述材料。作者用非虚构的手法，趋近人性的真实。
从1980年《吃豆人》（Pac-Man）第一次在关卡之间加入过场影片开始，游戏便走上了电影化的道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还原、剧情的引入使游戏内容大为丰富，但游戏体验更加真实的同时，也限制了游戏的可玩性和玩家自由度的发挥。洪韵在《暴雨将至》里记录了三十多年来游戏在向电影学习的过程中经历的苦与甘，梳理了电子游戏中过场影片的发展史。
《与霍洛维兹同台》摘译自美籍俄裔小提琴家米尔斯坦的自传，记述了与钢琴家霍洛维兹作为崭露头角的古典音乐新锐，在苏联巡演的所见所闻。
曾在《读库1501》和《读库1503》发表《望星空》、《十二星座》的作者王巍，本次将视线聚焦到太阳系的《行星》之上。从与行星命名相关的神话传说，到星象占卜理论，再到现代科学中的行星特性，可以说，人们对天体运行奥秘的求索，贯穿了现代天文学建立的始终。
《罗兰之歌》是欧洲中世纪“纪功歌”的代表作，《杨家将》为中国北宋时期的英雄传奇作品，两者讲的都是奸佞卖国，忠良遇难，最后沉冤得雪的故事，时间接近，情节相似，刘勃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本书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最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

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重点讲述了晚清时期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中，哪些是国家俸禄，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于生活，哪些用于送礼。通过细节恢复了曾国藩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同时，作者的文笔还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等。

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其实，这多少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那曾国藩管理众人皆知的腐败的晚清军队以及任总督期间还能做到这一点吗？即使他能做到，他的家人能做到吗？他是怎么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湘军暨总督时期）》对清军的俸饷制度及总督的收支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陋规的产生原因及详细情况做了说明，也通过史料梳理了他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的具体收入与支出。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作者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日本文坛巨匠、芥川龙之介奖得主——井上靖代表作之一，荣获每日艺术大奖，令无数人拿着这本书从世界各地奔赴敦煌。宋仁宗天圣年间，书生赵行德进京赶考，却因瞌睡错过了考试，前往刀兵四起、黄沙漫天的敦煌，命运由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本书书按性质归类分为十二组，大致是：一、在故宫工作与碑版书画等的鉴定，二、珐琅、牙角、雕漆、书籍等器物的研究，三、先世遗泽，四、书序，五、清宫礼俗，六、有关宫廷生活的作品(包括影片)正误，七、宫庭和贵胃演戏情况，八、四时府邸园林，九、记先贤，十、有关故宫博物院诸事，十一、京剧及一些名演员，十二、方言及饮食。内容多，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宝库。记琐闻于备掌故之外，还多有风趣，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书中涉及的门类很多：书法、名画、碑帖、法琅、瓷器、掐丝法琅、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治、明清历史、戏曲史、饮食等等，篇篇开卷有益，非常耐读。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 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百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这本书写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在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来，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供中国人驱策。初则引入天体运行理论，终则让中国人见识到空战战术与原子科学的神乎其技。
史景迁从上百位在华工作的洋顾问中挑了十六位代表人物。这十六人各有所长——有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淀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
史景迁书中描写的这十六位西方顾问，他们不只是贪图金钱上的报酬，而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并带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持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些西方顾问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也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能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
李长声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写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章诒和《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在我看来，长声兄是当下国内状写日本的第一人，就像林达写美国，恺蒂写英国，卢岚写法国一样，尽管他们的视角和风格各个不同。
——陈子善《与李长声“相遇”》
我当然更爱读李长声的随笔，通古博今，真性情织出的好见识，他微醺时写就的最好，你更该微醺时读。
——陈 浩《相见恨晚李长声》

这是一部最精短、更生动的中国通史。“文字鬼才”马伯庸上起战国秦汉，下至晚清民国，以寥寥数笔，勾勒出中国历史的线索；打破以政治大事为纬、以帝王更替为经的写史手法，用最新颖的主题“王朝的德性”重新串联历史；穿插以马式冷幽默的犀利评点，将枯燥单调的历史真实变得新鲜有趣。
翻开《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战国、秦、汉、三国、隋、唐、宋、元等历史时期将轮番上阵，颠覆争霸、强盛的历史形象，展现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新朝、前赵、前燕、冉魏、刘宋、后周等并不起眼的政权也一个不落、各具特色地接连登场，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混乱时代演出一场场鲜活、生动的荒诞剧目。
读完本书，你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轻松架构起中国历史的轮廓；在轻松、欢乐的行文中，领悟历史背后的荒唐与无奈。

《袁氏当国》讲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作者唐德刚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寥寥数年，此乃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袁氏当国》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几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但《袁氏当国》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为读者重新烹调了一份具有独特口味的历史文化大餐。

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文中用较大篇幅对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论轮台诏》进行回应，否定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向的史学定论；二、从史源学研究和后现代史学解构的方法出发，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并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

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怍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