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余欣主编的《中古中国研究》的第一卷，收录了来自中、日、美、法等多个国家学者的13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政治、思想、宗教、美术、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不乏对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成果，也有以往关注较少的比如历学方面的研究。从论文集中也可一窥当代学者对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想法以及中外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不同偏好。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从1939年起，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表了《尚书正义定本》一书，这是许多日本汉学研究者利用4年的时间对29种《尚书》的注疏著作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是至今为止日本学术界研究《尚书》的权威作品。 本书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尚书正义定本（共3册）（精）》。

在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課題一直是以教義史、教團發展史為主要的方向。近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將學術眼光轉移至文化史的研究上，尤其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開始蓬勃的開展。地藏菩薩是中國四大菩薩之一，已不限於佛教範疇，成為民間信仰的共同成分。但若檢視地藏經典《大方廣十輪經》或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其中所顯示的地藏信仰內容，與今日我們所習知的地藏菩薩有相當差異。地藏信仰的內涵的轉變是經由何等歷史情境使然？對地藏信仰的影響是什麼？又影響了中國死亡文化什麼？研究時間斷限從地藏信仰傳入中國五、六世紀開始到地藏信仰轉向冥界救贖並且逐漸定型的唐末五代，即是以中古時期為主。
本文首先檢論佛教菩薩觀以及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起源，再討論地藏菩薩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印度的發展、傳入中國的時間等。第二章論唐代前期的地藏信仰，重點在玄奘新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對地藏信仰的影響。第三章分析唐代後期地藏信仰開始往死後救贖發展的主因，將分析中晚唐時出現的二部地藏偽經，對地藏信仰與十王信仰結合的影響，尤其側重討論《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影響力，最後分地藏造像、地藏菩薩十齋日以及密教對地藏信仰的影響三部份，分析唐代晚期到北宋初期地藏信仰的實例。

在中国制度史上，唐代监察制度因其独特而成熟的法制理念与运作原理而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书在对秦汉以来，御史台制度如何最终演变成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历史过程进行必要的回顾前提下，通过对唐代弹劾程序的变化、武周时期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功能与特征、唐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内容的演变、官僚体制与客观现实所反映的两种御史形象的政治原因、谏官制度在君主专制下的位置以及批判与限制、改造与削弱君主专制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等五个方面的动态考察，对唐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政治背景做了一些较具体的探讨。同时作者也想借助这一课题，考察那些曾经任职于御史台与谏官两大机构的唐代士人所具有的人文特征。

本书荟萃了西方著名汉学家杜希德、姜士彬、伊沛霞、葛涤风、陈美丽、霍姆格伦等先生研究中国中古时期高门大族和统治精英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门阀士族作为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其本质究竟如何认识？是贵族政治，皇权政治，抑或官僚政治的变态？西方学者综合利用传统文献和新出资料，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社会流动、大族人名、地方基础、政治权力、姻亲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尤其对于门阀士族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权力构成进行讨论，各申己说，交互辩难，展开极为有益的探索和争论，构成中古士族研究百年学术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书既是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也期望借此推动中古士族社会和中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宋史专家虞云国 细描南宋帝国政治生态，把脉帝制中国专制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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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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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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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于薇著的《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考古新视野》是对公元5到9世纪中国佛教舍利供养活动及其遗物的专题研究。这一时期是佛教舍利信仰白中国初现并发展至顶峰的重要阶段，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物质遗存、视觉文化及宗教景观。借助于神圣的盛放容器，及沟通宗教与政治空间的舍利展示与迎 送仪式，“佛陀舍利”最终于8世纪初在中国成为至高权力的象征。
以中古时期舍利供养对舍利神圣性的构建及想象为中心，本项研究综合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史、政治史等研究方法，从以下三个层面回应以往讨论。首先，在空间上，始终参照印度及中亚地区舍利供养所代表的异域传统，具体考察每个时代对其不同的回应方式，以此深入思考舍利供养的“中国化”过程；其次，在时间上，关注舍利供养活动从南北朝出现至唐代发展至顶峰这一完整过程，侧重分析各个时期舍利供养活动的联系及改变；最后，在观念层面，以舍利的“瘗藏”与“示现”为主题，尤为强调它与墓葬传统中身体观念的不同之处，即对舍利的展示、分配，迎送的隆重仪式，以及仪式背后的政治文化历史语境。
全书旨在对佛教舍利供养“中国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反思，力图呈现其在中古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原貌，揭示宗教圣物制造过程中物质与视觉媒介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实现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艺术、宗教与历史的多维度综合研究。

本书作者花费十余年时间对5～8世纪汉文化区域内主要石窟寺及石刻造像进行田野调查，并现场手绘佛像的着衣，通过与古代文献资料的比对研究，探讨了此时期佛衣的演变脉络和源流。同时，通过对佛衣中通肩式、袒右式、覆肩袒右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和中衣搭肘式等八种类型的分析，展示了当时佛教文化传播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

本书是何兹全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东汉末年城乡经济的破坏，依附关系到隶属关系、贫富对立到贵贱对立的过渡，国有土地的扩大化和国领民户的依附化，皇权、豪门强宗矛盾斗争的又一轮， 空虚无救中找解脱等，是何先生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

《北周地理志》为《王仲荦文集》之一种。旧史《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对西魏北周的州郡县设置沿革多不祥，因此北周的疆域面貌混淆不清。作者遮采《水经注》、《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以及类书、碑志中所见有关资料，从多方面考证，历时近40年，多次修改写成《北周地理志》，阐述了北周郡县的行政区划、兴废沿革，并注出今地，弥补了古籍记载的缺陷。

本书研究唐代集会总集及相关的诗人群的活动与创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考论唐代集会总集及相关的诗人群体，考述了《翰林学士集》与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景龙文馆记》与唐中宗朝修文馆学士群体，《大历年浙东联唱集》等。下篇在上编研究的基础上，辑集并校勘唐人集会总集七种：《景龙文馆记》、《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集》、《汝洛集》、《洛中集》等。

〈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
王安泰，碩士論文，419頁，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王德權教授指導
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二章是對於漢晉爵制演變的歷史背景與過程進行探討。從漢代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列侯、關內侯，到西晉以士族為封爵主體的五等爵，除了爵級名稱與內容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封爵的原則有所變化。此外，漢晉間爵制變化的背景，及其所呈現的型態為何，也是本章探討的焦點。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四章則是以政治秩序、禮制與律令規範為中心，藉以觀察爵制在身份與等級上的安排。西晉爵制表現在政治秩序與禮、法的共同處之一，就在於明確的區分身份，使儒家「彝倫攸敘」的理想，得以實踐在各項制度之中。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

中國中古時期的「封建」，與西周的「封建」，乃至於現代認知的封建，實為不同的概念；本書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封建制度與政治秩序，有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本書以爵制為研究重心，探討中國中古時期封建的意涵，以及爵制與政治秩序的關係。中國中古封建體系，名義上遵循西周封建制度，實際是經由戰國兩漢以來儒生、士人不斷追溯重構，形塑出一套關於西周封建的「歷史記憶」。中國中古封建以王爵與五等爵替代西周諸侯，建立天子冊命諸侯統治封國的架構，並藉由儒家經典與漢魏故事，制定專屬諸侯的「開國」制度與「茅土」儀式。各王朝也藉由冊封周邊勢力，建構天下秩序，彰顯政權居於天下共主的地位。本書不僅關注封建體制的具體實踐方式，也重新考察中國中古時期的政局與制度變遷。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一辑共收录专题论文20篇。包括中古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医疗等诸多方面，涉及面广，新论叠出，夹杂着宗教史、民族史、简牍学等一系列的学问。其中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论文主要讨论了北方的世家大族、朝代事件新看法等一系列问题，隋唐史方面则涉及美术史、墓志考释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中古史集刊》是“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的学术阵地。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团结国内外中国中古史学界同仁，打造优异的交流平台与对话空间。论坛常设机构由“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筹委会与《中国中古史集刊》编委会组成。集刊每年出版一辑，以会议论文为支撑，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并严格遵守匿名审稿制度。我们期待同道携手，兼收并蓄，砥砺争鸣，充分展示杰出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与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

本书利用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唐代墓志等出土资料，结合唐代基本典籍，探讨了唐代的重大政治事件、民族和宗教管理制度、祥瑞制度、财政使职等重要议题，还对唐代敦煌、吐鲁番的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以及吴王李恪、安乐公主、上官仪等唐代重要政治人物进行了专题研究，颇有创见。

本卷系统讨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生存状态和社会作用。全卷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为背景，把此期知识阶层分为4组7个群体加以分析，着重探讨了各知识群体的养成体制、出路与登进、生计与生活方式、社交与社会关系，梳理了他们的知识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和地位。
本卷的讨论并不限于少量知识精英或部分代表人物，而是突出了其所处阶层和群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其中下层成员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本书的讨论亦不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论和思想状态，而是着重就知识活动来揭示其社会作用和地位；本书的讨论特别关注各知识群体的生存状态，注意围绕此来建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识分子研究的问题序列和资料序列。这3点构成了本书内容和结构上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