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问题，提供了具体而有用的论证与观察。
经由奏折、题本、档案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约史书、讼师秘本等民间史料，考察了明清的诸多法律与社会世相，并将这些不同的法律现象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视野做更细致与宏观的考察。
本书有效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与司法体系的互动关系和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阐释了明清有关法律的话语、修辞与形象等问题，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与对话，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最近几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所谓“日本汉学”)方面的论文。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集了关于日本阳明学的九篇文章。前六篇文章阐述日本阳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日本阳明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现在有些学者一提到日本阳明学，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于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这一部分文章会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岛田虔次阳明学研究的三篇文章，介绍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先驱岛田虔次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兴起过程和意义。通过前后两组文章，笔者展示了自己对世俗的阳明学和学术研究阳明学的分界线的理解。
下篇的八篇文章，前两篇介绍日本九州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成果，后面几篇是笔者这些年写就的有关一本汉学的文章。其中关于董仲舒的两篇，对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的一些糟粕进行了批判，其他几篇则阐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几个新问题。
▼编辑推荐
★阳明学真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吗？
为什么说“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是臆造出来的神话？
孙中山、梁启超、张君劢等在日本接受了怎样的阳明学知识？又如何将其返销中国？
董仲舒《天人三策》并不存在，是班固的捏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董仲舒否定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1893年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个阳明学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张君劢、章太炎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一提到日本阳明学，人们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而本书将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

1. 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国内原创小说——这里有村上春树的奇巧构思、王小波的幽默腔调、双雪涛的北方故事。用锋刃般的语言勾勒丰富的画面，给每个故事设计奇异精巧的结构，拿戏谑幽默的腔调直面沉重与苦痛，双雪涛的作品之中有村上春树、王小波，以及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子。除此之外，《飞行家》将写实与传奇、童话、寓言交织起来，生存的困顿、人性的困境、命运的困厄，尽现其中；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张力，被编织进故事的纹理里。
2. 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人性中珍贵的瞬间，留下虚构的记录——酷寒里有温情，黑暗里有光明，绝望里有希冀，卑微里有崇高。《飞行家》里依旧有双雪涛擅长的主题：血腥的暴力、衰落的北方、渺小的边缘人，这里有失败的小说家，枉死的工厂主，沉溺幻想的小职工，落魄潦倒的写手，被遗弃的孩子、女人或丈夫……但它更承载着爱、梦想、道德、尊严，以及人性中的光明，它们在北方铁幕般的大雪中，迸发出微小而珍贵的火光。“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下虚构的记录”，这是一切的起点，作者充满浪漫与魔幻色彩的笔调中，蕴藏着丰饶的隐喻、象征，和对现实的关照。
3. 当代中国最具大师潜质的青年小说家，创造“新的美学原则”——为故事而生的人，最纯粹的小说家。作为“在西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光辉底下长大”的青年作家，双雪涛开辟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在故事的王国里，他不做文学舶来品的传声筒，走出对宏大历史主题的沉溺，打破对空洞生活场景的呈现。他赋予平凡生命以意义，让爱、梦想、尊严和自由在卑微和绝境里重生。作者极具现代感的表达格调、所关注主题的深度和硬度，决定了他在现今中国小说界的独特地位，彰显出他绝对的大师潜质。
《飞行家》共收录了双雪涛的九篇短篇小说。
缘起——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下虚构的记录；
沉淀——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张力编织进故事的纹理里；
扎根——让爱、梦想、尊严和自由在卑微和绝境里重生。
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是没落的北方城市。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春风歌舞厅、红星台球社……这里布满破败的街道、废弃的工厂，流窜着形形色色的人。
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久藏、小橘子、疯子廖澄湖、“少年犯”柳丁、姑鸟儿、驯养师阮灵、“疯马”马峰、“飞行家”李明奇……他们是被历史的大潮拍在岸边的鱼。
在《飞行家》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些地方，让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绽放出火光。

本书以山东安丘一座清代石坊“庵上坊”为考察对象，从追溯它的建造缘由入手，讲解它的建筑式样和装饰题材；由欣赏它的艺术之美，既而分析它的表面与实际功能；以这座牌坊为例，揭示了清代流行起来的建筑样式“贞节牌坊”的隐匿意义：虽然建造的名义是为纪念那些籍籍无名的妇女，但这些牌坊并没有提供表彰对象的真实生平，其真实功用乃是作为地方富豪彰显和增强一己势力的载体。在富贵吉祥的装饰图像和庄正醒目的匾额题词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意旨和不曾言说的故事……
作者对这一典型题材进行过多年的深入探查，亦参考和援引了多方的研究成果，在历史语境下清晰勾画出石坊所衍生的各种形式的话语及其彼此间复杂的关系；在精心铺叙的种种故事之间，巧妙地穿插着对于许多理论问题新颖的思考。其精到的述说呈现了丰富灵动的历史文化景观，堪称见微知著。作为艺术史、建筑史的个案分析，本书将历史、建筑、雕刻、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融于一炉，篇幅精短然而颇见功力；配有插图106帧，以亲自测绘和访查拍摄为主。这使本书同时成为一本具有亲切感的图文艺术书和文化旅游读物。

在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之前，他曾有过怎样的人生？陈凯歌亲自执笔，直面他的少年时代。他敢于面对，勇于审视自己，并承认曾经犯过的错误。他的回忆与思考，既富于自省和批判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的鲜活性。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文笔、个人的视角，对成名之前生活、思想、艺术积累的小结，能够启迪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历尽艰难险阻，创立上海锦江饭店。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文革”已经过去，它对众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革”是什么？“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文革”到底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百个人的十年》为我们似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作者冯骥才试图以一百个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经历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这本《一百个人的十年》将使“文革”的受难者们感受到某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使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不安。

▼内容简介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性译作。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主持了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根据当时的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不仅利用《澳门新闻纸》制定禁烟抗英策略，而且抄送广东同僚及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将部分内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览。本书以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底本为凭据，经过细密考证，还原了这部译著完整的英文原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印，内容涵盖当时的军情夷务与时事百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媒体推荐
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
——周振鹤，复旦大学教授
林则徐系统了解西方国际法规则，既获益于他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和《洋事杂录》，也与他阅读摘译《广州记事报》等报刊、询问荣林、史济泰等华侨及外国人分不开。译文中不仅涉及西方人如何以国际法规则评判中国事务，还述及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外国商船的国籍”、“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自由贸易原则”、“领事裁判权”、“诉诸战争权”等近代国际法的知识。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
林则徐虽然“看世界”的深度、广度与后辈相比不够完备，但却敢于率先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探索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后来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转折时期，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被永久载入史册为后世敬仰和发扬的。
——澎湃新闻2015年12月7日
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开启了当时中国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口，这在整个迂腐不化、闭目塞听的大清帝国显得尤为可贵。……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古老的译报仍然在向我们述说着那日渐久远的往事，时刻提醒我们记住：要想强大自己，就要“开眼看世界”，以居安思危的眼光审视自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入世界，多多吸取各方、各国的长处。这在过去、在现今、在未来都是智慧之法、强国之道。
——窦虹《开眼看世界——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

作为一个自小就很喜欢读郁达夫作品的日本学者，铃木先生难以相信、也不愿相信郁达夫惨死于日本人之手。三十年前，由于某个契机，他着手考证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的事迹，意想不到地得以窥见了郁达夫失踪的真相。为了彻底查清这一历史疑案，他沿着当年郁达夫活动的轨迹，苦苦追寻当事人与知情人，作了大量的调查，最后认定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值此郁达夫诞辰百年之际，铃木正夫先生根据调查写成本书，详尽叙述了郁达夫由新加坡避难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到失踪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正确的记录。

本書收錄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台灣學者王德威先生的一組共四篇論文：《傷痕書寫，國家文學》、《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歷史與怪獸》、《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
本組四篇文章對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分別提出不同角度的解讀；檢討一九四九年以來身處不同境地的中國作家負載着當代政治，重新打造了一種傷痕書寫，體現國家在追尋現代性過程中被斵傷、撕裂的遭遇；進而叩問：傷痕與國家機器的關係何在？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傷痕論述與國家文學？更重要的，在告別傷痕的同時，我們如何檢討國家文學，以免成爲下一個時代的「預知」傷痕紀事？

本书主要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考察鲁迅前半生及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文学活动，并通过文献研究给出作者的思考。作者是鲁迅研究的著名学者，该书集作者大半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该书可为国内学界的鲁迅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更多文献资料。

这部中篇小说集通过书中人物的讲述或是呓语，讲述了五个戏剧性、荒诞、苦涩甚至是惊悚的故事。这五个故事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他们中有囿于童年经验而对理想异性形象充满不安感的都会女子；试图逃脱快节奏城市生活的成功男性；无意中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普通人……本书反复琢磨、诉说的其实都是一种荒诞、孤独并且无解的都市人生活状态。
汪若甚至怀疑言语和记忆；她不写实，她所寻求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暧昧游移的瞬间，她不想理清一切，相反，她的隐蔽而执着的信念是，让被理清的一切重新流动起来，在幻想中、在想象中。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生活、对小说的习惯性看法格格不入。在她的小说里，我依然感到其中有倔强的诗意，构成一个魔力支配的世界，在这里，生活的外壳是如此脆弱，它会在某个夜晚或清晨，某种眼神或动作中悄然绽裂，然后，本质性的景象鲜嫩地展开……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
这是一部迷人的作品，迷人的地方甚至不是语言或故事本身，而是背后那种讲述的态度。一种对“活着”的临在感的诚恳的探索。
——走走（作家）
就写小说而言，汪若有着令我叹服的本能和直觉，而且，我还想要说的是：她写下的，才是我所期待的，具有猫一般气质的中国城市小说。
——戈舟（作家）
这是一部相当独特的作品，没有成套的故事，没有正常的叙事，真有点“满纸荒唐言”的感觉。但是，恰恰如此，它是有深意的探索性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在内容上。
——《人民文学》
汪若的作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与没有套路的清新之风。
——《收获》主编 程永新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指某些数字除了本身的计算意义外，兼有某种非数字的性质，它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诗歌、习俗等方面作为结构素反复出现，具有神秘或神圣的蕴涵。人类学家称其为神秘数字，又称魔法数字或模式数字。
神秘数字的发生根源在于前理性的某种原始的数观念。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就被赋予神秘意义，形成神秘数字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顽强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儒释道文化与巫术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汇成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给予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以深刻影响，使它既具有神秘数字的一般性特征，也构成它的特殊性。
汉字的象形特点使神秘数字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它不仅在构型中直观形象地表现出神秘数字的蕴涵，也为神秘数字观念的传衍，起到潜在的注塑作用。它不同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成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又一特征。

这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繁花》让人为之一震，小说的好处自有高人评说----程永新
优雅之野心，当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文体----张辛欣
近年来最有看头的小说---吴亮

《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是苇岸的散文集，他的语言的使用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在苇岸的散文中，我们发现，关于具体的人事，他写得十分少，简直吝啬。而且这些文字，大体上是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的，完全出于情感的支配，仅是一个海子就有数篇之多。但是，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他乃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这里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也许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类也太傲慢了。他的散文不是中世纪田园诗式的，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

本书是已故著名法学家王伯琦先生的著作合集，分上下两部。上部为1956年出版的《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下部辑录王启中先生整理的乃父散篇遗作。全书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汇时代的背景，着力体认中国法制之路“左右为难”的困顿局面，于窥探、剖析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爬梳、反省中国固有礼教文化之间，谋求解决之道，而力陈独立人格观念的建立和概念逻辑体系的维护。先生论学，则勾连古今、会通中外：先生为文，则理论渊厚、概念清晰。而更能杵动历史之弦、打动后人的，还是基于中西文化分梳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化自觉，一种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文化自觉。
本书适合从事法学理论和制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研究生使用，同时相信它对致力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研究二十世纪中西思想的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可知者有130多种，而今存世者不过十几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对唐诗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93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位学者在过去30多年中国唐诗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编选整理了一部《唐人选唐诗新编》，共13种，补辑新材料、改换好版本，体现了当时唐诗研究的水准，受到学术界认可。又将近20年过去，此次拟推出新版增订本，仍请原先三位编者在之前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完整、更高质量的唐人选唐诗文本。

“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这本书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