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哈佛燕京社1933年1月版影印。
本书论述了从仰韶文化到明清各时期明器的组合状况,风格特征,并从社会生活、宗教文化、工艺技术多方面探讨其成因。

作者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从史学、考古、美术史、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此书正是他本人所做的一次最彻底的试验。本书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究古代中国的综合性成果。近三十年来，先后有英、中、日三种文字的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行业神崇拜 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以中国行业神崇拜为研究对象，对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及调查采访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考辨和理论概括，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行业从业者所奉诸神的基本面貌及从业者造神的心理、方法和文化底蕴，阐明了与行业神崇拜有关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特点和规律。

In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Guolong Lai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mortuary relig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By examining burial structure, grave goods, and religious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groups of well-preserved tombs in southern China, Lai shows that new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d, resulting from the trauma of violent political struggle and warfare, permanently altered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his world and the afterlife. The book grounds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s firmly in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ca. 453-221 BCE) to the early empires (3rd century-1st century BCE).
A method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synthesis of archaeological, art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ources,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rt historians, archaeologists, and textual scholars of China, as well as to students of comparative religions.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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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這是一本值得關注及讚賞的非凡著作。它概述了兩位世界級學者的成就……他們對本土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對其研究的社區也充滿熱愛，這與強調全球流動性的新一代民族誌研究迥然不同……華琛及華若璧細膩又敏感地突顯了那些標誌着中國人類學重要時期的分析性議題及歷史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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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大超越鄉村的局限，在其有關命名或信仰與禮儀的相關性等經典文章中探討了中國文化及社會的根本面向。本書不僅是了解新界鄉村社會的重要讀物，也令人深刻理解塑造這個鄉村社會的更廣闊的文化及歷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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