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因而采纳思想史视角，以通过馆舍、馆藏和展陈等表达的知识结构为切入口，梳理博物馆在中国的诞生和早期成长历程。
中国早期博物馆既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也有从旧到新的改造过程；既与风云诡谲的政局欲说还休，又与新生的实证科学同声共气；既有域外观念和实践的移植，也有独特本土实践和经验的总结。
从殖民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帝制孑遗到新生政体，从都会形象到民众教育，不同情境导致各类特色鲜明的博物馆次第登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后，中国博物馆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进入井喷期，数量激增，类型完备，博物馆干预社会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可见度也显著提升。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本書蒐集了兩位作者近幾年來研究日本成人A 片在臺灣及香港社會的再生產、流通及消費的學術論文。通過對華人慾望遇上日本A片的人類學研究，作者希望能夠對華人社會的性別、性相及色情品做出更精闢的理解。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化符號，探討性在中、日兩個社會中的文化涵義；第二部分則關於臺灣個體對日本成人A 片的消費以及再生產；第三部分集中討論個人如何消費日本成人A 片，從而探討「個人」與「社會」的辯證關係；第四部分則通過探討日本
成人A 片的全球化去反思有關跨越國境的文化產品理論的缺失。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内容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都会明白的。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去。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This book charts the vicissitudes of a rural community of papermakers in Sichua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bamboo into paper involves production-related and social skills, as well as the everyday skills that allowed these papermakers to survive in an era of tumultuous chang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understood as a series of interconnected politic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 was, Jacob Eyferth argues, as much about the redistribution of skil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control as it was about the re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larger context for this study is the 'rural-urban divide':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cleavages that separate rural people from urbanites. This book traces 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that led to a massive transfer of technical control from villages to cities, from primary producers to managerial elites, and from women to men. It asks how a vision of rural people as unskilled has affected their place in the body politic and contributed to their disenfranchisement. By viewing skill as a contested resource, subject to distribution struggles, i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how revolution, state-making, and marketization have changed rural China.

Recent events—from strife in Tibet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 the spectacular expansion of Chines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globe—vividly demonstrate that one cannot understand the modern Chinese world without attending closely to the question of religion.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highlights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between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regimes,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o explore how religion has challenged and responded to secular Chinese modernity, from 1898 to the present.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piece together the puzzle of religion in China not by looking separately at different relig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but by writing a unified story of how religion has shaped, and in turn been shaped b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rom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martial arts to communal temple cults and revivalist redemptive societies,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at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ward, as the Chinese state shifted,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consistently resurfaced i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old and new forms.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integrate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China’s religious history that is certain to become an indispensible reference for specialists and students alike.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书写研究以及（后）殖民批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既关注帝国主义事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国文化，也关注从属的、边缘的接受端文化，并强调两者接触之时产生的互动。本书史料详实，叙事生动，将会带给读者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认识。

巴西利亚的建设、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和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国家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该如何行事？在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与探讨后，詹姆斯•C.斯科特给出了答案：是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本书获2000年度美国马特•达根“最佳比较文学图书”奖，值得有兴趣的读者一阅。

《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主要内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东西方各种族、各民族、各种文化彼此交汇的圣地。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人类群体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又刻在了现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的文化当中，这些民族的民间信仰就是这些历史印记的载体。我们知道，萨满文化或叫萨满信仰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原生型的民间信仰。在历史上，道教、儒教、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分别传人这些民族当中，并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为例，历史上有过四次大的宗教改革，而伊斯兰教自公元9—10世纪传人以后，对维吾尔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甚至在维吾尔人的社会中形成了察合台维吾尔书面语言，并进而使维吾尔人使用已久的古回鹘文书写符号发生了彻底的变更。然而，它却未能彻底改变或驱除人们心灵深处的原生型民间信仰——萨满教，反而最终与萨满信仰达成妥协，互动的结果便是伊斯兰教在普及的同时，也完成了它在这些民族中的本土化进程，形成了当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突厥语诸民族的伊斯兰教。

本論文集原為國科會「道教與民間文化」的整合型計畫，與文哲所規劃籌辦的年度國際性會議合併舉行，擴大邀請學者，針對其中的重要課題作較集中的討論。其中有關早期道教史的問題，或較弘觀地探討中國宗教；或從儒家「教」的觀點思考教化與信仰的關係，探究儒家教義是否也曾經由「擬似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或探討「儒宗神教」在臺灣兩三百年中如何發展？又如何衍變？從中反映出臺灣宗教史上的一些現象；或則針對區域內的寺廟神與社區的關係，從其中的信仰形成、祭祀圈內的信仰行為等作較深入的調查，期望理解其社會、宗教的雙重意義；或則對於神祇的研究，反映出不同的信仰現象及人們對於不同神明的態度；或則有關儀式的調查，涉及國人面對集體或個人的宗教情境，如何以儀式行為加以解決，及面對死亡這一關卡時，所出現的喪藏儀式又有何意義；或則有關道教與民間文化的關係，乃涉及道教信仰如何深入民間社會，並與原本既已存在的宗教意識之間的互動關係。

仪式理论与实践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流派都表现出对仪式的独特认知、理解和解释，人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也在仪式研究中得到反映。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都在仪式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并与他们的学术主张相辅相成，泰勒、弗雷泽、范．根纳普、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克罗伯、列维一斯特劳斯、利奇、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弗斯、古迪、特纳、罗萨尔多、道格拉斯、洛伊、拉帕波特、贝尔……。早期英国人类学中甚至还有一个学派叫“神话仪式学派”（剑桥学派）。仪式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国际学术界还有专治仪式研究的刊物——《仪式研究》。
本书是从人类学学科的角度对仪式领域进行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集谱系梳理、学理依据、理论介绍、流派分析、观点评述、田野案例及作者独立见解为一体。

这是一本国外青年文化研究的译著。此书为《通过仪式抵抗》的修订扩充版，包含一篇新序言。该序言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自从这本著作1975年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简称WPCS）合刊上初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由于富有历史性地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而闻名；该中心产生的这些论文，也成为许多攻读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们必读的经典著作。此修订本包括了初版收录的所有富有独创性的论文，并增加了本书主编在该书出版30年之后所作的反思，后者进一步充实了这些论文的内容。
当青年文化已经广泛呈现在公共视野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是社会政治变革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些论文正好在此时发表，从而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仪式抵抗》通过详细考察战后英国出现的广泛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泰迪男孩[Teddy boys]、摩登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到黑人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s]），讨论了青年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映和应对文化变革的。
该书体现了这个引领当代文化研究的伯明翰中心的集体认知，有助于在新世纪对20世纪的一些重要文化著作进行重新定位。

本书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象征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的代表作，被学界归入二战后最具有开拓性和影响力的民族志经典之列。 全书主要围绕中非恩登布人的仪式和象征意义系统的诸方面进行论述。在特纳看来，仪式是恩登布人调整其基本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书中有关象征的多义性、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以及仪式在社会悄境中的动态进程等论述，一直是人类学以至社会科学多个领域中被广为引用的重要文献。

本书是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堪与列维－斯特劳斯和伊里亚德的伟大作品同列。 在本书中，特纳通过在非洲恩丹布部落中的田野考察，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发展了传统的结构主义。与之同时代的范·杰内普、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都曾经试图把所有的文化行为统一在超级结构里，提出涵盖全体的普遍化模式，特纳则突破了传统静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把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从而有“分化－阈限－再整合”的过程，是结构与反结构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书主要阐明：中国大历史应自元谋/巫山猿人开篇；中国文明之源在大西南巴域；巴文化是楚文化的基础，楚文化是汉文化的前身，汉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主体；巴文化之传播远到玛雅。本书主要章节内容如下：一、整合冰山一角——庸国；二图像巴史；三、广说盐；四、沼泽开发与文明兴起；五、泛巴文化论。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们是观念的产物。

《音乐人类学》来源于我十五年间的思考以及同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领域里的同事和学者们的探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常常并不清晰，或许本该如此。关于人类学并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因为它的内容相当清晰，目标也至少界定适度。

这是第一本以书信形式介绍灵长类及其进化的科普书。
人类栖息于地球上，与猿猴同属灵长类。但是我们表现得更像自然界中暴富的乞丐，不仅六亲不认，而且要尽量撇清自己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我们把一切污垢都归于兽性，却把所有光环都归于人性。
本书以生动活泼的问答手法，分别对猿猴的进化与分类、身体与健康、美食与生活、性爱与繁殖、行为与文化、社会与交往、智能与心理七个方面给出了系统的科学描述。读者通过了解猿猴，亦增加对自然的归属感。人类、猿猴及其栖息环境是相互依偎的生态系统。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使我们的责任和立命之本。

SignatureReviewed by Christine KenneallyThe ways language and thought intertwine have long intrigued scientists. Does language shap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Does the world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Do we think in words? Such lofty questions pondered in many an ivory tower would go unanswered without the mostly anonymous work of field linguists. These scholars venture into isolated communities and wrestle with culture shock, broken tape recorders and dysentery—all to learn an unfamiliar language from the ground up. Their work is painstaking, and no matter how smart or how educated they are, their projects must begin with the most elementary communicative tactics—they point at a rock or a tree or a bird, and whether they are in Australia's Western Desert, the remote islands of Indonesia or the jungles of Brazil, their interlocutor will respond, rock or tree or bird in the native tongue. Dan Everett's life as a field linguist began when he entered a Pirahã village in the Amazonian jungle in December 1977. After being greeted by a happy, chattering crowd, he walked over to a man cooking on a small fire. First, he tapped his own chest and said, Daniel, then he pointed at the animal being cooked on the fire. Káixihí, said the man. Everett pointed at a stick. Xií said the man. Everett dropped the stick and said, I drop the xii. Xií xi bigí kíobíi, his new friend replied, meaning stick it ground falls. Thus began 30 years of dedication to the Pirahã and their native tongue, a mystifying system of sound and rules unrelated to any other language in the world. In this fascinating and candid account of life with the Pirahã, Everett describes how he learned to speak fluent Pirahã (pausing occasionally to club the snakes that harassed him in his Amazonian office). He also explains his discoveries about the language—findings that have kicked off more than one academic brouhaha. Everett learned that Pirahã does not use what are supposed to be universal aspects of grammar, an observation that runs counter to linguistic dogma about how culture, the brain and language connect. For Everett, Pirahã is evidence that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and previously unacknowledged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language.Everett's life with the Pirahã cost him dearly. He almost lost two family members to malaria, and his first marriage broke down after years of highly productive shared field work. But life in the Amazon taught him a great deal about human nature, too, perhaps more about his own than that of the Pirahã. Everett began his linguistic work as a Christian missionary, but the Pirahã were marvelously impervious to his promise of a life with Jesus. They pointed out that Everett simply had no proof for the supernatural world he described, and in the end he found himself agreeing with them. He left the church, choosing a world that more honestly integrated his goals as a scholar with the world view of his Pirahã friends—one where evidence matters. (Nov. 11)Christine Kenneally is the author of The First Word: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a finalist for the L.A. Times Book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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