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各马可伦理学，ISBN：9787100035750，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廖申白译注

作为一部政治哲学的导论性作品，本书既不是政治思想史的纵向叙述，也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平行罗列，而是以这一古老学科的基本问题为中心，呈现重要的理论争论并展开批判性的分析。全书围绕政治权威、权利与美德、社会正义三大主题，聚焦于西方现代的相关理论争鸣，同时兼顾政治哲学史的视野，以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呈现了一幅论辩式的、开放的政治哲学理论图景。

本书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伦理学名著，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属于极端自由主义。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包括：自然状态理论，或如何自然地追溯出国家；超越最低限度的国家；乌托邦。

本书是“贺麟全集”之一种，收入了贺麟先生译自斯宾诺莎的两部重要代表作——《伦理学》和《知性改进论》。《伦理学》写于1662—1675年，1677年出版。全称为《用几何学方法作论证的伦理学》。书中系统阐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认为神或自然是唯一的实体，思维和广延是它的两个属性，一切物理和精神现象都是表现实体属性的样式；认为由感觉和记忆得到的知识是错误的原因，而推理和直观得到的知识必然是真的。书中论述了他的哲学、伦理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及途径：通过理智克制情感对人的奴役而达到自由，进而达到对神的理智的爱。
《知性改进论》是斯宾诺莎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著作。这书大约是他在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这是一本未竟之作。虽未完成，却仍然是一篇可以告一段落的、内容丰富的独立的论文，并且可以当作他的中心著作《伦理学》的导言来看。作为方法论来看，本书是斯宾诺莎在这一段期间认真学习和研究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初次出版）和笛卡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方法谈》（1937年初次出版）所提示的方法问题的继承、发展与批判。书中探讨寻求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指出真理相实在的系统一贯性，并力图把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力学和数学的精神推广应用到研究存在的认识的整个领域。

《真理与真诚》可以被理解为伯纳德•威廉斯的“绝唱”。这是威廉斯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同时，它体现了威廉斯在其一生思想生涯中对人类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最终思考。面对迷茫混乱的现代世界，面对真假难辨的社会事实，这本书无疑能够提供一些教益与启发。
承续尼采谱系论的传统，威廉斯将哲学与历史融会贯通，发掘了人类对真理关注的缘起。从现代社会中在珍视真理、呼吁真理的同时又怀疑真理、贬斥真理的矛盾态度出发，他讨论了真诚及其价值所在。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有可能恰恰是偶然的，在为此忧虑的同时，他仍然为真理辩护，为这一理性对象、这一文化价值辩护。他定义了真理的两种基本美德：准确和诚实，前者旨在发现真理，后者旨在讲述真理。他描述了两种美德得以呈现的多种心理形式与社会形式，并由此发问：今时今日，我们怎样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理的美德？
本书至今已译为德、法、西、意、土耳其文等多种语言出版。

《斯宾诺莎书信集》在消除一些对斯宾诺莎哲学观点过分夸大的理解方面也起了明显的纠正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其“规定就是否定”的理解。众所周知，黑格尔对斯宾诺莎这一命题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规定的东西就是有限的东西：对于任何东西，包括思想（与广延相对立）在内，都可以说，这是一个规定的东西，所以自身中包含着否定，它的本质是建立在否定上的。

今天，象征着某种国际正义的“人权”正为无数理想主义者们所青睐。它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更美好的人道主义社会的图景。尽管人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植根于历史与文化深处的普适价值，塞缪尔·莫恩却指出，这一激发了诸多社会运动的理念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为人熟知的。在《最后的乌托邦》这部颇具开创性的作品中，莫恩试图阐明人权观念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问题，并对人权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不确定的未来做出了有益的追问。
对一些人来说，人权的理念必需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或至少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抑或二战后问世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在重新审视了充满戏剧色彩的人类道德史之后，《最后的乌托邦》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人权是在1968年之后才开始作为正义的诉求对民众产生影响的。无论是在东欧还是西欧，北美抑或拉美，作为某种社会行动主义与政治辞令的人权，在短短几年内便穿过联合国的走廊来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莫恩认为，正是在早期政治乌托邦的幻灭之后，人权才得以实现其当下的成就。当国际法逐渐代替人民斗争和流血冲突之时，个体权利的道德观也将取代政治幻想。但是，当“人权”超越人类希望的标语而进入充满纷争的政治议程时，我们必须持有更为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全书收录了刘小枫的8篇随笔。
作为一个学者，刘小枫的每一部著作似乎总能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刘小枫在这本书中用清新流畅的文笔解读了一批现代作家的经典之作，并通过复叙事使一个个沉淀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伦理问题真正成了问题。毕希纳、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这些卓越的叙事思想家的叙事在刘小枫的喃喃复叙事中重新又鲜活了起来，呈现着它们敞开着的意义。

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观念的缩影，特里林采用了一条更宽广的途径——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来应对当时的新批评主流。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文章，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他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崇拜它，尊 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具有重要影响。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认为法律必须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我们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即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本书是著名现象学家列维纳斯的代表作，是其前期思想的核心，对现象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本书中，列维纳斯把西方传统的存在论哲学视作一种总体哲学。这种哲学以作为总体的存在为最终的意义来源，抹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意义与价值，充满了对于他者的暴力。与这种总体哲学相反，列维纳斯通过对面容的现象学分析表明，在面容中呈现出来的他人标志着绝对的外在性，是真正的无限，不可还原为内在性。他进而证明，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联既先于自我与他人的存在关系，也先于自我与对象的存在关系。在此意义上，伦理学先于存在论。本书最终表明，自我与他人之间有着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同一性，自我与他人的面对面是存在中的终极关系。因此，哲学必然是“多元论”的，世界的本原是多元，是每一个表达着的自我。这多元之间则通过作为主体性的善良而最终走向和平。

《洞穴奇案》讲述的是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借助这个假想公案，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洞穴奇案》既是法哲学专业领域寓言式的经典文献，又是大学跨学科通识教育的理想读本。《洞穴奇案》适合的读者是那些不热衷于给观点贴标签或猎寻虚幻、对严肃而有意义的论证充满兴趣的人。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有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 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他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