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杜继文先生的佛学论文集。杜先生是我社的老作者，他参加编写了《中国佛教史》一、二、三等卷的写作，发表、出版了一系列佛学论著，尤其在佛教思想史方面别有建树，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本书稿论述了梁启超、章太炎、吕澂等人的佛学思想，还收录了杜先生近年来为后学写的序言和评论等。本书稿是杜先生的精华之作，有很高学术价值。

This volume continues the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i scrolls - extremely fragile and brittle fragments of manuscript on birch-bark rolls. Although their provenance is uncertain, there are strong indications that they came from Hadda in eastern Afghanistan and were most likely written in the early first century A.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Saka rulers, making them the oldest known Buddhist manuscripts. Fragments 16 and 25 are two long, relatively narrow fragments that obviously belong to the same scroll. Two texts were written on the scroll, each by a different scribe. The first text, referred to as the Gandhari London Dharmapada, represents an anthology of verses well known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The second text is a series of stories concerning previous births of the Buddha and of some of his disciples. Timothy Lenz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Libra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 Also available: "A Gandhari 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utra",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i Fragment 5B, Richard Salomon with Andrew Glass 2001, 0-295-98035-4, "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olume 1". "Three Gandhari Ekottarikagama-Type Sutras",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i Fragments 12 and 14, Mark Allon with Andrew Glass 2002, 0-295-98185-7, "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olume 2".

舍尔巴茨基编著的《大乘佛学(精)》以公元2世纪的佛教思想家龙树为研究对象，围绕涅槃而考察了大乘学说的绝对观，揭示了这一流行於中国、朝鲜、日本和蒙藏地区及前苏联布利亚特和喀尔梅克人地区的大乘运动的思想底蕴。本书一直被西方的佛教学研究者、东方学学者视为不朽名著，代表了以西方比较语言学、比较哲学方法研究东方佛教的成果，舍氏本人被认为是独辟蹊径的开拓性哲学史家。
《大乘佛学(精)》是俄國著名佛教學者舍尔巴茨 基的代表作，原書名為《佛教的涅槃概念》，係《小 乘佛學》的姊妹篇。本書最初以英文寫成，主要以公 元二世紀佛教思想家龍樹為研究對象，圍繞涅槃概念 考察大乘思想運動的興起舆發展。本書自出版以來一 直被西方的佛教學研究者、東方學學者梘為不朽名著 ，係西方比較語言學、比較哲學方法研究東方佛教的 最重要成果之一。

《现代世界佛学文库：印度逻辑和原子论》研究了古印度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宗教哲学派别——正理派和胜论派。以经典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两派的认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理论，对于印度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序言
尽管欧洲已经很熟悉印度吠檀多哲学了，但印度的正理-胜论作为印度逻辑的和实在论的哲学体系还役有引起西方的关注，有关知识论问题的合理解决还有待于才华之士的认真努力。这些哲学体系都属于正统的印度思想传统，它们服从经典的权威性。不过，在抨击存在的问题时，它们仍采用的是人的手段，而经典只是被当作实用主义的工具，目的是给那些并非由经典达成的结论提供神圣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结论舆经典的信条之间又存在着可疑的和谐性。
欧洲之所以忽略这些哲学派别，是因为第一手的根源性数据的性质决定的。这方面的行家因为轻视印度学问而在表述方式上流于不应有的晦涩和艰深。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原典，印度的经文中充满了尚未解决的迷惑，在多数情况下都让人不得要领。孟加拉国的努地亚派的作品，在细节上推敲，往往是无从说明的：那怕可以翻译，译文比原文还要难懂。因此，像F.马克斯.缪勒（MaxMuller）和P.道森（Deussen）这样的印度哲学史家，都只好作概论式的描述，完全无视这些学派中间的重大而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其结果便是，任何认真研究作为整体的印度哲学的人，都会面临严重的尴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觉得很想整理一下所有这些印度哲学派别的基本理论，关注它们的历史及其与佛教哲学的关系。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大，绝对可靠的结论是达不到的。印度的经典依然存在，但它现在呈现的模样是随其所经历的不同时代而发展的，这些经典有特别之处还在于：它们的发展往往无视经本的原来含意，甚在一些硕学的哲学学者那里，也是这样一种态度。另外，佛教经典的许多原本也已经佚亡，我们不得不转而参考藏文佛经。不过，显而易见，当务之急是利用手边的材料，表述我们藉此能达到的结论，才能将工作推进一步。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省略一些纯粹的哲学讨论，以及一些不太令人感兴趣的哲学议题。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也就没有刻意去寻求这些哲学体系在中国和日本的沉浮变化；同时，若非与正理派和胜论派理论直接相关，我也不去碰佛教与耆那教的逻辑理论。
书摘
如我们所知，一一极微都具有一切实（体）共有的五种德（性质），同时还有此体和彼体的属性。极微又有极富特别指示意义的香，以及味、色、触（冷热）、重体、液体、行（速率）等性质；水有特别的粘滞相，还有除香之外的地之诸德：火有诸实通具的七德及冷热之触、色、行、液体等性质；风除通具七德，只有触与行二相。极微上的诸德常而不灭，极微所成物之诸德则为无常变易。极微所成者复分为三种：色身、诸根、诸境（对象）。境是一个使用较宽泛的词，其用意在与其他两类相区别；另外的两者，简单地说，色身为感觉对象：尽管称为根的感官也以潜在的形式禀具了具体某实的属性（德）。世间人并不能感受极微，极微只有通过间接的比量推知。显然，阿南跋陀之将极微列入句义范畴是疏忽所致。极微若有可以分辨的性质，是成为聚合之物之后的事。显而易见，胜论论师们在经典中所承认的诸德（性质）与根据极微说赋予根本四大的诸德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得讲通的。普拉夏斯塔帕达和《胜论经》较为接近晚出的德之范畴条目，不过，尽管其为诸实通具七德的说法合乎常情，但要弄清楚诸如重体、液体、润、行（速迟或快慢）的确并绝非省力的事。后面两者（即润与行）在他的体系中，是被放入行（samskara）的通目之下的类。这似乎表示他要将其分别联系于业之句义口，来加以说明的。
说起来，还在胜论经中口，“重体”一德就被定义成下坠物体最初的业（运动）之非和合因。由重体引起的运动生出行（速迟快慢），由此再生出第二个运动，前一行动是它的非和合因。地大与水大都禀有重体，重体超出了感官的能力，故而只能比知。液体[2’也是物之流动的最初和合因，它以如同重体一样的方式产生行（速迟快慢）。正常温度下呈液态之物的流动性是自然所成（samsiddhika），然后，需要加高温便之流动的对象上，流动性是偶然异相（naimittika）。液体性既然寓于奶酪这样的土大所成物上，与火大相联系的金属物上；当然也寓于地、水、火诸大上金属物上的液体性因为其上有水大的成分，不过这种说法舆另一个事实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金属物上的流动性竟会是偶然的异相，是人力所为而不是自然之性呢？进一步，有人说，金属物上的流动性还与地大的比例相关，不过这种见地受到驳斥，因为地大的流动性遇高温会消失，而金属物上的流动性则始终不失。在胜论师的论述中，看不出他们将重体和液体视为一般相似的意见，尽管他们将二者严格地限制在产生物体最初的运动作用上，给它添上快慢效率（行）的新的性质。地水火风及意这五实都有行，一切有极限的事物之，离行便没有运动，故而，此五实所成物成为有形有体的一大类（murta-dravya有质碍的实体，有形实体）：另一方面，四种极微实体若与空实结合，亦成为实体性的元素（Bhuta-dravya实种、能造之实，基本元素）。这里的效率之行仍然被包含在一般用语samskara（行）的范畴内。与快慢之行在一起的还有弹性（轻快）这样一个刚好与事物常态下的紧张相反的性质（德）。据说，表弹性的行是一切极微实体都有的属性，行产生于运动也结束于它们造成的运动。“行”（samskara）这个词语的两种内涵。显然与其最初的用法相关，起先，“行”指的是心上的联系。心行（心之相）在后来的分类表中占据行的第一类。这里突现出来的是从譬喻角度显示的行之认识功能，因为快慢与弹性都是从运动所显来说的。最终，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实体之上的某种所显的“相”，“行”这个术语的分类过程暗示它在后来经历的变化。实际上，在分配给诸实的种种德中间，“弹性”是被略去而未列入的，通常只说到速迟或快慢之“行”，至于“弹性”，也许代表了行之原初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石窟寺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支艳丽的奇葩。近些年来，中国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地域覆盖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宽广。在此背景下，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显得很有必要。本书搜集整理了嘉陵江流域1702处石窟寺资料，并对调查过的10余处重要石窟点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嘉陵江流域石窟寺的分期、社会背景、观音造像以及与其他地区石窟寺的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などインドの言葉が原語であった仏典は、中国の文字や言葉に翻訳されて伝わることにより、東アジアの文化的基層となった。鳩摩羅什や玄奘らの翻訳理論と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中国に無かった概念をどう訳したのか。キケロ以来の欧州の翻訳理論史と並び注目されるべき壮大な知的所産、初めての一般向け概説書。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ISBN：9787802544215，作者：冯国栋 著 朗宇法师，清修法师 编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真宗朝吴僧道原所作禅宗灯史。其书集录自过去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的传灯法系。此书编成之后，道原诣阙奉进，宋真宗命杨亿等人加以刊定，并敕准编入大藏流通，因此《景德传灯录》在宋、元、明各代流行极广，对教界文坛都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受近世禅宗研究重前期禅史研究的风气影响，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有限，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景德传灯录〉研究》共六章，前为引言，后为附录。引言部分对近世禅宗研究及《景德传灯录》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并阐明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所持的视角。正文六章对《景德传灯录》的成书背景、《景德传灯录》之前的灯史撰作、《景德传灯录》作者与成书、《景德传灯录》的刻印与版本、《景德传灯录》的注文、《景德传灯录》的文学性研究、《景德传灯录》对宋人之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附录《传统、现代与后现代——近现代禅宗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一文，对近世禅宗研究的历史作进一步讨论。

《房山云居寺研究》日文本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塚本善隆等六位学者基于一九三四年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的实地考察而撰述的，书中配有近百幅照片、插图和拓片，读者由此能够目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旧貌，为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形式提供了有力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佛教疑伪经是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始终是佛教研究的热点之一。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是作者提出的有关佛教发展全局的新观点。两个问题虽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密切关联。本书收入作者关于佛教疑伪经与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相关论文十五篇。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画，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盘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盘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
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
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
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
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
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画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着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房山石经》这部自隋唐以来绵续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经典，在佛教研究、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明清以来，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着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 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
首先从《房山石经》的学术价值来说，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据唐代开元二十八年（740）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大唐新译经四千余卷，送往石经山作为刻经底本之用，而且是由当时的佛教版本目录学专家、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的。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开元大藏经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完成之年。所以这四千余卷用作刻经底本的赐经，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钦定开元大藏经》，而《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保留了这部唐代宫廷大藏经的原貌。
我国历代雕印的汉文大藏经，加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内，约有三十余种。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鲜半岛于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这部《高丽大藏经》在刊印时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家视为「梦幻」般的一部藏经。近年来根据研究，《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 《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实际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这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房山石经》所用的两个底本，在今天都是绝世不传珍本，所以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尤为可贵的是，《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不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
其次，从《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来说，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再次，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区的政治区域规划，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以上资料根据【华夏出版社】与【中国佛教信息网】房山石经介绍整理而成。

10~12世紀にかけ、中央アジアから蒙古一帯に君臨した契丹。草原に展開したこの謎の国では、いかなる文化が築かれてきたのか。遺されたわずかな文献史料をもとに、近年のめざましい発掘成果も取り入れ、豊饒な仏教文化が息づいていたことを詳論。世界史の間隙を埋める力作論考!

中世人は、すべての人間が宿業を背負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た。仏教の世界観である六道は、三善道(天・人・修羅)と三悪道(餓鬼・畜生・地獄)とに分かれ、罪業である殺生にも善悪の違いがある。六道の中でも三悪道について、前世・現世・来世の三世という概念や、因果応報の歴史から中世人の思考を紐解き、知られざる中世仏教史の世界へといざなう。

《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是一本记录藏传佛教的文化传播的书籍，内容翔实，资料来源真实可靠。从敦煌古藏文献研究、西夏时代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译萨思迦派文献研究等方面一一阐述，学术性较强。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