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是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遍及各种音乐体裁，特别是15部交响曲使他享有20世纪交响乐大师的盛誉。此外，他还培养了大批苏联当代著名作曲家，深受苏联人民的喜爱。1975年8月9日卒于莫斯科。
在肖斯塔科维奇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婢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他口述了为苏联国歌作曲的趣事。当时，斯大林政府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因为考虑到《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他们匆忙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对音乐充满好奇却又一知半解、被民间喻为“文化秃鹫”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图良和肖氏合作谱曲。
肖氏对此回忆道：“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肖氏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肖氏需要多少时间，他说5个小时。
肖氏回忆道：“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尽管如此，斯大林当时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图良合作而成的国歌最后落选了。

《俄罗斯史》(第7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全书分七大部分，依次分别是导论、基辅罗斯、蒙古统治时期或封建格局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占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体现了适度的厚今薄古。
《俄罗斯史》(第7版)所据的原版书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俄罗斯史》(第7版)学术性很强，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仅仅简单地讲述俄苏历史，重视向读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虽然他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但其对苏联历史的总体介绍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著述对它的阐释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
3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
4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
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于厚望，俄罗期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工994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工8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年7月25日于长春

本书作者巴托尔德(1869-1930)是世所公认的中亚中世纪史权威。他的研究以中亚史为主，旁及伊斯兰史、中近东史地、外高加索史、伊朗社会经济文化史、穆斯林碑铭与钱币等等，而本书则被视为其一生学术的代表作。著者精通阿拉伯、波斯、突厥语，研读几尽以此三种语言撰写的中亚史抄本，并辅以多次中亚实地考察心得，故本书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本书由我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最为信实的俄文1963年版译出，又据巴托尔德审定的英译本作增补订正，翻译过程中克服了人名、地名、术语等的重重困难，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努力，得以问世，足以飨久闻书名而未能一窥主旨的读者。
目录：
中文版译者序言
补记
1968年英文译本第三版序言
1963年俄文本第二版序言
1928年英文译本第一版序言
1958年英文译本第二版校订者附记
著者前言
绪论 史料
第一章 河中地理概述
第二章 截至十二世纪的中亚史
第三章 哈剌契丹人与花刺子模沙
第四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人
第五章 蒙古人统治下的突厥斯坦（1227-1269）
大事年表
文献目录
附录一
附录二
索引
跋语

《拉赫玛尼诺夫》对于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人们的说法不一而足，争议颇多。有些人对他顶礼膜拜，认为他的音乐精致典雅，美轮美奂，能带来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而有些人却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将拉氏音乐等同于“郁悒”，认为他的音乐带来的无非是纠缠不清的痛苦与无尽的折磨。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便是拉赫玛尼诺夫一以贯之的鲜明创作风格。在他那个时代，不管潮流如何变幻，拉赫玛尼诺夫总是一如既往地固守着他的创作原则：他只听凭自己灵魂的召唤。他所做的便是把这灵魂的声音忠实地、不加任何矫饰地记录下来。他的音乐过于盘根错节，他的作品结构极具立体感，令我们很难用寥寥数语将其概括。

俄国象征派中短篇小说的精华结集，收入费·索洛古勃、瓦·勃留索夫和安德列·别雷三位著名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十九篇。
费·索洛古勃在其小说创作中将梦幻、魔幻的层面与现实、自然的层面糅合得水乳交融，将文学的假定性痕迹、虚构性品质深深地掩藏起来，使小说的叙述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 中不动声色地过渡。
瓦·勃留索夫“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其关注点集中在事件的“奇特性”上面，作者不关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不是独立自主，人物形象随情节而动。
安德列·别雷在西方被看作20世纪俄国小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他的小说甚至被视为“划时代”的现象。
索洛古勃“用平稳而带有教训味道的语调讲述最恐怖和最荒诞的事物”。——霍尔索森
勃留索夫是“俄罗斯最有文化修养的作家”。——高尔基
别雷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家”。——雅·尚达

在这本文集中，我们主要精选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最负盛名的《生活的故事》和《金蔷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篇章，使广大读者能在相对较小的一本文集中，比较充分地领略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醉人魅力。其中。上篇和下篇选自《生活的故事》，附篇选自《金蔷薇》。
《生活的故事》是作者历时近20年才完成的作品，也是终其一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凝聚了其多年的生活阅历和文学体会。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2卷(套装共2卷)》内容简介：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宗教思想家之一。他的成就涉及欧洲和俄国文史哲各个领域。“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创作。他通过解读历史人物，尤其通过剖析人物的灵魂、精神过程来表现和叙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这部写于1900年到1902年的两卷本长篇作品《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明证。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及其主要作品的剖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图审视俄罗斯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灵魂，揭示俄罗斯现代宗教思想所面临的问题，探索这些问题在现代语境中的宗教哲学意义。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2卷(套装共2卷)》共2卷。

原书名为《俄国史教程》，今去掉“教程”两字纳入世界历史文库，以与其他著作相统一。本书是俄国学术著作的代表作，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唯一的一部从远古写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多卷本俄国史书。它不同于前人的著作，打破了王朝体系，突出了社会经济。全书史料丰富，条理清晰，对讲述的问题经常及时做出小结，而且叙述生动，文笔优美。对系统地研究从古代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的一档灵媒真人秀。节目中每周都会设置闯关项目，考验每个人的灵力大小，并在每周淘汰一个，最后选出一个灵力最强的人成为冠军。

《俄罗斯语言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描述俄罗斯语言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详细介绍了俄罗斯语言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进程，阐述了各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对语言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对后人研究的影响等；对主要人物生平、学术思想、主要代表作及其理论的基本观点等进行了评析。
《俄罗斯语言学通史》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19世纪前的俄国语言学：分别以10至17世纪的俄国语言学和18世纪的俄国语言学两章的形式梳理了俄罗斯初期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史；
中编——19世纪的俄国语言学：分别以19世纪50年代前和19世纪50年代后的俄国语言学两章的形式梳理了俄罗斯19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突出了其语言学研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以及俄罗斯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下编——20世纪的俄罗斯语言学：分别以语音学与音位学、语法学、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修辞学、口语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符号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的逻辑分析等15章的形式梳理了俄罗斯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脉络，突出了俄罗斯语言学在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俄罗斯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以及对世界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俄罗斯语言学通史》对推动俄罗斯语言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开拓性价值。《俄罗斯语言学通史》既可作为国外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依据，亦可作为高校外语专业，尤其是俄语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语言学史的教材以及科研参考用书。

作者不仅全面、详细、具体地记录了调查地区的大量埃文克人的各种宗教信念、传说、宗教仪式活动等情况，还引证了前人在当地和其他地区记录的以及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所以十分丰富。他还对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证。特别是他收集的38张埃文克图画，生动地展现出埃文克人原始宗教信念和活动的真切形象和情景。

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秘密战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不朽史诗
大博弈开始，两大帝国相隔3000公里；大博弈结束，两国仅距30公里。
但在中亚的土地上，在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汇点，博弈永不落幕。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和沙皇俄国中间横陈着广袤的沙漠和群山。这些地带不为人知,也未被测绘，只有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这些蒙古汗国时代的古老地名还残存在人们遥远的记忆中。随着俄国不断向南扩张进入中亚腹地，英属印度不断向北扩张逼进克什米尔，两大帝国逐渐显示出碰撞的态势。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围绕潜在的威胁，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而又如履薄冰的勘探、间谍、军事与外交博弈，史称“大博弈”。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参与者的故事。其中英国和俄国的年轻军官，他们不断探索，舍命涉险。他们扮作朝圣者、马贩子，绘制秘密山口的地图，搜集珍贵的情报，求得与当地最有权势的汗王结盟。有人一去不返。在今天的中亚，大博弈年代的野蛮和暴力仍然回响不绝。
阿富汗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计划将本书翻译为普什图语，他说：“（阿富汗人）能从中看到历史的重复……只有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历史，才能打破这个循环。”翻译还未完成，1996年9月，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残酷处死。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
1870~1938年，有一群中国人，默默繁荣着海参崴这座俄罗斯的远东重镇。然而，1938 年，随着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展开，30多万在远东中国人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多年以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而今天，两位俄罗斯研究远东地方志的专家将掀开历史的面纱。
本书主要研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散民，阐述自1870年代初期起直至1938年被从远东驱逐的中国人在这近70年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旅行者的游记，并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图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70~1938 年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在海参崴的全景图。此外，作者还提到了1933年到1938年期间中国列宁学校的历史以及曾经到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重要革命人士。
【名家推荐】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争辩的文献价值，它填补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历史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李辉

癌症楼，ISBN：9787544707732，作者：（俄）索尔仁尼琴 著，姜明河 译

本书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别尔嘉耶夫从人、自由、恶、爱、革命、俄罗斯、神人、人神等问题出发，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视角，系统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 他认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起着巨大的核心作用。
别尔嘉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同源，使得这一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宗教哲学阐释令人惊异地充满了诗意的激情。别尔嘉耶夫火一样的激情、旋风般的思考，带领我们饱尝了“思想盛宴”。
目录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代序）
前言
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形象
第二章 人
第三章 自由
第四章 恶
第五章 爱
第六章 革命。社会主义
第七章 俄罗斯
第八章 大法官。神人和人神
第九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们
附录一
大法官
斯塔夫罗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
附录二
人名译名表
译后记

本书是古代罗斯最早一部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汇编《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是以东斯拉夫人为主题的东欧原各族人民的重要文化遗产，讲述了9世纪中叶至12世纪新东欧斯拉夫人和古罗马国家的历史。汉译本译自原苏联科学院俄国古代编年史中最完备、最有影响的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