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利用新出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秦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决、关系秦汉社会结构与性质的三个重大问题——秦汉法律体系、战国秦汉土地制度，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的论点或为作者首次提出。如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说，或为作者重新诠释和论证，如战国秦汉名田宅制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
目录
序／1
第一章 出土法律文书与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1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1
二 《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7
三 从睡虎地秦律到《九章律》／13
四 从魏晋以后律的演变看战国秦汉律／19
五 汉律正律与旁章／29
小结／34
第二章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律令法系／36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36
二 《二年律令》诸律令制作年代考／45
三 《二年律令》为吕后二年修订的法典辨／52
四 汉代的律令与法典的编纂修订／56
五 汉代法典体系的形成／68
六 汉令新识／76
小结／81
第三章 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83
一 萧何“次律令”、“作律九章”的时间与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84
二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94
三 关于正律、旁章、傍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97
四 秦汉律典构造与秦汉律二级分类说／109
小结／122
第四章 《二年律令》与秦汉“名田宅制”／126
一 《二年律令》所反映的“名田宅制”实态／126
二 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反思与重构／146
小结／163
附：龙岗秦简诸“田”、“租”简释义补正
——一结合张家山汉简看名田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征收／164
一 “行田”／165
二 “田实”／168
三 “田籍”／169
四 “程田”与“程”、“程租”、“租”及“匿田”／173
五 “盗田”／182
小结／185
第五章 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187
一 关于尹湾《集簿》“以春令成户”与“春种树”／188
二 出土秦汉律令与月令／201
三 月令与西汉政治／211
小结／228
主要参考资料／234
后记／254

全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近年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整理入手，对《缁衣》的简本和传世本进行了详细比对和考索；第二部分则从晋代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入手，集中讨论了《竹书纪年》不同整理本之间的异同，并试对墓本《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和重构。通过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同一文献的众多版本虽然多脱胎于同一祖本及其相关副本，但历代整理者因受当时语言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献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和重写，且由于中国古书早期多以竹简为载体，对散乱的简本进行重新编联时，很可能因为错简而致使文本排序有异，而这种种可能皆可在古代和当代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得以印证。
本书的出版，应对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古书真伪问题的辨证多有借鉴意义，其中诸多观点值得深入思考。

《<竹书纪年>解谜》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讨论分析了商周递嬗之际的年代，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人对真实年代篡改的结果。

楚系铭文综合研究，ISBN：9787807520719，作者：邹芙都

該書係作者在其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書稿對已公佈的上博簡（一～九）中的儒家文獻做了系統的整理，特別是在簡序編聯和釋文考釋方面彙編了諸家的觀點，頗便利於學者。同時作者在諸家研究的基礎上，或擇優而從，或重新提出新說，以期爲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信的讀本。

《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是多学科交叉的大型科研项目，将古代史、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对古史再建、先秦典籍的重新认识以及简牍帛书的保护与整理，都有一系列创新性的贡献。
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李学勤著的《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选取了重要若干方面的部分成果，编汇而成。
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密切结合，是本项目的基点。本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整理方面，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至肆辑的释文与注释；二是研究与保护方面，即研究与保护清华简新材料所获得的新成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至肆辑，载“书”类文献10篇，“诗”类文献3篇，“易”类文献2篇，“史”类及其他文献6篇，共计21篇，简435枚。其中，除《金滕》《皇门》《祭公》《程寤》（仅一小段）四篇“书”类文献及见於传世文献外，其余17篇皆是前所未见的佚篇，极大地丰富了先秦经史典籍。为了如实反映清华简整理的阶段性成果，本书完全采用了整理报告的释文与注释。各篇分别由专门的责任人撰写，经过多次集体或个别讨论，反覆修改，最后由李学勤定稿。
清华筒这四辑新材料，主要是与古史密切相关的“经、史”类书籍，尤其是“书”类典籍以及可与《竹书纪年》媲美的《系年》的发现，对古史再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本书第二编“清华简与古史探研”，以这些清华简新材料为基础，研究了古史传说、西周、东周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疑难问题，厘清了不少历史事实，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为古史再建奠足了基石。
作为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在文献学、古文字学、文物保护等方面也都硕果累累。《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第三编“清华简文本、文字与保护”，从文献学、古文字学、简牍保护与形制研究三方面综合论述。文献学上长期存在的种种疑难争端，如古文《尚书》为伪书等等得以证实。古文字学的不少悬案获得解决，辨识出一些前所不识的字。简牍的抢救性保护与简背信息等形制研究，对简牍帛书的保护与整理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二重证据法”作为基础方法，贯穿本项目研究始终。由於篇幅所限，《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仅选录了本项目的部分成果。清华简这四辑简文，大多数是先秦经史类佚文，与其他传世典籍一样，作为经典，将为历代所研究，而本项目，即基于清华简的古史再建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作者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简与《大学》、《中庸》、《礼运》、《孟子》等传世文献相结合，对思孟学派的形成、演变、发展做了细致的考察，对思孟学派的特点、内容做了概括、总结。《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对竹简《五行》、《性自命出》、《内礼》等篇做了深入的解读，对《中庸》、《大学》、《礼运》、《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的成书做了细致的考察，对先秦儒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论、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儒学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同为战国时代撰作的竹简史书，文字内容、时代人物多有交叉，本书从人名、地名、爵称、史书体例、叙述内容及纪时方式等方面展开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可供相关的研究者参考。

大量の出土文献が、中国古代史研究を変えた――!
われわれ日本人は、日頃から古代中国に親しんでいます。日本語のなかに溶け込んだ故事成語、読み継がれた古典、そして『封神演義』や『キングダム』等のフィクション……。これほど身近な時代でありながら、残念なことに研究の進展はほとんど紹介されず、教科書の記述も古いままです。中国大陸では、国土の開発とともに、金文・竹簡・帛書などの文字史料――すなわち「出土文献」が現在進行形で陸続と発見され、研究状況は劇的に変化しています。本書では、近代以降の研究史と最新の研究状況をもとに、ある面ではフィクションよりもダイナミックな中国古代史の実像を紹介していきます。中国古代史をもっと楽しむため、研究の最前線をのぞいてみましょう。

全书以“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竹简”为依托，注重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彼此印证、阐发，对出土竹简进行了编联次序的整理、研究，结合竹书研究成果，参考后世文献如《孟子》、《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六德》、《五行》、《民之父母》、《君子为礼》等篇的思想源流、篇章结构、文本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特别是对《申公臣灵王》、《平王与王子木》、《令尹子春》等问题的研究，参照《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后世文献，解决了“楚族源”、“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等千年谜题，启发后学新思，可谓别开生面。

本書是《吐魯番文獻合集》的第一卷，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系統收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文獻並予以校注的一部總集，由此也揭開了對吐魯番出土文獻進行窮盡式整理和校注的序幕。本書上編為《吐魯番經學史》，全面回顧和總結了儒學在西域的傳播發展歷史，下編對吐魯番出土的《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七部經典的寫本殘捲進行了介紹性題解和精准的錄文釋讀，並將之與傳世刊本進行校勘，對寫卷中特有的字形、詞彙進行注釋。

一部利用新出竹简研究中国先秦史的海外汉学力作首先，建议关注本书的读者先阅读作为本书先驱的《艾兰文集》之二《世袭与禅让》。
其次，建议读者在看过这部书的“导论”之后，不妨先跳跃一下，接着去读书的第八章，包括“竹简”和“政制理论”两节。
最后，建议《湮没的思想》中译本的读者，请不要忽略书中各篇竹简的英语译文。
艾兰教授对简文的翻译，广泛吸取了中外学者有关的意见，加以折中融会而达到自己的见解，颇有精微之处，值得大家仔细吟味。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李学勤
“艾兰文集”之五《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结合新出竹简，探讨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关于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的阐发。由于艾兰教授有着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因而文集中所收的作品，在吸收了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新理论如结构主义等，融会贯通，新意迭出，创见尤多。本书是以新公布的战国竹简为主要依据进行文献释读的学术专著，对20世纪初期古史辨运动以降有关传世文献和历史的争议的进一步分析、考证、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