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原文发表于1922年法国东方学刊物《通报》。文中对辽代上京、中京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地理位置、古迹遗址、河道、山脉进行了考察。共27节。各节前有标题。文前有伯希和的附注、译者的序。
《帖木儿帝国》全书分2编：1.帖木儿（共11章）；2.帖木儿系，又分上、下篇，上篇始自帖木儿之死迄沙哈鲁之死，下篇始自兀鲁伯之即位迄叔鲁儿之死。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ISBN：9787101042221，作者：（法）闵宣化等著；冯承钧译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以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区域历史为例，尝试对“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模型作出更丰富的阐释。有关地域历史中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上世纪中叶，谭其骧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学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政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野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一个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己臻成熟，如果考察较大地域范围内新县析置的序列，就有可能揭示该地域开发的空间趋势。这种富有启示的分析逻辑或可概括为“地域开发—政区增设”。

《汉代河西经略史》是在作者贾文丽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的。《汉代河西经略史》选取两汉时期的河西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该地区的经济环境、地理特点对汉匈百年战争的影响进行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与此同时，引入现代军事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河西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并从中总结出其价值演变规律。

《北周地理志》为《王仲荦文集》之一种。旧史《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对西魏北周的州郡县设置沿革多不祥，因此北周的疆域面貌混淆不清。作者遮采《水经注》、《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以及类书、碑志中所见有关资料，从多方面考证，历时近40年，多次修改写成《北周地理志》，阐述了北周郡县的行政区划、兴废沿革，并注出今地，弥补了古籍记载的缺陷。

《山海经》，这本上古奇书，究竟是实录山川的博物志，还是凭空杜撰的妖怪谱？书中那些奇禽异兽，是栖息于远古山川中的实有之物，还是浮游于古人梦魇中的精魅幻影？……诸如此类的问题，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
要穿行于天荒地远、山灵水怪的《山海经》世界而不迷失，要穿越训诂注疏、异说怪谭的文字密林回到《山海经》本身，读者需要一幅指点迷津的路线图。《失落的天书》便是为这本难解之书特别绘制的一幅“思想地图”。
“山川之精，上为列星”，这幅地图引导读者将视线从人烟交织的大地山川，移向星转斗移、万象森罗的苍穹之上。“天垂象，圣人则之”，芸芸众生的命运、世间生活的节律皆离不开星空的昭示和指引，《山海经》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天地相映、人神交通的古老“天书”。

《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是由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为当时市舶司所在地清源县(今天泉州)的县志(《清源续志》)所着的附录。《岛夷志略》记述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7年二度飘洋过海亲身经历的南洋和西洋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是一部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本书为该著作之校释本。采用了《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做为底本，同时以龙氏《寰宇通志》刊本。

本书作者师从谭其骧等学术大师，在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方面做出了独到的学术贡献，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本书围绕谭其骧等学术大师的学问与个人经历展开叙述，既有趣味盎然的故事，又有独到的学术追求，图文并茂，对于读者了解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具有很好的引导之功。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本书为我国方志学大家仓修良先生毕其一生研究方志学所作的通论。主要论及中国方志性质和特点，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宋元方志，明代方志，清代方志，章学诚和方志学，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与方志学研究，新中国修志事业概述，旧方志的价值和整理，新方志的编纂，新一轮志书的编纂。该书1986年出版后，2003年作过修订。这一版是对修订本的重新修订，并增补了一章“胡乔木的方志理论”，使内容更为完整和系统。

本书记载关于周、秦、汉隋、唐五朝都城丰、镐、咸阳、长安的专著，其内容除一般地方志所记述的沿革、山川、宫室、坊里及传说外，作者又对其记述内容作了进一步考证解说，对史料的可信与否作出考证，且以地理考证见称，尤为可贵的是大体保存了吕大防和阁本《长安图》的原貌，为历来研究长安地理者所重视。是书的点校以明吴刻本为底本，按以明李经刻本及有关史料，校语加于文中，便于阅读。书后附有据本条目编的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读者对象：历史、地理教学、研究及爱好者。

全书以明清时代的江南治所城市为核心，分上下篇共四个章节来讨论了明代以来的城市化问题：第一章，“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第二章，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第三章，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第四章，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料翔实，考辨精当，对明清以降的江南治所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探讨。

本书是一位长期浸润于文献学领域的学者对自身学术生涯的总结与回顾。它既是一本文献学的论文集，更是金针度与人的治学经验谈。全书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著名文献学家的治学门径；二、为一些文献学著作写的书评；三、为一些博士论文写的序言；四、一组专题论文。

本书是三卷本《欧洲历史地理》的缩写精华版，围绕环境、技术水平、人类的观念和组织三个因素，选取欧洲历史上七个关键时期，来呈现欧洲在过去的2500年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人类活动空间模式。环境、技术水平、人类的观念和组织三者始终互相作用：环境一方面促进或约束人类的活动，另一方面也被人类所改变，以符合人类的需求；人类的观念和组织是一个不可预知的因素；而在整个历史中，人和环境的关系已被人们掌握的技术所改变。本书运用大量地图、表格，直观体现历史变化，具有极强的实证性。

《诸蕃志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为繁体横排版。《诸蕃志》是作者在任泉州地方长官时根据有关文献并与蕃客接触时所了解的海外材料编写而成，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与贸易、中外关系的重要著作。校释者在过去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书中的地名、物产等作了详细的注释。《职方外纪》，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传入了西方文化。《职方外纪》即为当时介绍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出现的世界地理的最早读物，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考释都对书中的人名、地名都有解释，并附原名。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