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试图对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性质与发展作一比较考察，书中介绍了东、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西班牙、法国、普鲁士、波兰等。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成书于作者流亡期间，赫尔岑称其为“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八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在这部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前四卷中展开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达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听差、仆婢、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腐败的官僚机构和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它们必然走向灭亡。

《纳粹德国》讲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从19世纪晚期的起源到20世纪中期灾难性毁灭的历史，深入讨论了纳粹主义的神奇魔力、纳粹德国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与大屠杀相关的诸多难题和德国人的认罪困境，这使得本书成为研究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成产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央“一大”的代表等等问题，都是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作者还力图表明，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应纠正以回忆录邓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比经推例》内容简介：经乃先秦王官之书，汉代经学则由政治学逐渐转变为经学文献学。治经方法也渐由师说家法、章句授受之“因承”，转而为比经推例、群经相明之“推证”。何休、杜预最为简洁地揭示了春秋学的“大义”：《春秋》非射覆之书，褒贬寓于经文之中，更藉由经文与经文的关系呈现。同样，由于训诂材料的缺乏，三礼注释也必须凭借经文上下前后、轻重隆杀的关系做出推论。汉晋经注文本本身也存在彼此发明、前后照应的关系。清人注疏或者纠正了他们的缺漏讹误，但完全秉承了他们的治经方法：比经推例。比经推例最大限度的通联了同类型、同时代的文献，也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文本内在条理，几乎必然地成为了经学文献学的核心方法。这是否与经文自身的结构、书写方式有关？比经推例又存在着什么天然的漏洞，会怎样影响经学的阐释？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引人瞩目。《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北宋精英阶层对科技相关事务关注程度的变迁入手，分析地域文化、学派倾向、政策氛围及社会风尚变迁等因素对科技兴趣的影响；讨论宋代科技活动参与者群体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从文化传统、政治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对宋人对科技相关事务的关注程度随时间不断降低的现象给出尝试性的解释；并通过与国外案例的对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环境与西方世界的关键性区别。

本书包括作者发表于法国革命前的四篇文章,即《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其中后三篇均是就美洲问题而发，因此定此书名。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研究政治发展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提出“政治稳定=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的著名公式。研究Huntington，此书必读，断不可只跟潮流去看《文明冲突论》而不看此书。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中国首部关于伪满洲的长篇纪实性作品；
揭开伪满洲的神秘面纱，向你讲述一段尘封在历史深处的真实故事。
本书讲述了一个穷孩子赴伪满洲国读书时，历受日本奴化教育寒窗十载期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书中所叙都是真实历史，所有人物、背景，均为作者亲闻亲见和亲身经历。书中时间、空间和人物有连有断，由五部分组成：（一）小镇风情，苦涩童年；（二）童年的梦，伪满洲国内的罪恶；（三）日本正统教育，强行自幼奴化；（四）大和精神已潜移默化；（五）伪满洲末年乱世。
本书生动地记录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在伪满洲所经历、所见闻的真实往事，或震撼人心，或令人扼腕，或触目惊心，或引人深思，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他是伟大军事家、仁厚的管理者、精明的立法者、
才思敏捷的作家，大独裁者、风流倜傥的浪子
……
牛津大学罗马史专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作品
权威、全面、详细、好读的恺撒传记
一部极富魅力的罗马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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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是史上最著名的罗马人。他是极富魅力的领袖人 物、引诱女性的风流浪子、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军事天才，赢得了历史上一些最宏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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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权威性传记中，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将凯撒至于他所处的地中海世界的广阔背景下，描绘了这个丰富但动荡不安的社会，正是这 个社会创造了这样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和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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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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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既是古罗马史领域的学者，也是一位职业作家，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旨在根据西塞罗、普鲁塔克、撒路斯提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等人的记述以及恺撒本人的《战记》，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社会的大背景下复原恺撒的一生。戈兹沃西将恺撒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从童年到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在此过程中恺撒展露了其政治才能，在攀登权力高峰的过程中他也有不错的机遇；成为执政官后如何通过对外征服确立其崇高的威望，在此过程中，他展现了与其政治才能相当的军事才能；最后，通过内战战胜其政敌，恺撒成为事实上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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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认为恺撒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身份是不能分割的，在当时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背景下，两者联系极为紧密，因此他的著述避免了一些描述恺撒的著作要么将其视为一个政治家，要么将其视为一个军事家这样一种侧重其中一个方面的倾向，而是对二者予以相同的重视。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对剧变的世界，发展的中国不断做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判断，是国际战略研究的重任。为此，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愿对中国的战略研究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战略研究丛书”的宗旨。我们这套丛书将从广义的角度来讨论战略问题，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环境与资源、社会和人文等众多领域，凡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均可列入。我们没有既定的作者，凡符合上述选题标准，且学术价值高，有独到的见解，思想性强，文风好，并有政策水平的著作皆可入选。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戈尔斯坦在本书中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尖锐精辟……戈尔斯坦所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
──《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段不容置疑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整、细致、具有说服力。”
──《中国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关于1950年代中藏关系的最佳回顾……强力推荐。”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

本书是丘琼荪治音乐学的遗作。作者长期从事物理学与乐律学的教学与研究，又深谙中国传统古黄词曲艺术。本书以日本学者《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为出发点，以历史上燕乐调上诸种问题为研究对象，对每个问题都有独立思考，记录自己的心得。如果对燕乐二十八调的考索，一般学者都认为出于西域曲项琵琶，而本书作者则认为出于中土西传的直项琵琶。也就是说，作者不认为燕乐二十八调出于印度音乐，而是出于中土传统清乐。书中类似的出人意表的结论比比皆是。因此本书是燕乐研究史上的重要学术著作。

本书论述了我国自远古以来直至清朝末年的音乐发展史，包括：中国历代社会背景与音乐发展的联系；各种音乐形式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国音乐的多种体裁和题材；器乐曲和乐器的分析介绍，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与介绍等。该书还对我国古代的音乐文献、乐谱资料的保存情况做了细致的考察，对音乐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