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选汪篯先生生前唐史相关论文，围绕唐朝的骑兵、门阀、禁军、吏治等问题，探究唐朝崛起与兴盛的原因。字里行间也显示出汪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功力。

本书有所侧重地论述了唐代政治、教育、军事、交通、社会制度的几个方面。在占较大篇幅的官制部分，对唐代培养使用科学技术人才的直官制度及其与职、散、勋、爵共同构成的官制体系的论述，对中日几代学者倾全力研究的永徽职员令残卷的进一步探讨，对唐代视品官制的恢复、分析等，均为创新见解。军事制度中对城傍、陌刀的研究，发展了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学说。对其它制度，也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此外，本书还在探索制度本身与政治甚至人的关系、揭示制度背后所体现的精神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該書收錄了柯睿教授已經發表的6篇英文版論文：《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李白的紫煙》《李白<大鵬賦>》《蜀道：從張載到李白》《登高詩：登泰山》《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翻譯成中文集結出版。
《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最初發表於1986年，此文是西方語言中首次嘗試以比以往更為確鑿的方式展示道教對李白的意義，以及李白在詩歌中如何運用其宗教文獻和實踐的知識。文章的重點是對李白詩歌中幾個術語的闡釋，這些術語直接出自上清道文獻，從未獲得學者們的準確理解。
《李白的紫煙》一文對李白有關道教的作品展開進一步研究，分析其所使用的一個奇特迷人的意象。對李白而言，在三種普遍和基本的顏色白、青、黃之後，在其詩中最常使用的顏色就是紫色。在這一點上，李白在唐代詩人中是不同尋常的。紫色與道教的關聯很可能是李白喜愛這種顏色的主要原因。
《大鵬賦》是李白最著名的賦，因為文中確認了與詩人自己的關聯，慶祝他早年與偉大的道教宗師司馬承禎的相遇。本書所收的《李白<大鵬賦>》基本上是帶有注解的翻譯，嘗試為西方讀者提供完整的背景知識和必要的參考資料，以便理解這篇精湛的作品。
《蜀道：從張載到李白》中作者將這《蜀道難》與另外兩篇不同體裁但內容類似的作品聯繫起來——賦作《劍閣賦》和詩篇《送友人入蜀》。作者推測這三篇作品是在同一場合的創作。
《登高詩：登泰山》是筆者融合文學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的早期嘗試。在討論了一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篇後，這篇文章的後半部也是最長的部分細緻地研究了李白在742年初夏造訪此山時所作的六首詩。脫離對中古道教的文本和傳統的參考，這六首詩中的很多意象和典故就無法被恰當地理解。
在《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中，筆者嘗試闡明李白的一些帶有佛教靈感的詩篇，尤其是他為佛教寺院中的常住器物所撰寫的兩篇長長的碑銘。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我們致力於研究的作品的作者，就必須盡可能多地瞭解他們的物質世界和想像世界的所有方面。否則我們會排除（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那些本來要求努力融攝不同背景的成分，這些不同背景足以挑戰我們樂於接受的一致性觀點。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简介：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本书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唐代铨选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从整个选举制度的角度考察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对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唐代节日研究》创新性地引入节日生活微观研究方法，选取几位唐人为个案，对他们在节日生活中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由于唐代行动者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具有纳异的广博胸襟，他们对节日活动的选择和实践丰富多彩。节日决定着唐人的生活节奏，丰富着唐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维护着个体的社会关系，激发着个体的生活热情和生命意识，也培养着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纳异胸襟、创新精神。

全书涉及"风景与绘画之间的关系"、"诗与绘画的关系"、"诗中有关形似功能的问题"、"诗与历史记载、历史学关系的问题"、"诗人的内部世界与诗人所处外部世界、自身与他者间的关系"等诗学重要命题，有力地揭示出了唐宋之间"诗学观念上的断层"现象。作者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传统熏陶至深，又曾在哈佛大学接受西方学术方法之训练，他的研究特色很可能预示着日本"中国学"的发展动向。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ISBN：9787500486992，作者：黄正建 主编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是研究唐代幕府制度的专著，共分八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历史上幕府的起源和唐以前幕制变化；第二至五章研究唐代军事性幕府制度，从幕府体制、幕府僚佐辟署制度和僚佐职官迁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唐代不同时期幕府制度的发展变化；第六至第八章研究唐代幕府制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对唐代幕府作动态考察，研究唐代各个时期幕府之间的继承发展变化关系，如幕制与官制的关系、幕府制与使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is the first work in any language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during the dynasty that reigned over China for roughly three centuries, from 618 to 907. Often viewed as one of the most cosmopolitan regimes in China's past, the Tang had roots in Inner Asia, and its rulers continued to have complex relationships with a population that included Turks, Tibetans, Japanese, Koreans, Southeast Asians, Persians, and Arabs.
Marc S. Abramson's rich portrait of this complex, multiethnic empire draws on political writings, religious texts, and other cultural artifacts, as well as comparative examples from other empires and frontiers. Abramson argues that various constituencies, ranging from Confucian elites to Buddhist monks to "barbarian" generals, sought to define ethnic boundaries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often in part out of discomfort with the ambiguity of their own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Tang court, meanwhile, alternately sought to absorb some alien populations to preserve the empire's integrity while seeking to preserve the ethnic distinctiveness of other groups whose particular skills it valued. Abramson demonstrates how the Tang era marked a key shift in definition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 shift that ultimate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sheds new light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It also offers broader insights on East Asian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ethnicity,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rontiers and empires.
"The author has ranged far and wide, plucking nuggets of material from dynastic histories, gazetteers, contemporary scholarly treatises, memorials to the emperor, poetry, and artwork. This is a groundbreaking book."—Peter B. Golden, Rutgers University

The great Chinese poet in excellent translations.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本书是唐懿德太子墓的发掘报告，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懿德太子为唐中宗李显的长子，陪葬于乾陵。全书详细公布了懿德太子墓的陵园布局、地宫形制、壁画、出土遗物等考古学资料，并收录科学检测报告3篇，分别对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唐三彩器、彩绘陶器、陶俑等做了科学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