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构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为研究者提供在外交政策、大战略调整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演变等方面理解的新视角。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的理解更加多元。本书系统地明确和发展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程，讨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范围问题，同时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研究路径区分开来，提供有关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指导。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最后一本文集，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
◆收录了朱特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事实改变之后，朱特不畏惧修正自己，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
◆一本关于我们时代痛点的书，深入讨论了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 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问题；
◆交付“真诚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关注公正、历史、国家、公共领域、记忆与遗忘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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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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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名人推荐】
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珍妮弗·霍曼斯（历史学家、本书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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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越来越反智的时代，托尼·朱特的文章提醒我们，当紧紧持守高贵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的时候，我们将得到什么，而让它们溜走的时候，我们将失去什么。
——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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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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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特这样写加缪：“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这句话作为朱特自己的墓志铭也很恰当，他的充满智慧、人道主义和勇气的学识被很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中。
——《纽约书评》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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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对我们永远是一种鼓舞：一个智识上的巨人，一个勇猛的战士，一个才华横溢的发声者，一个充满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无意主动获取以上的任何一种褒奖。他只想讲述他认为必须被讲述的，一直到人们注意到他所讲述的问题。
——《观察家》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历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步兵旅旅长、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他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总体战》一书。
《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其主要思想观点是：
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在鲁登道夫看来，由于当时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等政治的变化，和随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 其表现，从战场的范围看，总体战"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总体战》，中文版，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作战国的全部领土都将变成战场。
从参战的人员看，"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4页）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的苦痛，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
由于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它将使各种作战手段都为这一无情的现实服务，敌对双方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作战的同时，也需要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到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所以，要想赢得战争，全民都必须决心投入战场，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11页）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还认为，克劳塞维茨在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只认为战争和战争指导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而为了发挥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最大力量，政治必须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理论，总体政治必须在平时就为战时民族生存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加强这种斗争的基础。
但由此他竟错误地提出，总体战使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从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他还据此认为，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鲁登道夫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人民是实行总体战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25页）
他认为，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实体，已经被推到了第一线。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在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虽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
由于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战的中心是人民。因此，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
鲁登道夫还认为"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13页）其中，精神力量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是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
当时，虽然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但最终决定总体战结局的则只能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力量，甘为军队服务，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的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他还就总体战的领导为推动民族的精神团结应采取的特别措施认为：一是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严惩泄漏军事机密者，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以及监督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等。
二是掌握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进行精神动员。
三是将战争的情况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公布，避免为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机，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其政府讲真话，而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将会从中获取重要情报，但一些战事的最后结局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应如实公诸于民。
四是在平时创造一个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
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
鲁登道夫虽然意识到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团结对实行总体战的重要作用，但避而不谈其进行战争的目的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性，却竭力鼓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并把宗教意识作为战争动员的基础等，这些都与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理论大相径庭。
国家经济对总体战有重要影响
鲁登道夫认为国家的经济因素和人民及民族的精神因素一样，对总体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又互为影响，是总体战领导考虑制胜问题时缺一不可的。
他说："经济不是死东西，它可以产生力量，也可消耗力量。"（56页）一方面，农业、工业和劳动力，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是战争的支柱，它们可以满足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使后方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使成百万工人有机会挣钱养家，从而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
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占用成百万工人，其中大部分具有作战能力，从而使军队失去一大兵源。此外，国内交通和对前线的运输要保持畅通，大部队靠铁路进行机动的计划要能随时付诸实施，都需要大批工人。如果加上这些因素，那么适于服役而未能服役的德国人的数量还要大得多。总体战领导对这些问题应高度重视，并经常给以关注。
鲁登道夫鉴于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着眼打一场短期的战争，忽视长期战争的经济准备，结果使德国军民在长达4年的战争中，备受经济匮乏之苦的教训，提出每个国家在整修经济领域包括财政领域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无非是人民和军队的供应要充裕，必须确保战争的进行。"（36页）
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军队和人民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总体战领导在平时应认真审查的重大问题是：依靠国内力量能为全民的生活需求（包括军队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保障？需从外国进口哪些战争原料，以及战争爆发后能否继续维持？国家出海口是否仍能畅通，是否会因海战或敌国封锁而被封锁等。在战时应审查的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
并由此提出，其一，必须选择适宜的财政动员措施，同时补充采取其他经济措施。
其二，力争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需求自给。
其三，必须重建和扩大德国的军备工业。
可以预料，在下一场战争中，兵员需要越多，对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也就越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制造装备的原料和劳动力，以及现金或外汇，以便在必要和可能时，于平时和战时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进口军事装备，以满足军队所需的各种军事装备。
此外，他还否定了集中管理的统制经济，倡导自主性，主张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鲁登道夫对经济与总体战的论述虽大多限于一些具体的措施及事例，但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能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而突出的阐述尚不多见。
强大的军队是总体战的支柱
鲁登道夫认为，总体战领导要力争尽快结束业已开始的战争，防止民族团结的涣散，防止在长期战争中人民及军事当局都难以忍受的经济困难危及战争的结局，就必须在战前"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58页）
他还就如何建立这支军队作了具体的阐述。
一是训练良好。"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60页）尽管各国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通过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尤其在数量上居劣势的军队需要比敌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是装备精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不断得到完善。作战器材方面，从射程达数公里的大口径火炮，到近距离投掷的手榴弹，多种多样。机动方面，除铁路运输外，又出现汽车运输。海上，有装甲战舰游弋；水下，有潜艇航行；空中，有飞机翱翔。军事技术的意义在战争中愈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战争时间愈长，这种认识就愈加清楚。
要力争在战场上以强大火力消灭敌人。同时保存自己，就要求部队不断增加新式装备。于是，又出现了重机枪、速射枪，研制出不同口径的迫击炮、火炮，以及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装甲车，种类各异的飞机及其投掷的炸弹、爆破弹和燃烧弹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登道夫指出，尽管为应付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会战，必须奋起直追，以弥补德军装备状况差的不足。"但是，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技术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63页）一种新的技术器材的发明将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巨大作用，但士兵始终处在第一位。
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既要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并且，平时就应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采取多种措施搞好装备的制造和维修。
三是精神坚定。在总体战中，战斗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要使士兵在战斗中履行其庄严的义务时，在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时，在敌人火力下，或执行某项特殊任务时，造就自己坚定的精神，培养在紧张的战斗中承受巨大负担，坚韧不拔，果敢无畏的精神力量。
四是军纪严明。"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事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胜利。"（66页）
五是编制合理。为在总体战中战胜敌人，"除有强大的陆军之外，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74页）他尤其强调各军种间的相互协同，并在分别论述了陆军、空军和海军各自的编成后指出："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队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80页）
总之，"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73页）
进攻是总体战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鲁登道夫认为，在运用大规模军队的战斗中，防御似乎"强"于进攻。因此，作战双方的弱者，或处于战场某一局部的弱者，往往选择防御战，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牵制敌人，使己方远程武器和摩托化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投入战斗。
同时他又阐述道："但无论怎么说，能够决定会战胜负的作战样式始终是进攻。如果防御者有可乘之机，也会发动进攻。进攻蕴藏着一种居优势地位的自豪感和无法估量的力量，它能使施以正确指挥的进攻发挥巨大威力，可以战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89页）
当然，由于总体战提出了举不胜举的任务，因此不可能在整个战线或同时在各条战线发动进攻，只能在某些地段实施防御和加固阵地。平时也须根据未来的战争态势，在边境构筑工事或要塞，以牵制敌人部分进攻兵力或迫敌采取使我有隙可乘的作战行动。在形形色色的作战样式中，工事和依托阵地的防御的确肩负着重大使命。但是，"防御者只有从防御转入进攻，才能夺得决战的胜利。进攻始终是决定性的作战样式。"
同样，面对顽强抗争的敌人，可回避其挑战，暂不寻求决战，而在宽大的正面以迟滞的形式实施防御会战。"但胜利只有靠进攻取得，进攻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最有效的作战手段"。
鲁登道夫还特别强调，应在关键地点和主要方向实施进攻。他说："总体战要求决战，因而要求指挥者在关键地点实施进攻。"（86页）因为在多面作战以及绵亘的战线上，不可能处处都实施进攻，战争指导的艺术在于，"在陆上、空中或海上，利用己方兵力兵器的优势，构成主要突击方向，对薄弱部位的敌人实施进攻，一举将敌击溃。"（87页）
他还在论述战略展开的问题时说，在众多的敌人面前，首先击败哪一个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是说，应设法找出哪一个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作战时，指挥官需首先确定主突方向，尔后攻敌弱点，从而取胜，这便是指挥者作战用兵的艺术。同样道理，在战略展开时，必须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要进攻方向，将军队主力部署于此，同时力争战争在敌国土上进行。对付其他敌人只需少量兵力，以阻止这些敌人对主战场的行动施加影响。"（103页）
又说，对于战略展开，应在寻求决战的地段投入最大兵力。必须从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的一兵一卒"，而对其他地段只以必要的兵力应付。一旦定下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的决心，就必须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以备进攻。
并且，无论陆上、海上还是空中，只要进攻取得胜利，就应立即实施追击，促使敌人的失败变成溃逃。武器装备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追击者，即飞机可从空中突击战败者，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可超越敌人，或从翼侧及正面攻击敌人。为通过追击而取得全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就海上和空中而言，尤其要发挥军舰和飞机的最大速度，促成决战的实施，以便全歼敌人。
统帅是实施总体战的首脑
按照鲁登道大的看法，"所谓统帅，系指以其头脑、意志和心灵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领导总体战的人。"（119页）
并认为指挥作战的首脑不是总参谋长，更不是第一副总参谋民，而必须是统帅。统帅应按照自己的思想或意志指挥战争和下达相应的指令，应赋予统帅以"实施总体战的首脑的地位和职责"，（123页）其决断和意志必须在各个领域具有权威。
鲁登道夫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战争指挥的多头体制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力主统帅的地位必须像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并认为，统帅的职责在于，平时致力于加强人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战时要指导全局等。
鲁登道夫还认为，统帅必须具有很高的素养，包括：果断决策能力。统帅负责指挥全军人马，在危急时刻必须竭尽全力和才智，迅速做出维系战争胜负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决断，这种判断是在敌我之间进行激烈对抗，我方要扼制敌人的企图，敌人不甘束以待毙，反而竭力扼制我之意图等情况的若明若暗中作出的。
鲁登道夫概括说："像每一个艺术家一样，统帅也必须掌握其'手艺'，这种手艺便是统帅的艺术。统帅除掌握'手艺'之外，还要靠其天才和创造力，以及有别于艺术家的能肩负重任的力量，以及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格和伟人所具备的使人心悦诚服的巨大魅力。当他以高度责任感和全部身心，为军队、为人民和每一个德国人尽力时，都表现出他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战史从来不能造就统帅，也无法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个人的财富，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展现出来的。
又说，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且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实不多见。"和平时期的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有战争能够做出判决。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为维护民族生存奉献毕生的人，才能被人民尊奉为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否则，统帅对人民来说就毫无意义。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某种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并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事战略，触及到一些直接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且作者站在战争实践指导者的高度谈论战争，其论述显得较为通俗和具体，它对于我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略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该书在政治上有鼓吹法西斯侵略及民族沙文主义等消极的一面，鲁登道夫所鼓吹的总体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意味着空前灾难，因此应注意加以鉴别，批判地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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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的中国学者，公民和决策者而言，本书确实提供了第二副眼镜，透过这副眼镜我们可以更清晰，更 好地专注于认识复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与权力相结合的更为宽泛的模式。
——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

本书主要评估印度作为一个印度洋大国在本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概述了印度洋地区权势均衡的转变，解析印度有关印度洋的战略思维变化，考察印度与南亚沿海国家、印度洋岛国、东非、中东、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战略互动，论述印度与美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探讨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反应和态度。通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洋地区秩序正在演变之中，印度洋尚非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欲获取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可谓如牛负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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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印度洋一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的主要通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里，该地区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来源地，并起着将能源输往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作用。如今，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崛起，有可能改变整个印度洋的特征。如果印度能实现它的抱负，那么印度洋历史上将首次出现一个沿岸国家成为其主导力量。其图景可能是：印度洋不同部分通过各自与印度的战略和经济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印度洋大部分国家将不再从别处寻求安全或查找敌人。未来，印度可能使印度洋成为一个地区，在那里，各国与印度的关系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更为重要。
这本书有三个优点。 首先，David Brewster提供了对印度政策驱动和约束因素的复杂分析。因为印度正逐渐并且犹豫地试图增加其在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本书的论述非常全面。 由于各章节涉及印度洋的具体部分，细化到印度在印度洋不同地区，从南亚海洋到澳大利亚的利益和政策的基础。 因此，读者可以比较印度在不同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可以最小化泛化理解。 第三，关于美国和中国的章节显示了大国与印度在印度洋政策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本研究正是针对“中国威胁论”错误的地缘政治史观及其学术误导性展开的，本书系统分析与诠释了从古代到当代中国地缘政治，所涉甚广，旨在对盛行境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对中亚威胁论”的法理性进行深层次的梳理与辩驳。本书运用世界系统理论分析了自1840年以来的160多年间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尤其是中国与核心国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作为一本地缘政治专著，中国在其亚洲内陆边疆及海疆和沿海地区的地缘战略是研究的重点。广主上，就时间、空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而论，中国的地缘政治可以分为三大历史阶段：中原王朝－中华帝国时期（公元前221-公元1840）；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抵御入侵，以及中国与世界体系局部性接触时期（1840-1979）；中国与世界体系全面整合时期（1979年至今）。

本书所研究的是国家战略，做这种学问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方面，我明显感到不足。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所度过的，这对我研究战略问题形成一定的制约，而这在短期内又不是凭书本知识可以弥补的。因此，我研究成果的价值可能在于一种视角或一种观念。未经中国现代化实践检验，现在真不敢断言，我关于战略问题的见解，正确和错误的成分都有多少。中外历史上如赵括、马谡及盖达尔等书生误国的事屡见不鲜，我经常警诫自己一生不要犯那样对不起后人的错误。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加以思考，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更好的和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版）》是一本最好的地缘政治学专著。地缘政治学是关于世界主要地区政治地理变动的事实知识，包括它们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世界观察。在索尔·伯纳德·科恩的地缘政治学中，均衡，而不是转变，才是治国策略的一目的。最深刻的是，科恩暗示，在全球化的时代，战略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长为已经是(或者可能成为)大国冲突地带的地缘政治区或破碎地带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后者成为潜在的一体化区或门户区。为此，将需要具有想象力的外交方式。索尔·伯纳德·科恩深邃的地缘政治智慧为其学说提供了坚固的知识基础。

本书包括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四个部分。阿隆在本书中提出了有别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框架，包括战略与外交，权力与手段，国家对权力、观念和荣耀的目标追求，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国际体系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深入考察了地缘政治、人口、经济制度、政体、人的本性等各种物质和社会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多种方式；对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核时代和全球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特征进行了全面和权威的解读；并对国际关系的伦理、战略以及人类对和平的追求进行了理性而又深刻的探寻。雷蒙•阿隆本人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写作这部巨著的意图：“我的目标，是充分理解政治组织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逻辑。围绕理解而进行的全部努力以一个问题而告终，这一问题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哈佛大学知名的历史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如此评价：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为止最全面彻底、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忽视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