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鲁迅、沈从文、郭沫若、林语堂》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析，认为可分为四种主要范式：一是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强力意志的角度激发悲剧性的抗争精神；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美的哲学角度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状态的抗衡；三是以1930年之后的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政治角度对无产阶级功利价值的追求；四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心理角度对表现性的创作本质的推崇。

“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奠基作，它以时代为经，以题材、风格、类别为纬，论述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将近七十年来，虽然继续出版了多种小说史著作，但都没有超过它的水平。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刘世德

尼采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西方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对当代西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有关他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大抵而言，这些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尼采的哲学究竟有没有某种统一性？假如有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本书作者认为，尼采一生的哲学思考，都是为彻底颠覆两千多年的西方柏拉图主义或行而上学传统，并且克服它所导致的现代虚无主义后果：正是这一基本意图，构成了尼采哲学的内在统一性。为此本书一方面通过以尼采经典文本的诠释勾勒其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把尼采放到二十世纪的争论语境中最大程度地凸显其哲学思想的复杂性。

“历经一百多年而尚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社会巨变依然保持其前景不明朗的特点，这自然无法满足人们对良序而稳定社会的要求，而政治哲学的正义目标的预期后果却正在于这样一种社会”，这为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可以说，正义的问题是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政治哲学史呈现为异彩纷呈的图景。然而，自功利主义出现以来，各派理论不管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其自身的逻辑，都不可能绕过对功利主义的回应、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当代政治哲学的版图重组，不仅历史上既已形成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各派理论的坐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伴随着人们围绕《正义论》一书所展开的理论论辩，公民资格理论、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派别异军突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当代政治哲学》一书正是对这种理论场景的呈现。作者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活跃在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的各派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它们对于平等、自由以及建立在两者之基础上的正义社会的各不相同的论证和诠释，不仅阐明了各派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它们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原点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澄清了各种扑朔迷离的正义理念背后的不同利益指归。阅读本书不仅能让读者领略我们生活的时代最有头脑的理论家在社会建制问题上所勾勒的异彩纷呈的图画，从而获得精神的历练，而且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向导．

多神信仰的民族大致都有一个神谱，如《埃及神谱》、《希腊神谱》等。
《中国神谱》将中国民间信仰之神集中起来，并首次对中国民间诸神排列次序，把历代民间信仰的诸神分做十二类，一一做了详细解说。
该书详细介绍了各种信仰的缘起，阐明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民间信仰文化，它从生老病死、天文地理、江河山川、自然现象以及日常生活与人文有关的现象，总结了人类对民间信仰认识的轨迹。这些信仰在民族的发展中，有的演化成美丽的神话故事，有的凝固为美好的习俗和艺术品。

这本书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对其来源、演变过程直至目前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列举了丰富实例。作者还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为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的代表作之一。明代的四大长篇伟构——《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俗称“四大奇书”。作者在中国的小说评点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双重参照下，逐一详考其版本、作者与时代，分析结构与修辞，论证“反讽修正”这一艺术手法的核心作用，并将之与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思想史脉络勾连，进而认为：这四部小说的素材尽管都渊源有自，但却是地道的文人小说，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们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抱负。

本书大量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奏折，和英国所藏中英交涉文件、日本学者汇编资料集等等，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作者抓住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展开叙述。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作战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本书中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重大，也是中国百年国耻的开端，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本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评价，均从事实认定来加以判断，尤其严肃检讨清朝奏折中呈现的天朝心态，直指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该书展现的严谨论证破除过去误谬之学术性，以及避免再蹈历史错误覆辙之强烈爱国情怀，令人读之震撼动容。
《天朝的崩溃》出版十余年，流传较广，影响颇大，学术价值历经时间考验，已广为读者肯定推崇，即在海外，都成为治近代史之学者、学生，以及一般人士广泛阅读的著作，视之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修订版全面核订了注释、引文中的错讹，重排精装，列入“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二十年纪念版”再刊。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讲述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说人类在20世纪的现代文明成就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成果，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叠加了所有时代的恶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一切都缘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明，亦即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及价值认识的欠缺，这就是终极的文化问题或哲学问题。而文化人类学正是研究这类终极问题的基础学科，它旨在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揭示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等。这种研究途径，无疑为深入解剖人类本身、向人类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

本书作者周晓虹先生在1988年提出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全书围绕“文化反哺”这一中心展开，以“代”（generation）及因不同世代同时共存而产生的代际关系为主题展开讨论。“代”是一种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特征是由代的特征决定的，没有世代继替的“代”也就没有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本书主要从代与代际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等多种视角分析我国近代代际关系变革中产生的文化反哺现象。此外，本书的研究采集了77个家庭的34个焦点组的访谈资料。
本书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对于社会学研究者和学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大众读者了解“文化反哺”这一热点话题的不二选择。

李白和杜甫是具有第一流的生命辐射力的诗人，他们在把生命辐射给文字和外物的时候，无处不打上自己的印记。他们以不同的才性和风格，驾起了纵横双坐标，显示了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和无限的生命力。对李杜双峰的研究，必将揭示中国诗学的智慧、生命和神韵的奥秘所在，这是实践着建立中国诗学体系的学人责无旁贷的追求。

本书为名家讲堂丛书之一.是作者吴小如在29年杜诗专讲课上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分为23年杜诗讲稿、“读杜一得”散论文章及整理后记.本书是吴小如先生研究杜诗数十年的心血和成果结晶.

在该著作中，施吉瑞将郑珍视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及苏轼齐名的诗人通过对郑珍的深入剖析，探讨了郑珍及其为代表宋诗派对晚晴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该著作发掘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源头，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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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遽然离世后，各方师友自发撰写了一批纪念文章，发表在读书、上海书评、南方周末等各大媒体，以及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素不相识的读书界、学术界的人士和网友也自发发表文章、评论，组织纪念活动，引起了整个文化界的关注和不小的震动。《学者张晖别传》由张晖的夫人张霖选编而成，正书名“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取自张晖自己的话，代表张晖的理想精神和时代价值。全书第一辑是自传部分，主要由作者回忆童年的文章和日记组成。二、三辑是师友追忆，对张晖理想精神的评述和对时代人文精神和环境的反思，文章多发自真情，能够体现张晖学术或生活或为人的各个侧面，组合起来，一个血肉丰满的、满怀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跃然纸上。单从文章而论，亦有不少佳作，可读性强，引人深思。

本书是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支那小说史”（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和“支那戏曲史”（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的讲义。
小说史部分梳理了从小说起源到清代的发展脉络，共分为十章：总论、小说之起源、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小说、宋元小说、《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与《西游真诠》、明代小说、清代小说、《红楼梦》。整理本讲义后附有一篇《中国的俗文》，也是一篇讲演录，共分四讲，专题研究中国俗语俗文的发展演变史。
戏曲史部分则从上古讲至明清传奇，共分为七章：总论、上古至秦汉之剧、六朝隋唐之剧、宋之剧及乐曲、金之连厢词及董解元《西厢记》、元杂剧、南曲与传奇。整理本讲义后一篇《元曲脚色考》，详考元曲之脚色。
讲义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小说史部分，属日本汉学界第一部系统深入的中国小说史，价值尤高。戏曲史部分，由于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但研究视野却超出了后者，除中国戏曲自身发展史外，还介绍了欧洲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及日本戏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这与作者的外语水平、亲赴欧洲调查的经历等都紧密相关。

People of European descent form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 in most of the temperate zones of the world--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military successe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are easy to explain because in many cases they were achieved by using firearms against spears. Alfred Crosby, however, explains that the Europeans' displacement and replacement of the native peoples in the temperate zones was more a matter of biology than of military conquest. Now in a new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 Crosby revisits his classic work and again evaluates the ecological reasons for European expansion. Alfred W. Crosby is the author of the widely popular and ground-breaking books,The Measure of Reality (Cambridge, 1996), and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Cambridge, 1990). His books have received the Ralph Waldo Emerson Prize, the Medical Writers Association Prize and been named by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 among the best books of the year. H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for over 20 years. First Edition Hb (1986): 0-521-32009-7 First Edition Pb (1987): 0-521-3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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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权威系统的西方古典学术通史 中译本首次出版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第一卷上册自西元前600年之雅典时代诞生期，至西元约530年罗马时代之末，主要
讲述希腊拉丁学术的发生以及演变，涉及荷马的史诗研究、戏剧及其他诗歌作品的研究、演说术与修辞学、语法学与词源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帕伽摩学派、帝国初世纪的文学批评以及古典晚期的希腊、拉丁学术等诸多方面，视野宏远，涵括诸端。
本书第一卷下册讲述希腊拉丁学术在拜占庭时期和西方中古时期（西元约530—西元1350年）的流布与嬗变。在这八个世纪里作者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堡，对于古代到中世纪之间文献的传承、抄录和校勘进行细致整理和深度阐述，对拜占庭学术、9世纪的经典著作（希腊文苑英华集、苏伊达斯辞典等）、早期经院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中古时期的文献考据等情况细细爬梳，使得枝蔓繁多的中古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专家推荐
《西方古典学术史》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且往往以此书为依据，充分肯定其价值。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王焕生
本书是一部系统叙述自古典雅典直至19世纪末西方古典学术传统的巨著，细录人事浩如烟海，于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及古典文化传承，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洋
桑兹鸿篇巨制的出版已逾百年，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中文版的发行无疑会推动古典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期待着《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的问世。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教授 张强
本书是英国知名古典学者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它对拜占庭和中世纪有关情况的介绍，足以填补中国学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对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古典学的进展，作者按国别、分阶段叙述，内容之全面，叙事之系统，至今似乎仍无人能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晏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