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编者说明
中译本导言：自由主义和犹太人问题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序
一 旧约圣经起源；基督教—神学的（解释）和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解释；这个象征经霍布斯而复兴的意义和可能性
二 从文本分析和词源学来看霍布斯著作中的利维坦
三 利维坦是“会死的上帝”；同时，他又是代表的、主权的法人和一台巨型机器
四 这台巨型机器以一个技术上中立、不可违抗地起作用的机械装置臻于完善
五 这个主权代表死于内外之分
六 法制国家机器毁于间接权力的多元主义
七 这个象征落败，也不胜任相反的解释
附录
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
完成了的宗教改革
论施米特的“利维坦”
……
《霍布期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施米特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部学术论著，论题接续其20年代至30年代初思考的政治学— 神学问题，充满曲笔，堪称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得上一个理程碑。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的英译本依据旧版移译，因而没有“完成了的宗教改革”和Maschke编后记，但选了一篇施米特写于1937年的文章《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这篇文章的德文原文收在Maschke编的施米特文集《国家、大空间、法》一书中。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历来被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书，古有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今有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对《论语》的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正如杨伯峻所说：“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但对《论语》的研究，最根本的，离不开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历代对《论语》的注释，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论语》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论语》，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解读中哪一种符合《论语》的原意？如果对文句的解读不符合《论语》的原意，那么，阐发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论语》的原意？这正是蒋先生本书所研究和探索的。《论语研读》一书从语言文字角度对《论语》文句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和词汇，《论语》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从语法词汇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只能是某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意思。王力先生说：“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办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蒋先生认为这是阅读古书应当遵循的原则。古书上的一些话，有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有的话是说话人“有为言之”，是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的；有的话有言外之意，要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甚或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才能深入理解，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连字面意思都弄错了，那么，“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讨论对《论语》文句的理解，这是本书的重点。既然如此，在讨论中难免涉及一些语法和词汇的分析。考虑到读者不一定是专攻汉语史的，蒋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析阐述尽量做到了通俗易懂。《论语》中解读有分歧的文句很多，书中择要讨论了一些常见的、有典型性的文句。
本书虽篇幅不大，但贵在精练深刻，相信会成为又一本《论语》方面的力作。

Evidence from Shang oracle bones to memorials submitted to Western Han emperors attests to a long-lasting debate in early China over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gods. One pole of the debate saw the human and divine realms as separate and agonistic and encouraged divination to determine the will of the gods and sacrifices to appease and influence them. The opposite pole saw the two realms as related and claimed that humans could achieve divinity and thus control the cosmos. This wide-ranging book reconstructs this debate and places within their contemporary contexts the riv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and the spirits, the proper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realms, and the types of power that humans and spirits can exercise. It is often claimed that the worldview of early China was unproblematically monistic and that hence China had avoided the tensions between gods and humans found in the West. By treating the issues of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that attends to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pecific arguments, Michael J. Puett shows that the basic cosmological assumptions of ancient China were the subject of far more debate than is generally thought.

《荒野与美国思想》的前十二章，作者按照年代的先后，论述了荒野自旧大陆到新大陆不断变化的命运，从被仇视到被赞美，从被征服到被保护的整个过程；实际上，这也是美国思想的变化过程。美国人在不断调整对荒野认识的同时，也在调整着和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荒野是自然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荒野的概念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农耕生活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认识，是与文明相对的一种概念。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对荒野的认识也不同；而且，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在人的思想中，荒野有时是幽暗的，有时是灿烂的；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是恐怖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可能是壮美的。此时彼时，仁者智者，不尽相同。而且，令人纳罕的是，当人们认识到荒野必须得到保护之时，也就是荒野消失殆尽之时。 最后四章，主要讲了是20 世纪70—90 年代的美国荒野政策和管理及国内外的荒野现状。《荒野与美国思想》告诉我们，荒野由何而来，又向何而去。
《荒野与美国思想》自1967 年问世以来，已先后出了四版（1967，1973，1982，2001），印数达50 多万册，屡印不衰。它曾被《洛杉矶时报》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的100 本书之一，并被《户外》杂志看做是一本改变了世界的书。在学术界，它亦受到高度评价；40 多 年来，在美国高校中，该书一直被列为环境史学科和环境研究的必读书。时至今日，这部书已成为公认的一部经典。

编辑推荐：
基于中国与周边朝鲜、越南等国的关系，近代韩国人华夷观的变化与民族意识成长之间的关系，王元周的这本《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着重考察在近代中韩宗藩关系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意识的衰退和脱离中华民族之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探讨其近代转型期的内在动因与困境。

当今，恶以显性存在于我们四周，但我们智识资源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充分地把握住它。我们所面对的信息中充斥着集中营、恐怖袭击和极端人类苦难的照片和影像，可当我们问及何为根本的恶时，我们却失语了，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去描述它。伯恩斯坦试图去发掘恶与人类责任的意涵。他转向哲学家康德，正是他发明了这个概念，他还向黑格尔和谢林求索。他检视了弗洛伊德和尼采对伦理之恶的思考。最终，他为了把握“奥斯维辛之后”的恶，转向了三位战后思想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汉斯•约纳斯，以及汉娜•阿伦特。
理查德•伯恩斯坦的著作受到实证主义的感召，避免术语堆砌的同时在分析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深远地扎根于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可谓代表了美国哲学流派的最高峰。在我看来，伯恩斯坦是当今哲学辩论的一声强音，不仅富于理智，而且富于人性。
——西蒙•克里奇利，埃塞克斯大学理论研究中心

1815年6月18日，有人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马车座驾中发现了一些书籍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手稿……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这份手稿不仅是《君主论》的新译本，而且页边还标有出自波拿巴之手的评注，这些评注涵盖了他担任将军、执政官、皇帝乃至被流放在厄尔巴岛的多个时期。
波拿巴不同的评注与不同的社会情形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评论，让人不带成见地辨别出马基雅维利的话中哪些是针对“新君主”所说，哪些是针对其他人所说……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本质将呈现在我们的这一版本中。
本书采取权威的《君主论》英文本和拿破仑批注法文本，两种译文相对照，详细展现了拿破仑在将军、执政官、皇帝、流放等四个时期对《君主论》的不同批注内容，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君主论》和拿破仑的认识，是西方政界特别珍视的“资治宝典”。

本书描述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确切地说是从大卫•休谟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的历史，但这是一个不同的历史。
首先，这是关于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关于经济学教条的历史，换句话说，它只注重理论分析。其次，它包括了具体的读者导读（Reader’s Guide），其内容涵盖经济学史上的九大重要著作，作者分别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威克斯蒂德，威克塞尔，瓦尔拉斯和凯恩斯。这也是为了鼓励学生从一开始就对伟大经济学家的作品更加熟悉。
这本书该怎么读？答案是从头到尾。但是，这答案从来不能满足那些喜爱钻进书里，仔细一页一页浏览的读者。对那些读者，必须强调的是，书中的论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另外后面的章节要用到前面几章介绍过的知识：书中有大量关于以前所介绍的内容的小结，没有一章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简而言之，这是本书用来学习经济学，学习“昨天的”和“今天的” 经济学。
第五版在原来7篇关于经济学著作的读者导读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关于瓦尔拉斯的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和凯恩斯的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的读者导读。另外对关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章节有少量但十分重要的附加内容，主要的附加内容都是关于边际生产力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的章节。关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论述被大量修改，进一步阅读提示（Notes on Further Readings）也得到了修整和更新。
“据说只有一个马克•布劳格，经济思想史的老前辈。不过事实上有五位，而且每一个都比他前任更优秀。这本他巨著（magnum opus）的最新版——严谨而又充满智慧，虔诚而又打破常规，其不变的核心是充满着新的洞察力——是最好的一版。我不能想象一个学者的阅读文献中——或说一个学生的文献——没有它会是什么样。”
——Robert Heilbroner
“当说到经济思想和理论史的研究时，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是在过去30年的同类文献中分析最透彻，最具深度、广度，最具有学术意义的优秀的作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新的，修订过的第五版的出现是特别有价值的。尽管该学科面临的来自数学分析方法的威胁有所消退，但危险可能来自其他新兴的经济学科。不过最令人放心的是，马克•布劳格的著作，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支柱之一，会继续产生新的版本直至下个世纪甚至下个千年。” ——Terence Hutchison

This is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Adam Smith to John Maynard Keynes--but it is a history with a difference. Firstly, it is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not of economic doctrines. Secondly, it includes detailed Reader's Guides to nine of the major texts of economics in the effor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come acquainted at first hand with the writings of all the great economists. This fifth edition adds new Reader's Guides to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and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as well as major additions to the chapters on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welfare economics.

This book traces the evolving uses of writing to command assent and obedience in early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xtual canon as the found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Its central theme 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body of writings as the textual double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text-based sage as the double of the ruler. The book examines the full range of writings employed in early China, such as divinatory records, written communications with ancestors, government documents, the collective writings of philosophical and textual traditions, speeches attributed to historical figures, chronicles, verse anthologies, commentaries, and encyclopedic compendia. Lewis shows how these writings served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s, control officials, form new social groups, invent new models of authority, and create an artificial language whose mastery generated power and whose graphs became potent object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traces the enterprise of creating a parallel reality within texts that depicted the entire world. These texts provided models for the invention of a world empire, and one version ultimately became the first state canon of imperial China. This canon served to perpetuate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 of the imperial system across the centuries.

作者从社会特质与统制体制之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出现及运作的，并力图说明，在那个“天地间之大变局”当中，某些不变或变动不那么剧烈的部分，却可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为根本的“底色”。

《近代史家批判》为“近代历史学之父”兰克的代表作。在书中，兰克系统批判了自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以降欧洲诸国的史家和史著，对有关近代历史的著作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在此基础上，全面展示了运用和辨别史料、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第二部，原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副卷，但在出版后，实际上成为兰克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甚至有评论家称：“对现代历史学家的批判所做的贡献，是兰克先生的工作中最杰出的部分。”无论是理解兰克的学说，还是研究建基于他之上的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滥觞及流变，本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名著。
“历史的观念译丛”丛书主编耶尔恩·吕森教授和斯特凡·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的第一部，两位德国编者吕森和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了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历史上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直译“论近代史上的各个时代”），在兰克的五十多本着作中，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了解他的历史观念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此书原为1854年兰克为巴伐利亚国王讲授历史的记录稿，在兰克逝世后的1888年正式发表。
在总共19次讲座中，兰克概述了直至他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历史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序言中，他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做了反思，提出每个时代都是特殊的，有其独特的原则和效能。继而，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一系列的历史性事件及其看法：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与西方的联系是基督教得以传播诚为世界性宗教的先决条件；形成民族国家和教皇特权的中世纪；欧洲大国产生的18世纪；以及兰克本人所处的“革命时代”，即他所称的危机时代。最终，他认为，人类虽然有可能在物质方面取得进步，但却完全不可能在道德方面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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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
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研究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个体生命才有意义，也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
历史学家的第二项任务，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万物的造主俯瞰着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并赋予各个历史时代同等的价值。启蒙历史观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上帝面前，各个时代的人是权利平等的。
——利奥波德•冯•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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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
序言
第一章 罗马帝国的基础
第二章 日耳曼移民和对阿拉伯人的征服导致罗马帝国的变化
第三章 加洛林王朝时代和德意志皇权
第四章 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制度时代（11－13世纪）
第五章 14世纪和15世纪
第六章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
第七章 17世纪和18世纪大国的产生和发展
第八章 革命时代
译后记

反智主义倾向不仅存在于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中，更茁壮生长于长久浸泡在反智文化的中国社会的基督徒群体中。本书的作者约翰•派博正是针对教会里的这一反智现象，鼓励基督徒成为爱思考的基督徒，也就是鼓励基督徒养成阅读习惯。借着与爱德华兹的对话，派博指出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头脑，也必须知道，用我们的头脑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宣讲、解释、确认和理解福音时，运用我们的理性。
作为学者的派博还进一步深挖出了反智主义背后的毒根：相对主义。他通过对历史中多次反智主义的表现，如实用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的论述，把这本书带向了思想性的高潮，使人认识到思考应该成为一项必须持续下去的、追求至善的行动。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

"This is a work of extraordinary maturity--a well-considered, incisive, careful, yet bold and highly original summation of insights..." --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时至今日，尼采思想仍然是西方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个难解之谜。其核心观点也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价值重估的社会观点，永恒轮回的宇宙规律，作为人类理想的超人学说，作为历史解读的权利意志。
《尼采思想传记》从尼采酷爱的音乐着手，依据他生平的重大事件与著述顺序，清晰地展示其思想的发展脉络与主旨，最后以提示其思想对后世之影响收束。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没有在书中掺入自己的“微言大义”，也不怎么做出“补正纠偏”，而是以尼采的思想发展为红线，辅以对其思想形成有特殊作用的生平材料，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翔实和生动的尼采思想史。

本书以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即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主题，论述了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西方近代科学自诞生以来，在其起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理信纸与实践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作者以精彩的、敏锐的、微妙的、层次丰富的分析，纠正学者们和普通公从看待科学与宗教关系时的一些误解和简单化的结论，着重对科学与宗教的丰富多样的关系作历史的考察，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绝对冲突的，也不是绝对和谐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