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书志学纲要》作为书志学之根本的书志分析，其宗旨是调查图书的印刷过程和图书的所有物质要素，在所得出的相关证据的基础上重建图书形成和传播的历史。书志分析是书志描写的预备阶段，为描写书志学提供所需的术语、数据、技术，以及描写的基础。而书志描写基本上就是对书志分析结果以准确、简便又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记录。《分析书志学纲要》概述了分析书志学的历史与现状，介绍了分析书志学的理论和方法，堪为西方版本学之入门津梁。

In a grand and immemsely readable synthesis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a prize-winning historian depicts much more than a break with England. He gives readers a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an almost feudal society into a democratic one, whose emerging realities sometimes baffled and disappointed its founding fathers.

弗农•布尔克的《西方伦理学史》详细论述了自前苏格拉底到二十世纪中期各个时代的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每个时代都包括了各种重要学派的思想。资料丰富，叙述客观。
相较于其他伦理学史著作，本书的重要特点有两条：一是它所介绍的伦理思想范围极其广泛、所包括的原始资料非常丰富；二是作者对书中介绍的各种伦理理论所持的客观中立态度。根据WorldCat Identities的统计，该书自1968年由美国Doubleday出版社初版以来，到2008年之间，以三种语言(英语、波兰语和意大利语)共出版或重印了20次，被世界1208个图书馆收藏。一直是西方伦理学史的几部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著名思想家钱新祖代表作首次在大陆出版
深受海内外名家高度推崇，风行海外汉学界
对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崭新阐释
《中国思想史讲义》依著名学者钱新祖生前在芝加哥、台湾、香港等地知名大学长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首次在内地出版。本书以一种自觉的跨文化比较分析方法，从中西思想文化的广阔视野来讨论中国儒、道、释思想，察究各家思想、学说兴起、流传、演变，直叩其核心问题，折中损益，新见迭出。对中华文化的特质尤有极深刻精准的体认，足以推倒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偏见浅识。
这部不可多得的大作，体大虑周、思密精深，深受学界推崇，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尤其值得参考。
我希望这门课不完全是我一个人在独白，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讨论的方式来进行的。我认为知识的传播跟说教、传道不同，教学可以、也应该是“对话式的（dialogical）。
——钱新祖
思想史可以写得引人入胜，这部《中国思想史讲义》是一个极佳例子。这是一本既有学术分量，又能满足一般知识人需求的著作。……没有思想的作者不可能写出好的思想史；有思想的作者才能写出好的思想史。钱新祖先生就是一个有思想的作者。
——梅广
学（习）者不在于知道了各家各派多少思想，而在学会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进一步地作哲学思考，我相信这才是这本《中国思想史讲义》最大的贡献！
——张亨
钱（新祖）先生虽然是治明清思想史的，却受过严格的西洋学院训练，对于中西思想流派可说了如指掌，写文章的时候引用的也很杂，有些人因此觉得他是以理论见长的学者。然而我从他身上所学到，至今受用不尽的一项防身利器却是：“对于任何理论不妨都给予相当程度的怀疑！”
——傅月庵

本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书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作为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也可谓最难索解的一位思想家。本书各位作者皆为亚里士多德研究权威，抓住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清晰的分疏；另一方面，则竭力评述各家各派不同诠释路线及方法的正当性和根据。期待通过此书的引介，能使国内亚里士多德研究趋近国际潮流。

本书以星变为切入点，以史传占验为核心，从政治和祭祀礼仪两方面讨论星占，重点考察星占对唐五代帝王政治的特别影响。今天看来，星变由于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因而古人对星变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但是它在当时却为大多数人所相信。通过天上星官与人间社会的对应模式，进而将灾祸和危机的出现与帝王政治中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成为帝王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依据。唐宋的政治中，每每斗争的非常时刻，总会有人从天象的角度来为事变的正常进行寻找合理依据。天文现象的象征意义也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这在武德二年王世充受禅、延和元年睿宗传位太子以及哀帝禅位朱温的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印证。考察天文星占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唐宋政治的历史背景，解读隐藏其背后的历史真相。

《东方文化集成》为季羡林教授所倡导，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编委会负责组织撰写出版。
这是一项迎接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世界性文化工程。
本书分为五章，从不同角度对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进行了解析，同时提供了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的史诗全文汉译，并在译文中附加了学术含金量极高的大量注释。与以往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不同，本书突出显示了以下三个特点：1.对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2.以文本为根据对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某些概念进行阐释和解读；3.对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在西方学界展开的关于苏美尔史诗的讨论和争论进行梳理和评估。

《英国通史》内容包括自远古至2016年英国公投的历史，是对近两百年来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总结，也是迄今为止第 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代表了中国学者英国史研究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写作方式上，充分吸收中外英国史研究的既有成果，细致描述英国历史的轨迹，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之外，本丛书突出社会生活的叙述，还原历史上英国人的生活状态，是一部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英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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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英国史学者钱乘旦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积八年之功撰著的《英国通史》，总结近二百年来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成果，构建了中国学者关于英国历史的话语体系，让我们全面、科学、理性地认识英国历史。
本套丛书，详细介绍了自远古至2016年英国公投的历史，是对近两百年来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总结，也是迄今为止*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本套丛书充分吸收了中外英国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代表了中国学者英国史研究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世界现代化浪潮，至今仍激荡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以改良为特征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英国的“脱欧”，给英国、欧洲乃至世界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时下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

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
第一章 锁国
第二章 西欧的冲击
第三章 内忧外患
第四章 开国
第五章 攘夷
第二卷 明治维新
第一章 王政复古
第二章 内乱
第三章 神政绝对主义
第四章 启蒙绝对主义
第五章 立宪绝对主义
第三卷 天皇制的建立
第一章 西南战争
第二章 自由民权
第三章 宪法与议会
第四章 日清战争
第五章 日俄战争
第四卷 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
第一章 旧日本的危机
第二章 中国革命的冲击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四章 天皇制的危机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书主旨为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的表现及其对清韩关系的影响，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作出全面的榫和重新解释。为此作者研读了中、韩和日本的几乎所有相关文献，穷十余年之功，撰写了这部被相关专家誉为具有震撼性的著作，持论公正，述事理性客观而有深度。应当说，这是近年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学术论文集。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思想与社会”丛书之一。系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本书包括“主题研讨”、“研究论文”和“书评”三部分，其中“主题研讨”部分构成本书主体，分别收录了三篇关于古代罗马著名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思想研究，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奥古斯丁如何在政治、社会和伦理秩序以及心灵和形而上学秩序上改造了古典的世界，并为后世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

《越南受降日记》是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和处理善后事宜的真实记录，由作者在越期间撰写的日记改编而成，详细记述了国民政府在入越受降前后对越南政策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与法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冲突。书中另有不少作者在滇越两地的游历记载，对越南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亦多有涉猎。全书内容详实，文笔生动，一直是人们了解研究越南受降的第一手资料。

《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是对古希腊人民及其历史遗产的致敬之作，将古希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经济史融为一炉。四位作者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的古代文明故事。《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内容广泛，既包括标准化的政治和军事史，也不乏对农村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妇女待遇、同性恋和奴隶制等问题的探究。第二版增加了考古学、比较人类学、社会史等领域的最新理论和发现。还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社会文化材料，包括妇女与家庭生活、宗教、同性恋和田径等多个方面内容。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本书是现代哲学历史家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ítez）对1690—1740年期间地下哲学手稿的系统研究著作。书中的内容主要取自1980—1993年间作者在各种研究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书中作者在对研究方法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详细地列举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下哲学手稿的名录，共列出两百多篇目，相当于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两千多篇古典时代在地下流传的哲学手稿。本书根据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作品与人”、“新的世界体系”、“没有教条的唯物论”和“批判的激进主义”。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包裹在怀疑论迷雾中的唯物论是如何在摸索中前进的。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对17、18世纪的先驱们在接受或者否定一些科学论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内容简介
《西方大观念》简介：
《西方大观念》是《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丛书的前两卷的中文版。
《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煌煌巨著，涵盖的时代自荷马起至萨缪尔·贝克特止。这套丛书的前两卷，Syntopicon，我们称之为“西方大观念”。它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观念，如存在、民主、艺术等等，其意在为后面各卷的伟大著作提供一个总论性的概述和主题索引。每一章对应一个大观念。其文字并不是对该的详尽分析，而是勾勒出该观念的基本轮廓，引导读者去阅读支撑着该观念的一批西方伟大著作。《西方大观念》也可以看作一部问题集，我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包括在这里了。在本书的总论后面，都隐藏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本书恰可以供我们作为探讨的起点，因为本书对这些基本观念的基本阐论执中稳靠。爱好思索的朋友，在深入思考之前和之际，了解前人的基本思想，助莫大焉。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在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的论理词汇多数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我们就无法认真论理。
《西方大观念》中文版全书分两卷，中文大约150多万字，连上英文附录，共1900多页。此书的译者颇多著名的翻译家，如邓正来、童世骏、孙周兴、倪梁康等。
中译本序言
《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煌煌巨著，涵盖的时代自荷马起至萨缪尔·贝克特止。这套丛书的前两卷，Syntopicon，我们称之为“西方大观念”。它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观念，如存在、民主、艺术等等，其意在为后面各卷的伟大著作提供一个总论性的概述和主题索引。每一章对待一个大观念。其文字并不是对该的详尽分析，而是勾勒出该观念的基本轮廓，引导读者去阅读支撑着该观念的一批西方伟大著作。《西方大观念》也可以看作一部问题集合，我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包括在这里了。在本书的总论后面，都隐藏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这本书恰可以供我们作为探讨的起点，因为本书对这些基本观念的基本阐论执中稳靠。爱好思索的朋友，在深入思考之前和之际，了解前人的基本思想，助莫大焉。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在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的论理词汇多数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我们就无法认真论理。
2005年春，华夏出版社的朋友和我商量，由我充作中译本的主编，请相关专家学者把这部大书翻译出来，贡献给中文读者。我自知能力低，又怕麻烦，主编之类一向不敢接。但这部书的确让人动心。我在外国读书工作时，时不时会用到《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丛书，前两卷，即摆在眼下的《西方大观念》，是必要的索引；单独阅读也很有益，能够对这些大观念获得粗线条的整体理解。把它译介给中文读者，对学术发展定能起到促进作用。三说两说，竟不自量力把这事接下来了。
接下这个活计，从自己动手翻译其中数章和找译者开始，平添了不少辛劳，自不必说。所有译稿我都审读过，有一半以上认真改了，还有不少因时间不够只能草草修正。原初，版权方答应提供一套电子版，我希望把它发在一个网站上，译者们也把自己的译文发上去，供同好批评指正，这样可以把本书的翻译过程变成一个同好切磋的过程。可惜，版权方后来说电子版因损毁无法提供。这让我原初的设想落了空。类似的不顺利还有一些。不过，两年多的辛劳，最终换来了眼前这一百多万字的成果，自然也让人快慰。此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数十名译者。所邀请的译者，看看译者名单就知道，颇多著名的翻译家，如邓正来、童世骏〔可酌增几个名字〕。我尤其要感谢陆丁、周濂、张卜天等年轻译者，要么他们的中英文胜过我们，要么他们的工作态度更认真，出自这些年轻译者的译稿，我觉得总体水准并不低于前辈，有些还译得更好些。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褚朔维、李静韬、李玉璞、王霄翎等人，为这部书注入了大量心血，从译者到文稿到版面式样到与版权方的无数交涉。我与这些出版人朋友的合作始终互信互谅。做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学术的进益，一半在学术人的工作，一半在出版人的默默努力。
愿我们的工作为推进中国学术深入发展有所贡献。
陈嘉映，2007.7.9，于上海外环庐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