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ectivity has a history, and it is full of surprises. In Objectivity,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chart the emergence of objectivity in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s—and show how the concept differs from its alternatives, truth-to-nature and trained judgment. This is a story of lofty epistemic ideals fused with workaday practices in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images.
From the eighteenth through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ies, the images that reveal the deepest commitments of the empirical sciences—from anatomy to crystallography—are those featured in scientific atlases, the compendia that teach practitioners what is worth looking at and how to look at it. Galison and Daston use atlas images to uncover a hidden history of scientific objectivity and its rivals. Whether an atlas maker idealizes an image to capture the essentials in the name of truth-to-nature or refuses to erase even the most incidental detail in the name of objectivity or highlights patterns in the name of trained judgment is a decision enforced by an ethos as well as by an epistemology.
As Daston and Galison argue, atlases shape the subjects as well as the objects of science. To pursue objectivity—or truth-to-nature or trained judgment—is simultaneously to cultivate a distinctive scientific self wherein knowing and knower converge. Moreover, the very point at which they visibly converge is in the very act of seeing not as a separate individual but as a member of a particular scientific community. Embedded in the atlas image, therefore, are the traces of consequential choices about knowledge, persona, and collective sight. Objectivity is a book addressed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elusive and crucial notion of objectivity—and in what it means to peer into the world scientifically.

Paracelsus (1493-1541), der eigentlich den klangvollen Namen 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trug, ist als Mediziner, Pharmakologe, Mystiker und Philosoph bekannt. Nach seiner Lehre, die radikal mit den antiken und mittelalterlichen Vorstellungen bricht, ist für die Gesundheit des Menschen nicht nur das innere Gleichgewicht des Organismus, sondern die Harmonie zwischen Mikro- und Makrokosmos ausschlaggebend. Er untersucht also die vielfältigen Beziehungen, die zwischen Mensch und Umwelt bestehen und entwickelt eine umfassende Kosmologie, die diesen Beziehungen gerecht zu werden versucht. Dabei stellt er konkrete Untersuchungen am menschlichen Körper und der Natur in den Mittelpunkt und grenzt sich von den Ärzten ab, die ihr Wissen nur aus Büchern beziehen. Man kann ihn nicht nur als Begründer der modernen Medizin, sondern als wichtigen spekulativen Philosophen und direkten Vorläufer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bezeichnen. Die 5-bändige Ausgabe gibt den deutschen Text der Hauptwerke in moderner Sprache wieder, enthält sachkundige Einleitungen und ein kleines Glossar.

☆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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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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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概念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挖掘那些弃之则无法经验的概念，或曰不可替代的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语）。
近代以降，中国不断努力翻译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方的知识文化体系，并试图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现代汉语的很多重要词汇和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的探究，例如对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探讨，对“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的通考，对“经济”译名的溯源，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辨析……都试图用“概念史”方法进行详实的知识考古，以结构性的目光来理解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

思维方式是在历史时空中经过反复运用、选择、凝聚和抽象的结果，并反过来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原则、规范和世界观。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解和使用，一般都比较宽泛。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宇宙和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和一般化(集体性)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叫作思维方式。近代中国因遭遇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异质文明而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需要摆脱，国家需要富强，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对象。对象的变化伴随着思维所运用的范式、方法和立场的变化，伴随着思考和认识结果的变化，也伴随着为事物赋予合理性方式的变化。经过演变而产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比之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现代政治学之父霍布斯 生前被禁止出版的遗作
号称“国家”的庞然大物“利维坦”，只是一个人造的人。
主权是它的灵魂，动乱是它的疾病，内战是它的死亡。
如果说《利维坦》讨论的是主权者的诞生
《贝希摩斯》则展现了主权者死亡之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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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爆发的英国革命，开启了现代世界史的进程。宗教纷争、民族矛盾、王权与议会的冲突等撕裂了英国，内战与革命的烽火延烧数十年，国家主权多次易主，上演着真实残酷的“权力的游戏”。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亲历了这个疾风骤雨的年代，于晚年写成以英国内战为论述对象的政治史著作《贝希摩斯》。
全书以英国1637—1660 年的政治动荡为背景，采用对话的形式讨论英国内战的原因，内战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霍布斯本人对内战的看法。书名以《圣经》中的陆地怪兽“贝希摩斯”命名，与以海上怪兽“利维坦”命名的《利维坦》一书遥相呼应。可以说，《贝希摩斯》是霍布斯晚年应用自己成熟的政治理论对英国内战的分析，是他在《利维坦》中所建构的国家学说的应用。

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罗马帝国内的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塔克对两千年的基督教史做了一个系统而精当的梳理，内容涵盖初期教会史、中世纪、宗教改革和近代基督教的增长。在这本书里，他用新视角回答了旧问题，用新方法对旧素材进行了加工，从而对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进行了非常新颖的解释。此外，在这本书里，斯塔克祛除了很多历史的迷思，如初期的教会运动是一场穷人、边缘人和被压迫者的运动，十字军东征是一场为了物质利益的殖民战争，中世纪的虔诚与黑暗，基督教反科学，以及现代化将导致宗教的衰微。本书整合了作者之前的《基督教的兴起》和《理性的胜利》等书的观点。可以说，这本书是斯塔克近20年研究的一个浓缩，是一本集大成之作。这本书获得了《世界》杂志年度最佳图书奖。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主题等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因此，库尔提乌斯将中世纪拉丁文学，视为古代文学与后来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如此一来，便将从荷马到歌德的欧洲文学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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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代表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语言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经典。作者以博洽的学识、丰富的材料，以及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展示了欧洲文学从古代到近世的演变，尤其阐明了拉丁中世纪在当中所起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部煌煌巨著现在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译者参照几种译文，补译了德文本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是目前最完全的译本。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了解，而且对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也能提供一种典范，给我们以激励和启发。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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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论的是欧洲文学，心怀的却是拉丁中世纪；谈的是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用的是古典学探幽索隐的方法，却在瞩望涵容天下的境界。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收录伯林早期分析哲学文章，从学科贡献和批判中看出伯林转向观念史的脉络
●依据普林斯顿2013年修订版，新增名家前言，首刊伯林未出版文字
●全新“伯林文集”，典雅装帧，宜读宜藏
概念与范畴，是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尺度。
《概念与范畴》收录了伯林早期的哲学论述和后期数篇关于科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和多元主义的文章。伯林总是说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抛弃了纯粹的哲学研究，转向观念史领域，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他学术生涯关键 的连续性，这正是伯林之所以是伯林的缘由。
不过，他[伯林]并没有与哲学脱离关系，他早期的著述与后期的著述还是存在关系的……伯林的确致力于观念史研究，但他写的观念史总体来说还是得益于哲学的观念史。难道还可能不是这样？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
在这个黑暗的世纪里，[伯林]向我们展现出真正的思想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始终怀疑、坚持反讽，保持冷静，争取自由。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作为一名极其活跃且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分子，[伯林]定然希望理性能够彻底、迅速地改变人类的处境，但他的常识告诉他这绝无可能。
——《观察家》

本书从汉语中的“势”字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揭开了中国思维模式的连贯而内在的解构。多年来，黑格尔式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思想从来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思想，未能超越宇宙生成论思想，只是试图用现实自身来解释现实。于连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领域文献中“势”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本直觉浮现出来，即存在可以被视为是万物的一种特定的自然格局。在中国思维看来，艺术或者智慧，就在于策略性地对发源于存在的特定格局的各种物势的利用。

According to Roger Caillois, play is "an occasion of pure waste: waste of time, energy, ingenuity, skill, and often of money." In spite of this - or because of it - pla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human soc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In this classic study, Caillois defines play as a free and voluntary activity that occurs in a pure space, isolated and protected from the rest of life. Play is uncertain, since the outcome may not be foreseen, and it is governed by rules that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participants. In its most basic form, play consists of finding a response to the opponent's action - or to the play situation - that is free within the limits set by the rules. Caillois qualifies types of games - according to whether competition, chance, simulation, or vertigo (being physically out of control) is dominant - and ways of playing, ranging from the unrestricted improvisation characteristic of children's play to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solutions to gratuitously difficult puzzles. Caillois also examines the means by which games become part of daily life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various cultures their most characteristic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Presented here in Meyer Barash's superb English translation, "Man, Play and Games" is a companion volume to Caillois' "Man and the Sacred".

作为一本在国际范围内享有盛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语源说、语义学等学科为工具，考察了古代印度、伊朗、希腊、罗马、凯尔特、日耳曼等民族的文学与历史文本、语汇、神话、仪式、社会组织结构、法律程序及物质遗存。同时，阐发了印欧民族关于战争与献祭的行为及其所蕴涵的生死观；探讨了印欧神话中死亡与葬礼的布局，辩说了与之相左的观点；指出了不是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的历史境遇才产生的印欧民族共同的神话和宗教信仰，并决定了他们活着的方式和死去的方式。

学问的开端，最好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学术与学术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那里，有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聪明最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并很容易就注意到那些公认最聪明最智慧的人和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他们认为重要却尚未澄清的问题。本书记录了作者对思想史关键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过程，对思想史当中核心的“理解”“表达”“情境”“重要性”“个体与整全”“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讨论。

在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課題一直是以教義史、教團發展史為主要的方向。近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將學術眼光轉移至文化史的研究上，尤其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開始蓬勃的開展。地藏菩薩是中國四大菩薩之一，已不限於佛教範疇，成為民間信仰的共同成分。但若檢視地藏經典《大方廣十輪經》或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其中所顯示的地藏信仰內容，與今日我們所習知的地藏菩薩有相當差異。地藏信仰的內涵的轉變是經由何等歷史情境使然？對地藏信仰的影響是什麼？又影響了中國死亡文化什麼？研究時間斷限從地藏信仰傳入中國五、六世紀開始到地藏信仰轉向冥界救贖並且逐漸定型的唐末五代，即是以中古時期為主。
本文首先檢論佛教菩薩觀以及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起源，再討論地藏菩薩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印度的發展、傳入中國的時間等。第二章論唐代前期的地藏信仰，重點在玄奘新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對地藏信仰的影響。第三章分析唐代後期地藏信仰開始往死後救贖發展的主因，將分析中晚唐時出現的二部地藏偽經，對地藏信仰與十王信仰結合的影響，尤其側重討論《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影響力，最後分地藏造像、地藏菩薩十齋日以及密教對地藏信仰的影響三部份，分析唐代晚期到北宋初期地藏信仰的實例。

古希腊人的历史是整个世界史中最不可能成功的成功史。被埃及和近东文明包围的贫瘠的小国寡民希腊人竟创造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化。——波默罗伊
在全部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更令人惊讶，也更难于解释。——罗素
这次智识革命来得如此突然和迅猛，以致被认为无法通过历史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我们称之为希腊奇迹。——韦尔南
一个起初只有几千名男子的族群，原先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其土地面积仅为法国的十分之一，后来却能保持三至四个世纪的昌盛和荣耀，他们的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全人类的发展，这就是希腊奇迹。——雅尔德
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希腊。——怀特海
一谈到希腊，我们就回到了故乡。——黑格尔
希腊是一个奇迹，西方文明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出现过一些伟大的时代，但它们的原创力和伟大程度都远不及希腊文明。希腊人，也只有与众不同的希腊人，才能够创造出那样一种文明，在它面前，欧洲大地上以后出现的绝大部分值得称道的东西，都是它的延续。
浸淫希腊古典学问三十年、两度翻译荷马史诗的陈中梅先生，深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探索希腊奇迹的成因。“希腊奇迹”的产生有着厚实的观念基础，希腊人先于其他古老民族抢占第一个科学制高点，其实是在认识论领域，而不是像许多中外学者习惯于认定的那样在自然哲学领域。

Based on a wealth of archival material released after Mao's death, this book offers a revisionist account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triumph of Marxism in China. Dirlik shows that, in 1919, at the outse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archism was the predominant ideology among revolutionaries and intellectuals and Marxism was virtually unknown. Three years later, howev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emerged as the unchallenged leader of the Left. Dirlik disputes long-held beliefs about the domestic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to argue that Communist thought and organization were brought into radical circles by the Comintern. Though Chinese radicals would not have turned to Communism unassisted, he concludes, Marxist ideology took hold easily when introduced from the outside. This book will prove indispensable to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Asian studies, Marxism, and comparative communism.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共分十辑，据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为今人研究清代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此次增订是在2007年版的基础上，从新公布的清代档案史料和《清高宗实录》中辑得“戴名世《南山集》案”等十五案，按本书原有体例加以整理，增入第十辑；同时对原版的若干编校讹误加以订正。2007版在民國原版基礎上增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五案作爲第十輯，此次增訂，在第十輯中又增錄了十五個案子，及“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