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巴特在本书中探讨了那些使得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能在美国得到纯粹和完全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了美国的地理和资源背景，美国的国民组成特性，美国人对钱财的贪婪品质以及国民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国民性。作者在书中通过朴素详实的论述和准确到位的数字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这不是一部完整的对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考察，但是作者仍然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料，对欧洲的国家，比如德国，和美国进行了对照，回答了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

首届联邦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届议会，在美国历史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具划时代意义。它将宪法从一卷羊皮纸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和灵活的政治实践，将共和的梦想落实为有血有肉的现实。
然而，首届国会召开于风雨飘摇之时，奴隶制的幽灵始终盘桓在国会的上空，它将阶级矛盾、南北方、东西部、虚弱无力的联邦与各自为政的诸州，宪法与反宪法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国会内部也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地区之间的不信任、内部交易，以及平庸之辈的怠惰。混乱、偏见、敌视、不睦笼罩着国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如何从一张纸开始建构新政府？宪法的崇高性如何落实到政治机制的运作中？高不可攀的抽象理论能否化为日常的政治实践？制度运作中如何平衡利益、制约权力？面对一系列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国会议员们深知：国家存亡端赖各方的谈判与妥协。
1789—1791年，国会议员们展开了漫长的讨价还价。谦逊宽容的华盛顿，雄辩实干的麦迪逊，头脑精密、富有卓识的汉密尔顿，性情刚烈、信奉共和的格里，坚定的反联邦主义者麦克莱……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个性，秉持不同政治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的建国者们纵横于各利益团体之间，极尽游说之能，尽显政治风采，将政治智慧与政治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虽偶有私心，但仍将公众利益与宪法的崇高性置于私利之上。最终，在一片混乱与分歧中，各利益团体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权利法案》《联邦税收法案》《司法法》《国家银行法案》相继签署，宪政运作机制在无序中循序渐进。
首届国会的成功绝非历史必然，它是政治角力、鲜明个性、不同理念以及超凡决心合奏的史诗华章。它所灌注的多元利益团体之间谈判与妥协的精神，锻造出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精巧别致的政治机制运作的品格，为美国宪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http://www.cambridge.org/cn/academic/subjects/history/twentieth-century-regional-history/cambridge-history-communism?format=WX#57OqymvXd8LlB4Sb.97

http://www.cambridge.org/cn/academic/subjects/history/twentieth-century-regional-history/cambridge-history-communism-volume-2?format=HB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 spans the period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document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global Cold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socialism.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holars analyze the ris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 continuing to proclaim its Maoist allegi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d War conflict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economic interpenetration. Beneath the surface, profound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were occurring in the socialist and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resulting in the collaps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xisting socialist order and the changing parameters of world Marxism. This volume draws on innovative research to bring together history from above and below, including social, cultural, gender,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o transcend the old separation between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broader field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這裡是李白的故鄉，古絲綢之路，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的核心所在；
這裡資源豐富、商機無限，但卻又政治詭譎，種族衝突不斷——
這裡是中亞，一個謎般的地帶。
複雜的強權角力地
中亞，游牧民族千百年來或逐水草而居、或往來古絲綢之路行商，守護著橫跨歐亞大陸的通道。十九世紀俄羅斯帝國征服中亞，百年後其影響力依然留存在此；二十一世紀反恐戰爭興起，美國在中亞建立多處軍事基地，插手進入此區。而中國推廣經濟合作，看準中亞的資源與市場。在大國政治博弈之下，中亞小國發展陷入困境，面臨政府獨裁貪腐、種族衝突、經濟蕭條，基礎建設停滯的混亂局面。
鮮為人知的真實中亞
從阿富汗北境的罌粟田到種族衝突不斷的中亞火藥庫費爾干納山谷，《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席斯金遍訪中亞各國的權貴與百姓，實地報導，在《不安的山谷》書中重現近代中亞最戲劇性的事件。從二○○五年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開始，追蹤烏茲別克的大屠殺事件，並探索從中亞直通歐洲大陸的海洛因走私公路上的人事物，真實呈現鮮為人知的真實中亞。革命與陰謀、謀殺與黑幫，在中亞小國相互伴隨；激進伊斯蘭教、結構性貪婪、毒品走私、以及獨裁統治，見證中亞國家的複雜情況。走上這黑色舞台的是充滿傳奇色彩的英雄與惡棍，以及努力求生存的真正百姓。
戲劇性的報導傑作
資深採訪記者席斯金以傑出、幽默的文筆、戲劇性的敘述能力，完成其報導傑作《不安的山谷》。想要瞭解中亞地區社會或是對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有興趣的讀者，本書是難得的入門書，得以瞭解造成中亞地區動亂的深層原因，從而預測歐亞大陸通道區域許多可能的未來。
國際書評
• 席斯金的作品讀來猶似小說，但卻是扎實的報導之作。中亞地區終於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對待。—— Gary Shteyngart,《荒謬斯坦國》作者
• 席斯金透過第一手體驗、訪談，以及公眾紀錄，栩栩如生地發掘出足以改編成電影的中亞實際景況。一部極為吸引人的揭露報導之作。—— Publishers Weekly
• 局外人罕有機會能像席斯金這樣如此深入體驗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席金斯之筆帶領讀者身歷其境踏入這些國家近代歷史中的各個騷亂時刻。——Foreign Affairs
• 報導節奏緊湊、情節糾葛、極富人性意味……《不安的山谷》書中人物令人難忘，各篇章充滿說服力，且情節極具意像，讀來猶如小說般精彩。——Asian Review of Books
• 《不安的山谷》是一本罕見之書：資訊量大，節奏快，但顯然很貼心。作者成功地捕捉和描繪此區域的複雜的權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該區域的影響。對不熟悉中亞的人而言，《不安的山谷》是完美的閱讀起點。——倫敦政經學院書評
• 美國白宮將中亞地處偏遠的那些國家稱為『斯坦諸國』，那裡至今仍舊宛如一個失落的世界。可是這些舊蘇聯的共和國幾乎都無法迅速擺脫從古至今的各種災禍：激進伊斯蘭教、世俗的貪婪、蓬勃發展的海洛因交易、內戰、革命，以及從未間斷的獨裁統治。再加上美國國防部渴望找到一個對抗塔利班的軍事集結地，結果便造就出一個黑暗的渾沌亂局。菲利普‧席斯金以傑出的文筆照亮這個故事。無論是好奇的觀光客，或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的學生，沒有一本比本書更好的指南。 —— Andrew Meier，《黑土》作者

《腐败与政府》第1版于1999年出版，已被翻译成17 种语言，这本书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对腐败问题的广泛思考。
在1999年首版《腐败与政府》的基础之上，作者在第2版《腐败与政府》中对第1版内容进行了更新，不仅评估了第1版中提出的经验性基础结论，还结合新数据对老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了针对新问题的应对方法。比如，腐败的文化基础、民主社会下的腐败问题，以及如何调和加强腐败控制与发挥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本书还增设了刑法、有组织犯罪等相关章节，补充了国际社会反腐工作的最新材料。
综观全书，《腐败与政府》从四个维度分析腐败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结构的视角看公共项目如何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便利，不同社会对腐败有不同定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基本结构能否催生或抑制腐败，怎样的国内环境可以激发卓有成效的反腐行动。在上述分析框架下，这本书描述了受贿行为的日常表现，并将腐败置于契约化与私有化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还重点关注了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及促使各方担责的有效手段。作者指出，与建立“诚信体系”或“反腐机构”相比，有效的反腐行动的核心是政府运作方式的变化。
此外，作者综合分析了柏林墙倒塌后涌现的海量研究成果、透明国际的有关发现及世界银行将反腐作为核心议题提上议程的决定。事实证明，罗丝-阿克曼强调用机构改革手段推动反腐进程的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正如作者所言，腐败问题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出现，而且在短期内不会消亡，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从改革成败中汲取经验。这本书将帮助人们深刻理解滋生腐败的环境，以及为人们制定打击腐败的政策提供启发。

《守法主义》（Legalism）一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86年。在本书中，施克莱提出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守法主义，并系统阐述了守法主义的概念、特征、价值和弱点。
本书的上篇，评析了法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领域在传统上是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进行激烈对抗的战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本书写作前夕，两大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H. L. A. Hart）和富勒（Lon L. Fuller）还就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1] 而施克莱则指出，两派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都是守法主义的表现。她揭示了两大法学派各自的意识形态根源和局限性，主张不能割裂法与道德的关系，而要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
本书的下篇，对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各种传统法律思想，无论是实证法学还是自然法学，都一致认为法应当脱离于政治，并且认为法优越于政治。施克莱对此进行了批判。围绕着政治审判，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施克莱展示了守法主义立场的偏狭，指出这些审判无法基于守法主义获得正当性，而只能从自由主义政治的角度加以论证才站得住脚。因此，法“不是凌驾于政治世界之上，而是恰在其中”。

从唐后期到北宋，一群掌管宫廷事务的内职近侍、“陛下家臣”，因其“结构性孤立”，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逐渐成长壮大为一个新的官僚群体——武选官。边防军的统兵官、管理基层经济事务的监当官，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武选官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的两类职位。武选官的存在，有效地分割了统兵权，而这个群体却被“隔离”在政府行政决策权力之外。宋代的官僚结构、官僚生态因而发生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本书所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与“今生”，是成长过程与变化机缘，是皇帝、官僚群与制度互动的生动细节。

作者把职业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最基本要素是职业工作，而职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对工作的合法性控制和专业知识的制度化过程。此外，阿伯特还通过本书的经验研究提出管辖权冲突理论，认为职业的管辖权要求是在国家、公众和工作场所三个领域中得到认可的，而管辖权往往具有排他性，正是由于管辖权的排他性，一个职业的管辖权变化就必然与其他职业的管辖权变化相联系，一个职业的管辖权扩张也就意味着另一个职业的管辖权收缩。因此，在职业生态系统中，不同的职业为了对于工作的管辖权而相互竞争。

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第一次陈述于2008年，它贯穿了过去二十年中的黑话和妥协，试图重新使左派概念化。这个假设是一种对普世解放的全新的要求和一种对武装的兴奋的召唤。任何关心世界未来的人都需要认真对待在本书中得到阐述的那些观念。
“现在，比以往更加急切地，我们应当坚持巴迪欧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永恒理念。”——斯拉沃热·齐泽克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正当的假设。所有那些抛弃这个假设的人，也就立刻把他们自己交给了市场经济，议会民主——适合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及其那不可避免的“自然”特征：巨大的不平等。”——阿兰·巴迪欧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纽约时报》编辑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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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纪事报》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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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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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19世纪早期新世界民族、经济、思想和信仰之间的冲突。世界上三大一神教——西兰诺的天主教、德拉诺的新教和西非人的伊斯兰教——在作为舞台的轮船上彼此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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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帝国：奴役、自由与新世界的骗局》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奴隶控制将他们运往美洲的船只，制造骗局，瞒住沿途经过的白人船只，发起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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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804年的南太平洋上，在美国奴隶制中心地带5000英里之外，时间是奴隶制在南方扩展并且向西部推进之前的几十年，并且故事的主人公是新英格兰人亚玛撒•德拉诺、西班牙人班尼托•西兰诺和西非人莫瑞。奴隶头目莫瑞控制了船主班尼托•西兰诺，共同欺骗正好航行经过的亚玛撒•德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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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捕捉了19世纪早期新世界民族、经济、思想和信仰之间的冲突。非洲奴隶巴波、莫瑞和他们同伴中的一些人是穆斯林，这意味着世界上三大一神教——西兰诺的天主教、德拉诺的新教和西非人的伊斯兰教——在作为舞台的轮船上彼此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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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是它揭露了一种范围更广的谎言，而奴隶制整座意识形态大厦都建立在这个谎言之上，即奴隶是忠心耿耿、头脑简单的，而且没有独立的生活或思想，如果他们有真正的内在自我意识，那也是甘愿接受其主人的管辖，奴隶只是一种财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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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这些西非人使用了各种才能（狡猾、理性和纪律），他们并不愚笨，能够控制情感并且驾驭自己的思想来扮演各自的角色，完成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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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这一真实事件在19世纪末就引起了文学作家的关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班尼托•西兰诺》正是取材与这一事件，但进行了文学化处理，将两位主要的西非奴隶莫瑞和巴波合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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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和欺骗》这部结合了奴隶制、人性、宗教和史实的作品中，作者采用了亚玛撒•德拉诺的视角，但他的重点并非要揭露特定的社会罪恶，而是要揭露奴隶制的基本骗局：不仅仅是有关某些人天生是奴隶的幻想，还包括其他人可以获得绝对自由的妄想。

There are outstanding studies of nationalism as a history of nationalistic ideas, as in the writings of Hans Kohn; there are competent descriptions of nationalism as a force in politics, as by the Study Group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eaded by Edward Hallett Carr; and there are important works organizing the many facts about nationalism in terms of some particular problem, such as Quincy Wright's monumental Study of War. But there has seemed to be n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nationalist ideas met with wide and strong response at certain times and places, and with almost no response at others.
In certain areas, economic growth has led to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others to greater national diversity. Why did national sentiments develop in one direction but not in the other? In certain cases, individuals can and do change from membership in one people to membership in another; in other situations they seem almost powerless to do so, and nationality appears as if it were some objective fact beyond the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What, then, is ethnic nationality? Under which conditions will a government or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ind it an asset? Under which a liability? What is the relation of this nationalisty to economic life, to incomes, opportunities, and expectations? And how may it become so important to individuals as to override their economic interest and even their interest in self-preservation?
To make a beginning at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e need studies about objective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e sides of nationalisty, and about the long-run trends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or differentiation.
The present study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ward such a theory.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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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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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are traced by the bestselling author of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this sparkling new work, Benedict Anderson provides a radical recasting of themes from Imagined Communities, his classic book on nationalism,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fin-de-siècle politics and culture that spans the Caribbean, Imperial Europ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 jewelled pomegranate packed with nitroglycerine is primed to blow away Manila's 19th-century colonial elite at the climax of El Filibusterismo, whose author, the great political novelist José Rizal, was executed in 1896 by the Spanis author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at the age of 35. Anderson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vant-garde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n Rizal and his contemporary, the pioneering folklorist Isabelo de los Reyes, who was imprisoned in Manila after the violent uprisings of 1896 and later incarcerated, together with Catalan anarchists, in the prison fortress of Montjuich in Barcelona. On his return to the Philippines, by now under American occupation, Isabelo formed the first militant trade un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latesta and Bakunin.
Anderson considers the complex intellectual interactions of these young Filipinos with the new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in Germany and Austro-Hungary, and with post-Communard experimentalists in Pari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militant anarchism in Sp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Americas, José Marti's armed uprising in Cuba and anti-imperialist protests in China and Japan. In doing so, he depicts the dense intertwining of anarch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radical anti-colonialism.
Under Three Flags is a brilliantly original work on the explosive history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global politics.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形成到公元15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危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

爱德华·卡尔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卡尔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卡尔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这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书中提出的基本论点，诸如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都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里程碑式的经典理论著作，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学理论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的基础。至今，这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和学者的必读书。

历史话语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只有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
——帕尔塔·查特吉
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菲利普·霍尔登
前 言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的最后一幕，引用了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由于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阻碍的，因而这个论断有反讽的意味。可在秩序混乱的政治领域中，这却可以被看作真理。
很明显政治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这个事实，即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在政治家那里，概念是不明确的，这样概念就有了政治价值，因为不明确所以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在那里目的自相矛盾，而结果则不可预料；行动变幻莫测；选择都是战略性的，相对的而不是单义和绝对的。然而，这个充斥着模糊和虚假、操纵和欺骗、梦幻的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这里，明确了目的，建立了规则，确立了价值，完成了革命并建立了国家。
这本书是有关政治革命的，但其过程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即从历史中选取起因和高潮两点，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有论点指出，革命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革命。在转变、动摇、中断以及无法预测的变化中，被支持的和受到压制的东西一样多，从中你会意识到在这一复杂运动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要多于那些偶然的或干扰性的因素。通过研究形式不一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理解民族主义思想史在今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曲线》，但比我精通出版业务的朋友劝我说，这不是一个挖掘潜在读者的好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于1981—1982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期间动笔写作本书，我非常感谢Nuffield基金会给我的出国奖学金。1982—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期间，继续写作本书，回到加尔各答时已完稿。对于牛津大学Bodlian图书馆，堪培拉ANU图书馆，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图书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职员的帮助，我万分感激。
曾看过及评论过本书初稿的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 沙希德·阿明， 贾苏特罗·伯格奇， 迪拜什·哲格罗伯蒂， 约翰·达恩， 欧姆卡罗·古斯瓦米，拉那吉特·古哈，德伯蒂·古哈·塔古达， 苏迪伯达·卡维拉吉，鲁德罗·穆凯吉，哥耶·班代，阿毗吉特·森，阿肖克·森。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谨此致谢。
我在阿尔及尔、牛津、堪培拉、巴罗达、巴黎和加尔各答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讨论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在此向所有与会者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学的金海德·穆会古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Zed Books的罗伯特·摩太诺和安娜·格沃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拉维·达耶勒，鲁古·俄德弗尼，在本书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同时谢谢梅·迈肯思和玛格丽特·豪准备打印稿。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卡马丽的支持和理解。
帕尔塔·查特吉
1985年12月于加尔各答
译 后 记
本书由范慕尤和杨曦合作翻译，范慕尤负责前三章的正文，杨曦承担了后三章、全书尾注和索引的翻译。北大英语系的张琪校对了全文。在此过程中，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毕业的周陈校对了后三章的正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北大印地语专业的王静老师帮助译出了一些印地专名，此外印度语言文化专业的张幸帮忙解决了大部分的孟加拉语专名翻译。北大东语系段晴教授也不时给予点拨，对他们的大力帮助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证。
范慕尤 杨曦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