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接手审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并得出与尼采相反的结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由于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提出了“苏格拉底问题”；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
我们没有充分地阐释古典哲学，这归因于我们欠缺这么做的哲学动力。几代人过后，我们如今认识到有必要对现代原则进行一次自由的重审，而这场重审必定暗含着对古典哲学的充分理解，这一认识第一次弥补了这一欠缺。
编者说明
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　译）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　译）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　译）
马基雅维里与古典文学（彭磊　译）
《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娄林　译）
论卢梭的意图（冯克利　译）
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　译）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余慧元　译）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林志猛　译）
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味（陈戎女　译）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彭磊　译）
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　译）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肖涧　译）
剖白（何子建　译）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暴力与社会秩序》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揭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大多数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的社会里，暴力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来达成的。特权使暴力不至于被强势的个人滥用，但这么做无疑又会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反之，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来限制暴力的。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开放的社会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发达、何以有25个国家由一种社会秩序转型为了另一种，提供了一个框架。

◆最具勇气的大屠杀写作经典，揭露一段尘封60年的惊人往事，颠覆主流“二战”史观念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如侦探小说般丝丝入扣的历史著作
◆乔治·斯坦纳、托尼·朱特、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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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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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者推荐】
对战争引发的人类兽性的重要论述。
——《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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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永远不会终止……仇恨就这样在人类本性中渐渐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再次爆发。《邻人》就是给我们的预警。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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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是一本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著作，是大师级历史学家的杰作。杨·格罗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对叙事的把握都炉火纯青。本书已经在波兰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但《邻人》并不仅仅是关于波兰的，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族问题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反思。没有哪个经历过或研究过20世纪的人，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托尼·朱特，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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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也在波兰开启了一轮新的自我反省。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为何会突然心甘情愿地变成“刽子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从“民族性”的历史中学到什么？让当代人为前几代人犯下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还是抱着“父债子还”的观念让子女因其父辈的罪过遭到报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我们应如何画定？对于这些问题，杨·格罗斯没有轻率地做出回答，但他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立场来思考它们。
——戴维·恩格尔，纽约大学历史系希伯来与犹太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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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宽泛的“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问题来看，还是从波兰社会对大屠杀之反应这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来看，《邻人》都无疑是这十年来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本书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炉火纯青的叙事展现出来。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仍对其中描写的事件震惊不已，同时又对作者在处理这个沉痛、艰难、复杂的主题时所展露出的智慧与技巧感到由衷敬佩。
——安东尼·波隆斯基，波兰犹太史学者、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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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邻人》是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本书已在德、意、荷、西、法等多国出版，曾入选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决选书单。
◆本书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主流史学观点，质疑“二战”期间波兰人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也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写法，本书更像是一起残忍谋杀案的调查报告，一本追究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的侦探小说，叙述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极强，层层递进，引导读者逐步接近真相。

荣获1991年美国政治学会立法研究部门理查德·F.芬诺（Richard F. Fenno）奖
在这部获奖著作中，R.道格拉斯·阿诺德提出了一种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立法者如何制定国内政策，为什么有组织的利益经常胜出，而一般公众有时会胜利。阿诺德的研究涉及美国经济、税收和能源等领域的立法决策。
这将是美国国会、乃至美国政治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小理查德·F.芬诺，著有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阿诺德写了一部佳作。继戴维·R.梅休（David R. Mayhew）的《事关选举:美国国会的政治解读》（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一书之后，它是该领域最重要的书。本书对立法政治学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扩展和丰富了我们对“选举关联”的理解。它填补了议会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空白，文笔清晰、优美、富有说服力，迅速成为所有认真研究议会和公共政策的学生的必读书目。
——加里·C.雅各布森（Gary C. Jacobson），著有Money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美国国会的行动逻辑》是已出版的关于议会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在未来将被广泛阅读和讨论。每个认真研究议会的学生都将熟悉阿诺德的论述，本书会成为关于议会的所有课程的指定书目。了不起的杰作。
——托马斯·E.曼（Thomas E. Mann），著有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cy
非同寻常的原创性著作。所有研究议会的学者都会信服阿诺德提出的关于议会决策的模型和结论。
——芭芭拉·辛克莱（Barbara Sinclair），芬诺奖委员会代表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寫於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73-1974）。在那陰霾瀰天、萬馬齊暗、一切學術活動均被窒息的年月，作者顧準與乃弟卻於通信中進行著嚴肅的學術探討。本書在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等極為廣泛的領域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啟迪良知的問題和論點。許多問題一經提出，就再也無法擺脫掉，讓我們思考，促使我們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作者冷峻的解剖刀後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滿腔熱情，而這一切記錄著他”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足跡。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本书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最新诠解，经由不同寻常的密切关注，留心苏格拉底就其反讽的含义与范围表示了什么，获得了不落俗套的结论，涉及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政治和诸神的教导，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著名转向的意涵，还有苏格拉底傲慢无礼的“答辩辞”的意旨。
作者的主旨是要表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只是一位来自遥远过去的丰富多彩而离奇古怪的人物，而是无可比拟的指导好生活——慎思的生活——的教师，他在今日就像在古代雅典一样有直接意义。基于对整篇对话、特别是对德尔斐神谕故事的理解，作者还试图表明：《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全集的钥匙，标示了其他对话中的许多毫不相干的主题和表面上看来矛盾的结论是怎么契合在一起的。

In this truly global study, major military historian Azar Gat sets out to unravel the "riddle of war"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from the early hunter-gatherers right through to the unconventional terroris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process, the book generates an astonishing wealth of
original and fascinating insights on all major aspects of humankind's remarkable journey through the ages, engaging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说起关中，人们会想到钟鸣鼎盛的周王朝，天下一统的秦帝国，还有说不尽的汉唐盛世，一时文采风流，霓裳羽衣，百国朝贺。唐以后的关中，不复昔日繁华，这一时段的发展史也鲜少被关注，"衰落"似乎成为这一"古帝王之洲"的定义性特征。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本书的主题即是阐述当关中地区自宋代以降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后，该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考察了关中士人如何建立了三对观念：朝廷的/地方的，官府的/民间的，中心的/地区性的，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近一千年来士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
本书从地方的角度讨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了士人怎样在"官方"管制下的地方形成了"非官方"的空间，以期在政府与地方的互动中寻找和谐的契合点。关中士人预想的是将地方变成一个联合事业的纽带，联系一个"温和"的政府与一批以"非官方"身份行动的士人。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并无政府与社会的分立；这两者可以化成一个有凝聚力的体系，其中"非官方"的精英士人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来管理地方社会，而以朝廷为中心的政府始终是最终的权威。
本书的一个鲜明论点就是呈现了作为"意识"(consciousness) 的地方，"意识"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与空间的结合，代表着理性与情感、知识与道德的交叉地带。在关中士人参与公共事物的诸种努力中——无论是修族谱、编纂地方志，促进关学的形成，还是努力为地方与中央政府寻找合作互惠的切合点——无不显示了眷眷乡情与理性思考的结合，以及地方历史知识的记录与道德伦理的融合。
关中的乡土社会见证了一代"关西陋儒"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努力。革命后的中国乡村已无法延续传统的士绅共同体的精英治理模式。我们只能在书中一瞥那远去的贤人的背影。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意识到某些社会力量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代价，并有意恢复"乡绅社会"/"乡贤社会"的传统。是否可能恢复这一传统，或者要怎样才能恢复，"乡贤回乡的上虞现象"是否可以普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也许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抛却形式的考虑，尝试以变体的方式实践如"关西陋儒"一般的非官方士人在地方社会的公共精神。

Argues that Nietzsche tried to create a specific literary character in his writings and discusses the paradoxes of his work.

本书考察了发达工业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科技及社会政治的转变带来的文化转型，包括：宗教信仰的转变，工作动机的转变，政治冲突议题的变化，家庭和育儿观的变化，以及对离婚、堕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运用大量 的经验证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彻底的变化，该价值观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
“英格尔哈特的新书涉猎极广，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展示和拓展。这本书将极大地推动当前正在兴起的论战。”
——哈佛大学 罗伯特•普特南
“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他的第一篇文章发现了较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龄群体的态度转变并预测随着这几代人的成长这种转变会引发一系列新政治议题的兴起，而且这种转变会带来民主的发达工业社会中政党体系的转型。 这个预测已得到事实上的确认。英格尔哈特还对民主稳定的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的总体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坦福大学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来说，这本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如此之多的领域里，以至于任何不计篇幅和细节想要列选其优点的尝试都不足以完全涵盖它所蕴含的价值......它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作者通过对浩繁可观而且独一无二的数据进行了精辟分析并揭示出文化转型的理论，也在于作者对该数据的成功演示及阐释。”
——马里兰大学 马丁•海斯勒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内容简介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但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他1744年的晦涩难解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依据的。马克•里拉在这部新的研究中提出，维柯是最惹人争议的反现代思想家之一，从而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
马克•里拉结合维柯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和法学著作来考虑，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对现代观点强烈的保留态度，并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如何恰恰从这些怀疑中产生的。而在维柯的尚未有英译本的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1720—1722）中，维柯就完全是以一位政治思想家和神学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拥护理想化的罗马的权威传统，反对现代生活中普遍腐化的怀疑主义。维柯明确把这种怀疑主义归咎于现代哲学的创建者们，特别是笛卡儿。由于被纳入他对怀疑主义的批判背景中，维柯的历史“新科学”就呈现在全新的视角中了。虽然它在形式上是现代的，但仍能在此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悲观辩护，借以反对体现着现代特征的自由与理性。
本书首次对维柯进行真正全面的评介，并在评介中，把维柯对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关注与他的历史理论结合了起来。同样，对于与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反现代传统的后续发展，他也提出了一些争论性问题。本书是纠正对维柯的“通常”解读的一剂良药，也将改变我们对维柯的研究。
评论
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本书中得以展现。
——哈里斯（H.S. Harris），约克大学
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本书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
——凯特•贝克尔（Keith Baker），斯坦福大学

18世纪的巴黎，警察为了维持秩序逮捕了大量流民，连儿童也不能幸免。于是，谣言开始泛滥，说法国国王得了麻风病，需要小孩干净的血来洗澡。于是在1750年，巴黎人在谣言的诱使下，发生了许多反政府、反警察的暴乱。在这之后，巴黎人的政治态度大变，以前巴黎人对国王的尊敬不复存在了。本书认为，1750年的谣言及暴动已彻底摧毁了法国的互信，并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奠下了基础。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ISBN：9787307052574，作者：李剑农

在这本论集中中，作者引导读者遨游于神话与政治之间。他描绘了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的学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反这本书看成一部思想传记——看出非现实的神话与非常现实的政治是如何在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身上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宗教伦理与政治与政治理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促使作者不断地思索抵抗运动，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20世纪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集涉及多个主题：古希腊以及当今社会的信仰与理性，作为科学对象的宗教；悲剧的现实性；古代人心中的不朽观；希腊诸神的生命；神学；当然，还有对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再认识和反思。

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的必读书
国民性研究、中美巨型文明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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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同社会环境中孕育出的文化心理人格，对于中美两国的未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齐名，着眼巨型文明社会之比较、超越二战后国民性研究的一大经典。
☆尼克松访问中国前阅读的三部重要参考书之一。有益于：想了解美国的中国人，以及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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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本书所研究的不单纯是中美双边政治关系，许烺光教授得益于对中美两种文明的熟悉，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远为艰巨的任务——比较和辨析两大文明，以一种平易而近于澄澈的语言，逐一说明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借助两种文化的互相批判，他同时也对它们做出了最有效的说明。
——《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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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除了简略述及两大文明悠久历史，本书始终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及与其有关的生活方式。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何以使中国人敏察于周遭的环境，又如何孕育出美国人趋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一本启发智慧的佳作，必将赢得无数为之倾倒的读者。
——明尼苏达州大学终身教授、人类学家亚当森·霍贝尔（Adamson Hobel）
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许氏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被其幕僚列为三部重要参考书之一。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和想了解美国的中国人，都应像尼克松那样读读这本书。不仅如此，那些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的人、那些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工作的人、那些在外留学、工作、经商和从事外交活动的人、那些致力于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都可从许氏的心理文化学视角获得启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尚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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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文学艺术、两性婚姻、教育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许烺光以深厚精湛的人类学功底，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的构成中寻找和确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特征。他用环环相扣的推衍和阐释，将美国人与中国人本质上的文化心理区别——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与以情境主义为中心，推演至个体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并进而探讨它们在受到内部及外在的挑战时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本书自问世之后，即在海外被奉为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尼克松总统的幕僚将其列为访华前必须阅读的三大参考书之一。

【内容简介】
“二战”后，扎根“民主”等世俗理念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然而一旦实现民族独立，新创设的国家制度与原则总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宗教领域超乎寻常的激烈反扑。
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迈克尔•沃尔泽通过分析印度—印度教激进分子、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三个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困境，试图解释20世纪上述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政治趋向。在本书中，沃尔泽发问，为什么这些扎根世俗理念的民族解放运动未能将其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他还把当代世俗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初期在世俗政治方面的成功进行比对，提出了一种支持“美国例外论”的观点，但同时也警告道：如今的美国可能已经不那么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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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迈克尔·沃尔泽天赋异禀，他用自己的雄辩、谦和与道德感将历史上三个难以忘怀的失败故事转化成了悖论与希望的故事。这本书精彩地发出了再造世俗民主的呼唤，沃尔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南希·L.罗森布卢姆，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院长
在这本颇有新意的书中，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见解：由于民族解放运动醉心于世俗的抱负，忽视了传统的宗教和民族立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解放斗争胜利数十年之后，这些强大的力量杀了回来，与解放运动纠缠。沃尔泽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伊恩·夏皮罗，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麦克米兰中心主任
为什么世俗的解放运动会招致带宗教性质的反扑，这一成问题的潮流是不是无法避免？通过分析阿尔及利亚、印度、以色列，迈克尔·沃尔泽深刻而扼要地回答了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玛莎·C.努斯鲍姆，美国著名哲学家
迈克尔·沃尔泽是政治哲学中的巨匠，《解放的悖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入木三分、胆大心细、切中时弊、思想坚定、文笔明快。
——保罗·伯曼，《恐怖与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逃亡》作者
民族主义始终是现代政治中一股最强劲的意识形态力量。《解放的悖论》表明：解放运动怎样走到了自身的对立面……当我们的政治充斥着无聊和轻浮时，迈克尔·沃尔泽提醒我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史蒂文·B.史密斯，耶鲁大学政府学与哲学教授
直指民族主义的核心，就解放运动所塑造的三个社会中最迫切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解放的悖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堪称一本最出色的作品。
——泽夫·施特恩赫尔，以色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本书）足以证明沃尔泽“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的卓越地位。
——理查德·沃林，《东风》作者，美国政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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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荣休教授迈克尔·沃尔泽在社会伦理、分配正义、政治革命等领域声名卓著。
◆本书追溯了将阿尔及利亚、印度和以色列民族解放运动激发出的世俗和民主希望引入歧途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并犀利地指出解放的蓝图已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作者以晓畅易懂的文字厘清了相关事件的历史渊源，在宗教冲突和恐怖武装不断发生的今天，本书也极具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本书收录于三辉图书策划的“倾向与可能”书系，该书系汇集迈克尔·沃尔泽、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约翰·邓恩、查尔斯·泰勒等当今世界的一流头脑，他们试图用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知识，为今天的困难提供部分开放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最终的结果，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视角和线索，每一个都充满深刻的洞见和面对真相的勇气。三辉将这些洞见和勇气集合在这里，奉献给所有愿意为当下和未来努力的汉语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