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增訂版》新加的內容作為“新增章”置於原來的第一章之前，是考慮到新增加的內容聚焦於最近兩、三年來全球矚目的中國大問題之上。它是針對本書第一版發行以後，中國內地和海外讀者提出的主要疑問所作的綜合回答，我的回答集中在兩個大要點上。第一，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如何修正更新中國模式？修正更新的起步最好從哪裏開始？在現有的中國大政治環境下，其法統依據 (legitimacy) 是什麼？為什麼這樣的起步不但是合乎中共法統的，而且是合理的和具有動力學持續效應的？第二個要點是，中國最高層領導班子2012 年11 月換屆以來，他們推出的全球注目的兩大舉措——深化改革的《六十條決定》和反腐敗的強力進展，[1] 為清理中國模式在過去許多年裏有意無意促成或惡化了的社會管治方式中灰黑色的機制，提供了怎樣的寶貴機緣？我們有可能借助上述的兩大舉措，實實在在地推進中國國內的社會正義嗎？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初期诞生于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中共党报。该书分为检扣与处分、阻挠与破坏出版发行、监视与盯梢、调查与迫害读者、投稿者、查禁与检扣书刊等五部分，编辑了1938-1947年期间国民党当局压迫、摧残《新华日报》有关文电。该书是研究国民党当局企图控制新华日报的档案材料。

The Rebel is an essay on artistic, historical, and metaphysical rebellion, in which he lays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volt.
Camus sees revolt as a peaceful,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requires leadership but not violence. He criticizes Hegel's work, accusing it of glorifying power and the state over social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he accuses Marx of co-opting Hegelian philosophy to allow "any means to an end". Camus prefers Mediterranean humanism, a philosophy grounded in nature and moderation, to the violence and historicism he sees as part and parcel to what he calls the "Absolutist" philosophies. The attacks on Hegel, Marxism and nihilism in The Rebel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Camus' peers.
The book was described as intellectual treason by leftist critics, and a review by Francis Jeanson in Les Temps Modernes accused Camus of being a traitor to the left. After Camus attempted to defend himself in a letter to the publication, Jean-Paul Sartre, the editor of Les Temps Modernes at the time, published an open letter in response that tallied 19 pages. The letter included personal attacks, and marked the end of the two philosophers' friendship.

Since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 fifteen years ago, this hugely influential book has been at the centre of much debate. The arguments and controversies it has been aroused are, furthermore, far from abat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bloc,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link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a left-wing project whose essentialist underpinnings have increasingly come under fire have, if anything, made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the book proposes. Moreover the political project of 'radical and plural democracy' that it advocates provides a much-needed antidote to the attempts to formulate a Third Way 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classical opposition between Left and Right.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s of hegemony and grasping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ggl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democratic theory.

《我的回顧與反思》是錢理群在北京大學最後一門課的講稿。在北京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前夕，決定以自己為研究對象，講述個人生命歷程，同時總結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的變遷。
錢理群在1999年被票選為北大最受歡迎的教師，在北大的講課曾經風靡一時，各系甚至各校的學生都會慕名前來。他的學生、現任北大副教授的孔慶東，曾如此描述錢教授的上課情形：「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回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
如此影響了一整代北大學子的激情，如今濃縮在這本自我生命與整個歷史交錯的書中。對他來說，「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也是對自我的發現」。換句話說，藉由這本書，我們不但可以瞭解一代學者的生命歷程，更可以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
被人稱作「好為人師」的錢理群，更愛與年輕人在一起，即使被嘲笑有「青年崇拜」也不以為意。他自認欠了年輕人的債，認為自己這一代沒能把國家社會搞好，結果讓孩子來承擔，極為不公平。這樣的欠債感、罪惡感，構成了他教學與寫作的驅動力，也讓他決定在北大退休之後，仍要回到當年下鄉的貴州從事中學教職。
錢理群的出身與經歷都可以視為中國的一個縮影：他的父親是對台灣農業貢獻良多的錢天鶴，他的一位哥哥與姊姊則是共產黨員。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這使他對國共兩黨時都帶著很深的感情，無法絕對站在任何一邊。對此，他所能作的，就是寫出歷史的複雜性。
本書以一種「精神自傳」的展現方式，細細回顧數十年來的治學生涯和人生故事，其清醒與深刻的自省鑄練出文字中飽含的情感，是認識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重要著作。本書內容曾在去年以《我的精神自傳》（廣西師範）的上篇出版，並獲得大陸《中華圖書報》「年度十佳圖書」，不過內容經過刪減，繁體版則呈現完整上課內容。

◆阿甘本关于方法的回溯式反思
◆“神圣人”系列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的转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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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对方法进行反思，对阿甘本来说意味着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警惕：它是一种执着的思想形式，它的途径是暴露、检视和阐明那依然晦暗、没有形成主题、甚至没有被说出的东西。因此，保持考古学意义上的警惕，也就是回归、甚至发明一种与一个“由相似和交感、类比和对应的密网支撑起来的世界”相协调的方法。阿甘本在这部简短却密实的著作中提及大量的作家和主题，这是为创造一门超越符号学或者说解释学而进行的探索的范例。
本书是阿甘本对三个有关方法的特殊问题的评论：范式的概念、签名的理论，以及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这些概念是阿甘本以跨历史的方式、从跨学科的视角仔细建构起来的。在文本中，阿甘本始终在致敬米歇尔·福柯，他重新思考并有效地利用福柯的方法，来重新表述他剔出的这些概念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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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万物的签名》是最高智识水准的结晶。
——康纳·奥迪尔《哲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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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的感觉、叙述和思考都特别迷人。
——《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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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本书属于“左翼前沿思想译丛”，该译丛收录了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等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2、阿甘本是当今世界的顶级学者之一，其著述跨越政治哲学、法理学、神学、本体论、艺术、语言、美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他的博学广识以及他对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获得了包括拉克劳、奈格里、齐泽克等许多同代思想家的由衷敬佩。
3、阿甘本在这部简短却密实的著作中谈论包括马塞尔·莫斯、恩佐·梅兰德里、马克·布洛赫、乔治·杜梅齐尔等在内的大量作家和主题，本书代表了阿甘本思想轨迹的转折——与福柯相反，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

阿兰•巴丢将西方思想史上几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称作“反哲学家”，他们是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恺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拉康，由此构成了巴丢的反哲学家系列。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的姊妹篇，是对圣保罗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巴丢从哲学而非宗教的角度，严格立足于保罗的文本，深入探析了保罗对于达成人类间的普遍关联的重要思想贡献；从对保罗生平与学说的独特阐释中，为我们挖掘了一个作为诗人思想家、斗士和反哲学家的圣保罗的新形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基督教研究来看，本书都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的开创性哲学著作。
本书最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起阅读，因为它们同属于阿兰•巴丢“反哲学家”这一理念的开拓性成果，很多概念可以相互参照。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本书写得更富激情和现实意义。巴丢丝毫不掩饰对圣保罗的赞誉与崇敬，并用文本的力量向我们佐证了这份崇仰的坚实基础。经过巴丢的解读，保罗书信的多层意义得以彰显。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加深甚或改变对圣保罗、《圣经》文本、哲学乃至信仰的认识。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Žižek shows why Lenin’s thought is still important today
Lenin’s originality and importance as a revolutionary leader is most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seizure of power in 1917. But, Žižek argues in this new study and collection of original texts, Lenin’s true greatness can be better grasped in the very last couple of years of his political life. Russia had survived foreign invasion, embargo and a terrifying civil war, as well as internal revolts such as at Kronstadt in 1921. But the new state was exhausted, isolated and disorientated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that seemed to be receding. New paths had to be sought, almost from scratch, for the Soviet state to survive and imagine some alternative route to the future. With his characteristic brio and provocative insight, Žižek suggests that Lenin’s courage as a thinker can be found in his willingness to face this reality of retreat lucidly and frontally.

——“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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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名教授尚小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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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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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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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辛，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予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

生前，陶希圣背负着汉奸和战犯的骂名。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是学者和政客。作为学者，陶希圣对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过研究，且曾经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讨论，本位文化的讨论，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社会学等方面，颇具建树；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属于汪精卫派，1942年以后转向蒋介石，成为蒋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张民主反对专权，四十年代后，他却认同专权，并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蒋介石政权。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卷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的研究目的，乃在於從中國政治思想的内在結構與其在中國政治史裹演變之角度，分析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理論、正當化以及正當性。在此目的之下，將要具體分析中國易姓革命的典範及模式、中國易姓革命正當化的思想來源(天命論、五德終始說、符命說及讖緯說)、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正當化措施以及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各易姓革命的正當(統)性之評估(正統論)，來企圖重構中國易姓革命的理論及其之正當化理論。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供高等院校的教師、學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有關學者、讀者參考使用。

历来对卢梭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认为，卢梭思想中有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恩斯特·卡西勒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卢梭以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既非霍布斯的“利维坦”，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并由此阐述了卢梭思想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燥热的空气，爱恨分明的人们，秘密、爱情、伤痛、死亡，自由和革命！
在这条革命之路上，加夫列尔从青涩的少年成长为拿起武器战斗的男人。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1976年11月到1979年7月的尼加拉瓜，这个时期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时期。
身为当权者之子的小神父加夫列尔， 来到雨林边的一个小村子开始了大型教堂壁画的创作。以过客的身份进入这村子，使他有机会直面底层人民的生活，亲身经历革命的火焰，遇见一段伤痛的感情。随着革命之火烧到了村子，面对环境的剧烈变化，不论国家的命运如何，革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加夫列尔都不得不做出命运的选择，从少年蜕变成男人。
对我而言，革命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没有找到屈服于现状的解决方式的一种表达，是对自由的肯定。
——本书作者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革命之路》里是充满暴力的世界。被压抑的、非道德的、摧毁着肉体和灵魂的暴力，革命却不大可能通向自由的、理想化的暴力，人破茧而出摆脱儿时状态的暴力，情感、欲望、激情澎湃交织的暴力。
但终究，这一切皆非暴力，一切皆为人性。
——法文版编辑克劳德·根德罗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中国哪一天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我想应当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是11亿人共享的现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在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的现代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本书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1993) 一等奖(199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1999年）。

本书是马歇尔使华期间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书，按照报告书的时间先后排序。马歇尔的报告，对使华期间的工作作了完整的叙述，对每一次会谈、会谈者的对话、国共双方的建议和反建议、每一事件的经过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虽然只是对事件的演变和进程作了“客观”的叙述，但不少地方仍能流露出当时美国的真实意图，对研究内战时期的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对士之转型的梳理，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宋史学界关注“士人”的学术创变，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探索了深入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新方法与新道路， 它不依循理学的惯常叙述思路，而是从唐宋思想史的内部出发，揭示其起伏转折的轨迹。唐宋思想许多为人忽视的重要内涵，得到丰满的呈现，而理学的兴起这一前人论之甚多的问题，也因从唐宋士人转型和思想转型的大背景来观察，有了别开生面的阐发。书中对思想史的研究，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观察 ，其中从“文”的视角切入思想史，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观察 ，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有所见。

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主义与王权主义做了政治形态性区别，并对皇权主义在后战国时代的发生过程进行了分析，方法上采用历史、制度、实践三者相结合的技术方法，观点上提出并论证了“天高皇帝远”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