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丧葬仪礼、墓地设施和葬穴遗迹为框架，集中考述突厥丧葬风俗的基本内容。在这里，笔者广搜正史要籍、方志杂纂、笔记野史以及国内外的考古资料，将极其零星的有关内容从中钩沉出来，尽量反映突厥丧葬风俗的全貌。第二部分则对突厥丧葬风俗所蕴内涵进行层层探讨和分析。为此笔者借用了民俗、宗教等其它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手段，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宗教特征（萨满教）、死亡意识几个角度去透视突厥丧葬风俗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仍然回归到历史研究方法，从时间的角度理顺突厥丧葬风俗的发展线索，上溯其源头，下辨其演化，由此剖析突厥丧葬习俗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中所曾吸纳的中西方文明元素。第四部分，从突厥所曾影响的民族和流散的地域入手，深究突厥丧葬风俗辗转传播和渗透的主要环节，梳理突厥文化在中国乃至欧亚文明发展长河中久被忽略的遗脉和流痕。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革命节日》是奥祖夫的代表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片广大而肥沃的园地。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此书主要收录作者自1956年到2003年的代表性论文18篇。最后一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东风与西风(修订版)》系葛小佳、罗志田两位作者合写的读书评论。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故名为“东风与西风”，无论是对“西风”的评介，还是对“东风”的讨论，都有独到见地。作者大体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去解读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研究）的书籍；同时也通过论世知书的取径，评议一些国人的学术著作，进而窥测今日的文化动向。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以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西方是什么？”开启全书，为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文化碰撞的价值和重要性。探讨了由发生于西方世界内外部的一系列不同信仰、观念、技术及人群之间的“碰撞”所导致的西方世界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定义”和“身份”。作者通过详述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西方的这些碰撞和变化。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具体有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五个方面.

《中世纪的衰落》研究14世纪和15世纪以北欧的法国和与荷兰文化为重点的欧洲文化史，阐述了欧洲基督教文化在古典文化、人文主义中的变化，展示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宗教生活、爱情与色情、死亡的恐惧、文学与艺术等方面。
《中世纪的衰落》的结论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并非黑白分明的两个时期，文艺复兴在中世纪中萌芽，中世纪孕育了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北欧的文艺复兴有别于南欧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衰落》为引进公版书。作者赫伊津哈（1872-1945）为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原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译为《中世纪的衰落》）是赫伊津哈的代表作，其影响经久不衰，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实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应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做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

《中国古兵器集成(套装共2册)》含《中国古兵器集成（上）》《中国古兵器集成（下）》，共两册。《中国古兵器集成(套装共2册)》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兵器的大型工具书，以十四编、近150万字的篇幅体量，将几千年来中国古兵器的基本概念、实体名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完整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装备体系的发展全过程。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古兵器实物和有关古兵器的壁画、雕刻等一手资料，梳理了繁多的兵器制作、功用和图像等历史文献资料，汲取了诸多专家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更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细致考证。作者擅长归纳总结，在前人大量微观研究、静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古兵器的宏观研究和动态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本书将文化研究、语义学、符号学、复杂理论和进化论、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哲学融为一炉，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文化造就群体，群体创造知识。该书观点新颖，论证充实，曾引发热烈讨论，相信中文版的面世会带来更多新观点的碰撞。文化造就群体，群体创造知识。
《文化科学：故事、社群、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是由何道宽翻译自约翰·哈特利、贾森·波茨著的Cultural Science-A Natural History of Stories, Demes,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本书批判继承进化论和文化研究，试图嫁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以实现新的综合。该书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两阶段模式：文化造就群体，群体创造知识，知识在冲突的群体边界上强劲增长。它把文化研究、语义学、符号学、复杂理论和进化论、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哲学融为一炉，令人耳目一新。在这本雄心勃勃、说服力强的书里，哈特利和波茨向我们展示了行为科学和文化研究统一的愿景，粉碎了传统学科的疆界。“文化科学”是“新文化经济学”和“新文化研究”的全新路径，有诸多特殊的命题。“文化科学”实际上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调和，是文化的“现代综合”。

本书对1876年至1937年间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介绍，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本书是美国女作家依迪丝•汉密尔顿关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独特解读。
神话是早期的科学，也是早期的文学。作者通过相关文学作品全面系统地对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北欧神话做了细致分析。本书娓娓道来，一个个神话人物栩栩如生，是我们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也是了解神话知识的必然读物。
编辑推荐
我们在奥林匹斯山与希腊诸神相遇，在瓦尔哈拉殿堂与北欧诸神相逢；
我们演绎特洛伊战争和俄底修斯历险的戏剧；
我们听伊阿宋与金羊毛、丘比特与普叙刻、弥达斯国王的故事；
我们发现星座名字的起源……
《神话》是汉密尔顿的伟大杰作，所有关于神话的书都以它为标尺。
名人推荐
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出身学问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古典教育。成年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55岁退休后开始写作。1930年出版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让她蜚声读书界。此后陆续出版了《罗马精神》（The Roman Way，1932），《以色列的先知》（The Prophets of Israel，1936），《真理的见证：基督及其诠释者》（Witness to the Truth：Christ and His Interpreters，1949），《神话》（Mythology，1942），《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The Great Age of Greek Literature，1943），《上帝的代言人》（Spokesmen for God，1949）等。每一部都基于深厚的研究，写作则面对普通读书人，行文流畅易读，让人读后受益甚丰。她还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和柏拉图的对话，也成为希腊经典英译的名篇。汉密尔顿出版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希腊的回声》(The Echo of Greece)时，已90高龄，文字仍青春蓬勃。
西方文明主要由希腊、罗马、希伯莱、基督教汇流发展而来。希腊、罗马代表此岸理性，希伯莱、基督教代表信仰。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精神领域，希腊人创造了无尽的奇观。在政治组织的艺术方面，在世俗生活的文明方面，罗马则为后世提供了辉煌的典范。汉密尔顿说到希腊、罗马，如数家珍。对希伯莱、基督教传统，汉密尔顿也有深入研究。在《上帝的代言人》序言中，她提到自己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信仰者的身份来写作的。我觉得这也是个优点。宗教首先要求信仰，不过，我们不能什么都信仰，我们早已生活在多种精神传统的融会之中；心怀景慕，从多种精神传统中汲取心的光华与智的能量，是现代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当行之道。更多了解，更多赏慕，不宥于粗陋框架中的中西之争，岂不善哉！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在旧书摊上买到汉密尔顿的几部书，都是一口气读完，尤喜爱《希腊精神》，读了不止一遍。后来，年轻友人葛海滨有意读一点儿希腊，我就推荐他读这本书作为入门，他读得高兴，就断断续续把它翻译出来，作为翻译练习，有些难译的句子，我也曾与他切磋。现在，华夏出版社又行一桩功德，推出这套“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丛书，包括译文经过修订的《希腊精神》。这些书，博学、明达、丰满、优雅，我相信，必有益于滋养我们的心智，必为读书人所喜。（陈嘉映）
媒体推荐
伊迪丝•汉密尔顿——“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导师和学者之一。”
——《华尔街日报》
《神话》“既可供查阅，又提供阅读的兴奋和愉悦。”
——《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世界知名的经典，令无数读者着迷而欣喜的作品，包含着超越时间的神与英雄们的故事。
伊迪丝•汉密尔顿的《神话》是空前的成功，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的希腊、罗马以及北欧神话——那些从古至今激发着人类创造力的神和英雄们的故事——在书中变得栩栩如生。我们于奥林波斯山与希腊诸神遭遇，于瓦尔哈拉殿堂与北欧诸神相逢。我们追随演绎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漫游的戏剧。我们听伊阿宋与金羊毛、丘比特与赛姬、大力王迈达斯的故事。我们发现星辰名字的起源。我们又发现数不清的艺术、文学和文化探究作品争相引证的要点——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到瓦格纳的“指环四联剧”，再到奥尼尔的《伊莱克特拉戴孝》。《神话》的权威性和晓畅受到全世界好评，是汉密尔顿的伟大杰作——所有关于神话的书都以它为标尺。
“伊迪丝•汉密尔顿重述希腊、罗马以及北欧神话，具有可靠的品味和学术性，让这些有关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故事依然经久不衰却又耳目一新。”
——《纽约客》
“现时代还没有一个人像伊迪丝•汉密尔顿那样，如此生动地展现了‘希腊的荣耀与罗马的壮阔’。她从枝繁叶茂的古典文学丛中，筛选出灿烂的精华，向我们证实，两千多年以前的幽默与智慧依然适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纽约时报》

本书系浙江省文化工程项目成果，将纳入“名门望族”系列丛书。本书对吴兴沈氏赵氏（唐后）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地域文化意义。

本书共分三篇，分别为上篇「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政治制序与经典诠释」及下篇「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制序」。上篇主要论述先秦至《大唐开元礼》中，各时代「礼」观念的转变及其意涵，中篇主要论述中国中古时期至隋朝间，各时代对「国家」、「君臣关系」、「罪」、「政治」、「文化」等观念的形成及其所构成的经典诠释，下篇则着重於中国、日本等，关於「东亚」世界的再省思。

在《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中，读者将会读到瑞士著名观念史家斯塔罗宾斯基对弗拉戈纳尔、戈雅、路易•大卫等著名画家及其画作的精彩阐释与分析，配以130多幅插图，对于我们理解18世纪欧洲的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斯塔罗宾斯基亦有精到的分析，因此《自由的创造与理想的象征》不仅是一部欧洲艺术史，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思想史。
本书由斯塔罗宾斯基的两部著作《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组成。作者致力于在艺术与欧洲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潮之间建立关联，试图分析和展现18世纪以及大革命风暴中成形的美学与思想体验之独特性。
在《自由的创造》中，作者力图说明拒绝神学所提倡的原罪意识、重建对人性的信任的启蒙思想是如何首先关注感性生活与情感世界，同时引入启蒙的光芒以作为奥援的。法语标题中的“创造”（invention）来自该词的两个主要语义——找回与创造——从而指代启蒙思想的双重意旨：一方面，重建原初的自由，这种自由已经被现代国家的民众主体所遗忘或丢失；另一方面，为一个重生的时代奠基，这个时代将会是公民幸福的保证。
《理性的象征》在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背景下，审视法国大革命文化的几个典型画面，研究这些画面得以被理解和传播的形式。革命宗旨往往被表现为一束曙光，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这种试图驱除阴影的艺术，仅仅是在这样的一些艺术家那里才能达到它的巅峰：这些艺术家在内心和身外，为阴影复来的威胁而感到担忧。

在明末奉天主教的士大夫当中，以被称作“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最出名，相关的研究也因此较多，故本书乃选择17世纪另一些奉教士人(成启元、瞿汝夔、许乐善、张赓、王徵、魏学濂、孙元化、韩霖、严谟、夏大常、鲍英齐等)和皇亲内臣(如永历朝中之两宫太后、皇后、皇子慈炫、太监庞天寿等)做为主轴，尝试探索这一代天主教徒奉教的因缘、心态与历程，并析究他们如何运用其人际网络以扩张西学和西教的影响力，及其在面对天、儒矛盾时如何自处。此外，亦旁涉明清之际一般士大夫与教会中人的交往情形，希望能对西学、西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层面亦有所掌握。
本书资料翔实，且迭有新史料被发现，从而使书中对有关入和事的考证相当精实，在此基础上所发议论也新见迭出，十分精彩，是一部在观点、材料与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的学术力作。

《六合丛书读书纪闻》是读书札记，考证“人文主义”一词的来源，阐释文艺复兴人文学者瓦拉对“君士坦丁赠礼”的辨伪，介绍英国文豪佩皮斯其人其事，以及谈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的阅读体会。还有几篇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文字清新流畅，娓娓道来，说理透彻，材料丰富，体现了一个优秀人文学者的渊博知识、研究水平和卓越的叙事功力。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作者考索晚清知识精英如何措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男尊女卑”导致的女性各项权利的缺失，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 实为“男女平等”的正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巳经具备“常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中国新女国民”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