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按照年代顺序梳理日本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成果，在对资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及特点，对日本《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本书的研究是以往国内《史记》研究者尚未涉足的领域。通过关注和全面了解《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我们可以理清日本《史记》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比较中日《史记》研究的异同，并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书分三篇，第一篇是“宋史艺文志考证”，包括考证例言、目录、称引书名简称表、正文四部分；第二篇是“宋史艺文志误例”，包括误例说明、目录、正文三部分；第三篇是“宋史艺文志研究札记”，包括研究札记目录和正文两部分。

1500年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诞生，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
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历史场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本书主要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了唐代的土地（包括官田与私田两类）制度。根据唐代历史特点，本书分前后两期，探讨了唐代公廨田、职分田、屯田和均田制的特点和性质，论述了租佃制和国家管理私有土地的方式、程序等。本书还附有对吐鲁番出土佃人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给田文书的录文和校注。

中国西方古典学知名学者王焕生、张强、黄洋、晏绍祥
专业导读 鼎力推荐
西方古典学、古代史、古典文学专业必读
跨越百年、数次再版、印行至今的经典
最权威系统的西方古典学术通史 中译本首次出版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第一卷上册自西元前600年之雅典时代诞生期，至西元约530年罗马时代之末，主要
讲述希腊拉丁学术的发生以及演变，涉及荷马的史诗研究、戏剧及其他诗歌作品的研究、演说术与修辞学、语法学与词源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帕伽摩学派、帝国初世纪的文学批评以及古典晚期的希腊、拉丁学术等诸多方面，视野宏远，涵括诸端。
本书第一卷下册讲述希腊拉丁学术在拜占庭时期和西方中古时期（西元约530—西元1350年）的流布与嬗变。在这八个世纪里作者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堡，对于古代到中世纪之间文献的传承、抄录和校勘进行细致整理和深度阐述，对拜占庭学术、9世纪的经典著作（希腊文苑英华集、苏伊达斯辞典等）、早期经院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中古时期的文献考据等情况细细爬梳，使得枝蔓繁多的中古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专家推荐
《西方古典学术史》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且往往以此书为依据，充分肯定其价值。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王焕生
本书是一部系统叙述自古典雅典直至19世纪末西方古典学术传统的巨著，细录人事浩如烟海，于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及古典文化传承，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洋
桑兹鸿篇巨制的出版已逾百年，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中文版的发行无疑会推动古典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期待着《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的问世。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教授 张强
本书是英国知名古典学者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它对拜占庭和中世纪有关情况的介绍，足以填补中国学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对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古典学的进展，作者按国别、分阶段叙述，内容之全面，叙事之系统，至今似乎仍无人能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晏绍祥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十四篇论文，所研究的文献种类有敦煌遗书、日本古写经以及一些珍稀刻本。每篇论文均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涉及内容包括考订文献作者、追溯版本源流、分析文本系统、评述文献价值等方面。本书是作者研究佛教文献的尝试之作。

《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陈振孙将对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历20年撰成私家藏书目录此书56卷。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编 例
一、本书尽可能完整地著录20世纪辽金史领域的所有中外文论著，时间下限迄于2000年底，但其上限并不限于1900年，20世纪以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亦一并收入。共计著录辽金史论著9216条，其中辽史部分4721条，金史部分4495条。
二、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辽史，下编为金史。其分类之详略，主要取决于条目数量的多少。
三、本书著录的辽金史论著，计有汉、日、俄、朝、蒙（包括国内出版物使用的蒙文和国外通行的新蒙文）、英、法、德等八种文本，考虑到排版的困难，外文论著目录均译为中文。
四、若有重复发表的情况，其所有出处均予以登录；但发表之后再收入各种文集者不在此例，只著录其原始出处。
五、为方便读者查阅，凡兼及辽金两朝的研究论著，原则上分别收入上编和下编的相关门类；但考古文物资料及学术动态之类的文章，则酌情收入上编或下编，不再重出。
六、著录项目包括序号、篇名、作者、出处四栏。每条目录均按顺序分别编号，上。下编自为起迄，上编序号前加A，下编序号前加B，以资区别。
七、本书著录篇目，尽可能核对原书原刊。如篇名、作者等项内容，原书刊目录与正文不符时，一般以正文为准。
八、凡作者为两人者全录，三人以上者只录第一人，作“XXX等”。
九、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惯例，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时多署单位名称，而在文末注明执笔者。为了反映实际情况，本书一般署执笔者姓名。在执笔者不详的情况下，署名仍旧。
十、中文论著部分所收录的译文，作者姓名之前均标明其国籍；外文论著部分因按语种编排，一般不再标注作者国籍。
十一、外文论著部分，西方学者凡有中文姓名者，尽量取其中文姓名；但中文论著部分的翻译作品，其作者之译名则据原书刊照录。
十二、日文论著部分，书刊名称等或有涉及“满洲”者，系指由日本关东军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本书均一仍其旧。
十三、出处一项中，如有同名书刊，则于书刊名称之后标注出版地。如：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甘肃）；东方学报（东京）、东方学报（京都）。
十四、书后附录《作者索引》，系接作者姓氏笔画排列，在每位作者姓名之后列出其所有论著的序号，以便检索。
十五、作者用笔名、别号、简称者，以及外国作者译名不统一者，本书均按发表时所署姓名照录，而在《作者索引》中互相参见。如：贾敬颜（参见伯颜）、伯颜（即贾敬颜）；邓广铭（参见邝又铭、宗牧）、邝又铭（即邓广铭）、宗牧（即邓广铭）；傅海波（参见福赫伯）、福赫伯（即傅海波）。

作者以扎实的功底，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解了怎样修复古籍、装裱字画。兼具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此次中华书局版为升级版，除了改为布面精装、烫金及版式调整之外，还校正了前一版中的错讹，最重要的是全部改为铜版纸彩印，使得修复步骤及细节更加清晰明确。
本书除了古籍修复的基础知识外，还介绍了古籍修复用纸、装帧形式、修复分解动作及敦煌遗书修复和字画装裱修复的常识以及技术分解动作，最后有拓片和书套（盒、囊匣）的制作。附录资料三种。作为全书最重要部分的《古籍修复技术分解动作》，用124个页面来逐一介绍了古籍修复的各个环节，清晰明确。仍保留李致忠序。

疑经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滥觞于孟子，在汉代经学中有突出表现，在明清两代也一度十分活跃，尤其在宋代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宋代学术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独立课题。本书从经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宋代疑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又以包括欧阳修、王安石、二程、朱熹、王柏等在内的一大批两宋学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各自的疑经表现，整理出宋儒疑经的主要成就，进而论述了宋儒疑经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宋代疑经与经学、文献学的关系，最后对宋代疑经的影响作了说明和客观评价。本书是一项有关宋代疑经的全面、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性成果，写作严谨，持论有力，必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良好的推进作用。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已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性的著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原、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等，是为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而成长起来的中青年音乐学者，抓住时代所提供的难得机遇，投入民族音乐集成的浩大工程之中，深入民间，深入生活，在以上这些前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贡献。
本丛书睥诸位作者及其成果，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音乐传统的雨露，吸吮着前辈、同仁的学术养分，试图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梳理、整合。这既是为有志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也起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术建设添砖加瓦的作用。

音乐文献学是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本书结合作者的学术经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具体讨论了传统学术的精髓，也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者胜任文史考据工作的途径。分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学会阅读、利用工具书搜集专题资料等七讲，有近四十幅插图和四个附录。附录部分重点解读了汉文音乐文献在中国古代丛书、类书及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分布。本书文字清新、生动，部分内容采用指导练习的方式，对读者从零基础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音乐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

金元時期的日記體著作不多，傳世更少，宜稱今人觀照和研究金元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珍稀資源。本叢編為金、元時人日記著作的結集，共收金人日記2種、元人日記7種（其中1種僅有序文見存）合計9種。各種日記以譔者的生卒年月為序編排。生卒年不詳者，即以其主動活動年月為據編排。同一譔者的多種日記，即以其譔寫年月為序編排。本叢編所收各篇日記，皆於正文前簡述其譔者生平、日記撰成年月及其內容、傳世版本等情況。各篇日記末，酌收有關序跋、題記等，以助閱讀和利用。
顧宏義、李文整理的《金元日記叢編》收錄金人日記2種、元人日記（包括存、殘、輯佚）7種，共計9種。雖題名「日記」卻屬筆記之類著作如姚燧《西林日記》，屬於編年體雜史之類著述如劉敏中《平宋錄》等，不予收錄。兩宋時期日記發展甚盛，其體裁範式、內容風格等對金、元人影響甚鉅。但因金、元時期的政治、文化大背景迥異於兩宋時期，故由此見之記載的金、元人之日記，其數量較前代驟減，且種類也頗為單一。除王惲《中堂事記》一種屬參政類、郭畀《雲山日記》一種所記乃日常生活外，其餘皆屬出使行遊類日記。即使是《中堂事記》、《雲山日記》，其中相當內容乃是記錄其行歷遊旅之事：此外，今見元人日記未有譔於元代後期者，如《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堂事記》、《西使記》3種譔於蒙古時期，《金華洞天行紀》、《安南行記》、《使交錄》3種譔於元世祖至元年間，就是譔寫時間最晚的《雲山日記》也不遲於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此一現象的產生，大概同樣基於上述之政治、文化原因。

序
除夕，深夜，不眠的我，仍然在为本书写序。拉开窗帘的一角，廓落的街道是那么的恬静，对面几幢屋宇的主人早已进入梦乡，天上射下的蟾光配着路旁黄炽的光线，没有行人，偶尔才有一辆小车亮着车灯疾驶而过，更深夜静，正是我写作思考的最佳时间。看着前几天大雪后还未融去的雪堆，我想到了祖国大陆南方的景色，同样是冬天，但广州与波士顿的气候却是南枝北枝，迥然不同。
人的际遇永远充满了变数，不仅是年轻人，人老了，更会胡思乱想，新念也不时涌出。我原想自「哈佛燕京」退休后，隐于山林，静下心来把自己尚未完成的几本小书写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兄赐我机会，为我创造条件，邀去中大图书馆和一群年轻人相处，使我得入身心舒畅、优哉游哉的境地。所以我在中大时，很想将自己工作中的点滴经验写出来，也就是我写我知，我写我得，当然也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收在本书里的小文，都是这几年在广州和波士顿写的，内容大多涉及人物、书话、古籍版本鉴定以及近年来媒体对我的访谈，有的曾经发表在《南方都市报》、《藏书》、《藏书报》、《藏书家》、《国学茶座》上，有的则见于我的《书丛老蠹鱼》博客上〔新浪网〕。
五十多年前，津在上海图书馆从顾师廷龙先生习版本目录之学，又得潘师景郑、瞿师凤起两先生教诲，其时善本组内文彦过从，其乐无极，追念前游，宛如梦境。工作之余，我也很喜欢读些书话一类的小文，尤其对唐弢的《晦庵书话》及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特感兴趣，不仅因为他们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而且文字活泼，信息量大，知识面广，让我受益无穷。
大约是六年前，我也开始学写此类书话体，但我以为若以经眼的古籍善本为基础来写书话，极易写成正襟危坐、凛若冰霜的文字，我没有本事将难得之本写得绘声绘色，令人神往，但尽可能去写情真词切，如见如闻的性情之作。书中《明代的书法范本---《镌古今名笔便学临池真迹》、《有「民国第一善本」之誉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说女子抄书》、《说线装书的书口》、《书也可为寿礼》等都是过去出版的《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之余篇。
书中所写徐森玉、蒋复璁、昌彼得、饶宗颐、钱存训诸先生，都是我所景仰的学界重要人物，数十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充满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们的贡献及著作，也是传之名山，有目共睹的。林章松、韦力、田涛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是民间收藏家中的翘楚，我写他们，是以为他们为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保存及整理、研究、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精英分子。
我在「哈佛燕京」时，除了管理善本书库、回答读者咨询外，也写了三百多万字的善本书志，在经眼了众多「燕京」馆藏的善本外，还积累了不少过去一些文献学者未曾注意及发现的重要资料，这也是我写作书话及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材料。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就以版本鉴定来说，这是一门学问，难的就是必须有大量的实践方能掌握，正因为此，我写过一些有关书估作伪及版本鉴定的小文，集子中的《〈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宋本吗》、《元刻本的字体赵体乎》、《从〈读诗疏笺钞〉鉴定而想到的》、《说藏书印及鉴定》皆是。
2013年岁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荣获中国政府出版奖，获此殊荣，实属不易，十年前，我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曾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的提名，那时我不敢有其他任何奢想。我和我的同事共同完成的这部《书志》，是「哈佛燕京」的荣耀，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骄傲，书中的几篇文章都涉及《书志》的编写过程，或许能为以后编写书志者参考，所以我也收入此集。
有道是「拥百城之图籍，作平地之神仙」。津曾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三馆任职，三馆皆是重要之馆。我游览过国内的一些名山大川，夏秋之时，所见山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何异蓬壶阆苑？然游弋于各馆之善本书库，那版刻之美善、珍籍之繁富，尽入目中，较之各地名胜古迹，别有另番意境。本书名为《书海扬舲录》，盖因「书海」者，书之海洋也，也喻海之深也。「扬舲」者，舲指小船上的窗户，此指扬帆。南朝梁刘孝威 《蜀道难》诗云：「戏马登珠界，扬舲濯锦流。」唐杜甫 《别蔡十四著作》诗又云：「扬舲洪涛间，仗子济物身。」此也指揭示所见图书意。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津亦暮景飞腾，已入「古来稀」流，衰老之态日增月益，颇有「人生在世，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之慨。但愿新的一年里，摈弃杂务，抓紧时间，去从事那些尚未完成的写作。
这本小书的出版，离不开姜寻兄的鼎力，我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2001年在北京的潘家园，那次，他告诉我，买了一本上海辞书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并仔细地读了。问他为什么要买我的这本书，他说他这几年来收藏了不少明代刻本，可用来参考。姜寻兄不仅是诗人、书籍装帧设计家、而且还是一位明清古籍木刻雕版的收藏家，北京的文津雕版博物馆即是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贡献。这本书，他是策划者，费心劳时，没有他的积极督导，小书是难以面世的。「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津知其中谬误难免，尚请方家学者指正为盼。
癸巳除夕夜于波士顿之渥特顿

本书为专著。有宋一代诗僧是诗人中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据有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学术价值。相对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其的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作者在日本研修期间，对日本所藏宋代诗僧诗文集做了详细的访查，收集到一些在我国久已佚失而在日本还完好保存的宋代诗僧诗文别集及总集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即为此书。

《程毅中文存续编》内容简介：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先秦两汉的杂赋与小说《宋玉子》、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敦煌俗文学与古代小说、试探《隋唐两朝志传》的渊源、《聊斋志异》对前代小说的借鉴和创新、漫谈《再生缘》等。

本书为著名学者、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先生的个人论文集。收录了作者数十年来有关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章，以及学术随笔、书评等，共40多篇，体现了程先生的学术成就。

《孝經學史》正文凡八章，論述先秦至晚清《孝經》學的發展歷程，不但展示了《孝經》今古文文本之流變，孝經學波瀾壯闊的研究史、經世致用史，還就孝經學史中的關鍵和重大問題作出了論斷。尤其是對漢、宋學背景下孝經學不同前提預設的闡發，具有深度的思想史視界，啟人深思。該書的另一特點是，徵引大量《孝經》注疏，從注疏文獻中辨章各家《孝經》研究之異同，論證穩健可靠。
《孝經學史》不同於一般的學術史和文獻史，這是一部真正從經學意義上研究《孝經》的經學史著作，充分展現了《孝經》義理在歷史上的演進過程，其出版無可置疑地將推動《孝經》以及孝經學的深入研究。

本书的研究对象扫叶山房，是我国出版文化史上一家著名的书坊，扫叶山房由苏州洞庭望族——席氏家族成员所创设，世代相传，有着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本书以历史时间为序，对扫叶山房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订了扫叶山房的创办年代、创办人及其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与交游，纠正了当前学界关于扫叶山房发展历史诸说中的错误之处；考察了该书坊所刊印之主要古籍的内容与版本特点，并对其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加以探讨；同时根据第一手资料整理编成《扫叶山房刻本经眼目录》和《扫叶山房石印书籍知见目》附于书后。本书期望通过对扫叶山房刻书史的微观考察，为研究我国古代书坊的发展以及古籍版本文化的近世变迁历史，提供可资参考的实例。

《天禄琳琅研究》研究的是《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系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在编纂体例方面多有创见，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直接开放近世版本目录学之兴盛。所收录书，珠玉毕集，大多递藏有绪，当时已诧为人间珍秘。然历经二百余载播迁，1093部仅余其半，如今分散于海内外公私藏家。“天禄琳琅”藏书可谓二百年前中国国家藏书之精华，其收集，典藏、利用、散佚的过程，与国家命运相始终，在历代官府藏书中最具典型性。作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事件，弄清始末源流，研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入探讨《天禄琳琅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版本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对当前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