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经典释文序録疏证》《经籍旧音序录 经籍旧音辨证》合并再版

本书共收录高田时雄教授十余年来有关近代中国学术与藏书的论文21篇，内容涉及海外汉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如《意大利汉籍搜集》、《清野谦次搜集敦煌写经的下落》、《陶湘所藏五百九十一种丛书购入始末》等。其中数篇未曾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十三经注疏》是文史哲研究离不开手的基本资料，但以往几乎没有人真正探索过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编写注疏的思考过程。读书不是淘资料，而要体会作者心思。刘炫学问很大，批评前人颇有据理不饶人的执着气势，又因这种批评不可能马上被学界接受，所以经常用讽刺的语气，既自尊又自卑。贾公彦有时拼凑旧说改头换面，不顾其说破绽四出，反而因小聪明而自鸣得意。孔颖达基本接受刘炫学说，《书》《诗》《左传》正义皆以刘炫《述议》为基础，又要消除刘炫的偏激，《礼记》以皇侃《义疏》为基础而兼用刘炫新说进行粗糙的调整，充分显示官方办事的特点。
阅读注疏，我们都能感受到刘炫、贾公彦他们的神态，或怫然或莞尔，而体会他们的思考，就是读经学著作的乐趣所在。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包括“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知道在自己之前，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所谓“方法”，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阅读者“见贤思齐”，哪怕是“照猫画虎”，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这才是“取法乎上”。所谓“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使得研究生不至于“捡到篮里便是菜”，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随意”。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

《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共辑论文五篇、附录两篇。论文的前四篇原拟收在拙著《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中，后因讨论雕版印刷的文字也可以不属历史考古学范畴，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另册付印为好。编者接受了个这个建议，并把《宋元史料目录》讲稿中的《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一节，排在《南宋的雕版印刷》之后，作为该文的补充。
附录一是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参加撰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时，编者分担的部分任务。附录二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前夕，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张玉范同志商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的草目。两篇附录记录了编者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联系；40年代以来，为了学习、教学、科研，凡翻检中外文献，大半也唯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赖。饮水思源，谨以这几篇有关雕版印刷的重订稿，预贺即将到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大庆。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干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微湖山堂丛稿》共10卷，收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近30年来的论文、序跋、札记、小品等共计142篇，综合反映了作者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成果。包括：《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及设想、论平水本《尚书注疏》、十行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等。

王欣夫先生毕生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文献学讲义》是他1957-1960年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的讲稿，由其学生徐鹏先生精心整理而成。全书对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的源流演变以及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此书1986年由本社出版，繁体竖排，这次再版该整理全本，改为繁体横排并收入徐鹏先生历年为此书所撰写的《前言》、《后记》。
【出版説明】
《文獻學講義》是著名文獻學家王欣夫先生的遺著。在先生去世之前，委托當時他的助手復旦大學的徐鵬先生整理所有遺稿。《文獻學講義》就是徐先生整理的王欣夫先生遺稿之一。
據王欣夫先生的家屬告知，在上個世紀“十年動亂”中，徐鵬先生爲了保存王先生的遺稿、藏書，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獻學講義》，原爲1957年至1960年間，先生爲復旦大學中文系講述“文獻學”時的講稿，爲當時大學此學科的首創。1959年12月，王欣夫先生寫就書稿，復旦大學中文系有油印本，印出後備受關注。後流傳到外校，有數種翻印本。
1982年11月，征得家屬同意，由徐鵬先生根據原稿整理。爲了整理這部《文獻學講義》和其他遺著，徐鵬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徐鵬先生生前，謙虚誠懇，始終不在《文獻學講義》上署名。
此書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6年5月出版，繁體竪排。出版以後，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1987年，海峽對岸的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在未得到家屬同意的情況下，翻印了古籍出版社的刊印本。此後，臺灣的商務印書館，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徐鵬先生以及家屬聯繫，於1992年，在臺灣正式重版了此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爲了普及我國傳統文化和學術知識，組織出版了“名家説———‘上古’學術萃編”，擬收入《文獻學講義》，但是，鑒於叢書體例，原書文字略多，和徐鵬先生聯繫，希望能略加删削。於是，就有了後來的“簡本”。徐鵬先生寫了新的《前言》，對王欣夫先生的生平概況、主要著述以及此書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以《王欣夫説文獻學》爲書名，於2000年12月出版。2005年上海世紀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世紀文庫》以及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經典學術叢刊》收入的《文獻學講義》，均爲“簡本”。
2015年8月復旦大學出版社爲了紀念百年校慶，出版《復旦百年經典文庫》，收入此書。所用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版本。附録了吴格先生的三篇介紹此書和王欣夫先生生平以及著述的文字。署名爲“王欣夫著，吴格編”。
以上爲此書的出版大致流變。今年是王欣夫先生逝世的五十週年，爲了紀念這位把自己畢生精力和財産全都奉獻給中國古代文獻的著名學者，本社特根據徐鵬先生最初的整理本，重新出版此書。同時，根據王欣夫先生家屬的意見，並徵得徐鵬先生家屬的同意，特將徐鵬先生所寫的臺灣商務印書館版的《再版後記》，各種《前言》，收入書内，並署明該書爲：“徐鵬整理”。我社在出版《文獻學講義》多種版本的歷程中，多年來一直得到徐鵬先生弟子李慶教授的幫助，特此致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4月

本书为我国方志学大家仓修良先生毕其一生研究方志学所作的通论。主要论及中国方志性质和特点，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宋元方志，明代方志，清代方志，章学诚和方志学，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与方志学研究，新中国修志事业概述，旧方志的价值和整理，新方志的编纂，新一轮志书的编纂。该书1986年出版后，2003年作过修订。这一版是对修订本的重新修订，并增补了一章“胡乔木的方志理论”，使内容更为完整和系统。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以其广泛而又微观的历史记录，与正史、方志鼎足为中国史学三大支柱。然而与正史、方志不同的是，家谱从来分散于民间和收藏者手中，其特有的史料价值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运用。今上海图书馆在其号称“中国家谱半壁江山”的馆藏基础上，又广征国内外民间及收藏机构的家谱资料，编纂成皇皇大观的一部家谱总目。该总目对现存中国家谱的修纂、年代、版本、各姓氏先祖、收藏者等情况作了较详尽的著录，为进一步挖掘家谱的史料价值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釋，屬於學術基礎建設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學問。惟有通識，方有卓識。中国古典詩歌，衆體兼備、題材寬廣、寓意深刻、格調高雅，是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要真正準確讀懂古詩涵義，領悟古詩的意境，則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寫作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注釋、版本考訂等等方面去綜合解讀與賞析。因此，注釋古典詩歌，至少要具備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知識的基礎與積累。

本书共收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三种。著录自宋至清末已佚和今存的小说书目近千种。著者态度严谨，著录书目必经目验，对版本也非遇者即录，为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为考镜六艺及子学术流变而作，分八卷三十八篇，附篇四。卷总史为六艺、诸子之源，及代官沿革。其余各卷分论儒、道、墨、法、兵、名、纵横诸家术“五经”宗旨等，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其所引据，多秦典籍，于清代学者之说则唯取章学诚、汗中、龚自珍等数家，论者以潜夫、论衡相媲，或推为与《史通》、《文史通义》并称三大史学著。惟此书始刊光绪末季，经修订后，惟民初刻本一种传世，现约请专家整理标点，繁体横排，以资学人阅读利用。

本书是一位长期浸润于文献学领域的学者对自身学术生涯的总结与回顾。它既是一本文献学的论文集，更是金针度与人的治学经验谈。全书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著名文献学家的治学门径；二、为一些文献学著作写的书评；三、为一些博士论文写的序言；四、一组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