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事迹考》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逻辑推理，对明代以来民间及学术界对刘基的评价进行质疑，判定前人评价刘基的主要依据《故伯刘公行状》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依据史料对刘基的一生事迹重新评价，以还历史原貌。

本书接续了国内外学界十几年来对于“大分流”问题的关切和比较史学的研究路径，深潜入“大分流”发生前的几个世纪，探讨促成“大分流”现象的深层逻辑。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经典著作不同，本书主要从政治视角观察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进程，由此发现：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根本的原因，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之中了。本书以宏大的视野、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重新审视欧洲大陆两端近千年的历史进程，对诸如近代经济转型问题、中西历史比较问题、中国历史重新评估问题、制度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问题，都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的两位作者此前分别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欧洲经济史研究，他们的合作也说明：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中国史学家与欧洲史学家并肩作战，能够写出一部坚实且耐看的经济史著作。

《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衮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本书是用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史料汇编，时限为1840-1919年。近代史下限常定为1949年，但考虑到1919年以后的音乐史料便于查找，因此，这部分史料未被收入本书，只是沿用“近代”概念。书中收录的史料，大多是从“五四”运动以前的期刊、报纸以及书籍中收集到的，个别也利用了现代出版物。
本史料所反映的是1840年至1919年期间，以新音乐为主潮、转型时期的音乐文化，以资音乐理论工作者借鉴和参考。至于该时期的传统音乐的史料，当另编成册。
本书共分六辑，每辑按时间先后为序。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过去一千多年来，江南三角洲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其中，江南发达的市镇以及市镇网络的存在，既是江南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又是江南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这种独特现象引发了中国本土及海外几代学人的长期关注。
1988年到1991年间，来自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及教养部的6位中国史、地理学学者，对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市镇进行了四次实地调查。调查范围远至上古人类遗迹、生物化石，近及现代村治、工业生产，还包括地形、公共设施、家族、祭祀、信仰、遗产保护、史志编纂等问题。本书就是这六位学者在此次调查基础上，辅以文献资料完成的学术成果的汇编，涉及镇域的形成方式、镇董的作用、居委会的地位、市集的运作、一个市镇的通史，乃至整个江南三角洲的地貌特点。在方法上，这些研究无不体现出时间与空间的互动、田野与文献的对话，也为研究主题与问题意识的跨学科交流提供了范例。

契约在早期近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被认为仅仅处于次要地位。而本书所要展示的，则是契约在这一时期各种日常人际关系与交易构建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当下学者而言，契约对日常经济活动中诸多细节所留下的记录具有重大价值。
本书的文章对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法律制度，特别是与契约和财产紧密相关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就这些制度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转有清晰的阐述。汲取对古老文档资料的新近研究成果，契约嵌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并在商品化的扩散中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两篇文章的命题涉及广泛：一篇是曾小萍力证强大的财产权利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传统；另一篇是欧中坦结合美国法学知识，针对中国比较研究框架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分析。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How did ordinary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state? In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Michael Szonyi explores the myriad ways that families fulfilled their obligations to provide a soldier to the army. The complex strategies they developed to manag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ugges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as well as a broader theory of politics.
Using previously untapped sources, including lineage genealogies and internal family documents, Szonyi examines how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living on China's southeast coast minimized the costs and maximized the benefits of meeting government demands for manpower. Families that had to provide a soldier for the army set up elaborate rules to ensure their obligation was fulfilled, and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he soldier not to desert his post. People in the system found ways to gain advantag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example, naval officers used the military's protection to engage in the very piracy and smuggling they were supposed to suppress. Szonyi demonstrates through firsthand accounts how subjects of the Ming state operated in a space between defiance and compliance, and how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middle ground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not only Ming China but also other periods and places.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本书借用曹操《观沧海》为书名，探讨大航海时代西方天主教、中东穆斯林和明王朝的冲突与交流。例如：葡萄牙人首航中国的登陆地——屯门岛于今何处？16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双屿（Liampo）究竟在什么地方？景德镇外销瓷通过什么途径运往欧洲，并对16－17世纪欧洲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当然，本书并非仅限于考古学，而是以考古学为依据，在艺术、文学、科学等领域全面探讨大航海时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是一部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探讨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专著，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运用了上至十二、十三世纪反映南宋史实的文献资料，下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调查所获资料等广泛的材料，对元朝后期至19世纪清末为止的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现象首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最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徐东日、金禹彤著的《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将朝鲜通信使纪行作品《海行总载》作为研究对象，分不同文化因子（日本人性格、服饰、礼仪、民俗、建筑、器物等）对《海行总载》进行系统研究，以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式揭示、解读日本形象，从而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出朝鲜通信使眼中丰富斑斓、充满张力和悖论的日本德川社会。通过细化的阅读，在纵横多维的论述中以异域之眼反观日本文化，通过不同主题的深入挖掘，系统而全面地呈现17-19世纪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及其嬗变轨迹，这对于理解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下所出现的前近代东亚区域文化认同、社会总体想象、历史记忆、彼此认知等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当下东亚文化转型与自我意识再确认中，对重新思考东亚文明再建构与再塑路径等重大问题都具有现实观照意义。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以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区域历史为例，尝试对“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模型作出更丰富的阐释。有关地域历史中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上世纪中叶，谭其骧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学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政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野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一个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己臻成熟，如果考察较大地域范围内新县析置的序列，就有可能揭示该地域开发的空间趋势。这种富有启示的分析逻辑或可概括为“地域开发—政区增设”。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神田喜一朗写于1953年的有关敦煌学研究的著作，是20世纪前五十年敦煌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他对敦煌学五十年做了简明的介绍，并介绍了当时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除此之外，神田喜一朗先生还从自身从事敦煌学和汉学研究的体验出发，追忆了日本汉学界的诸多事件，包括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汉学著作的大致情况，以及当时的文人状况和风俗，读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对我们了解敦煌学和日本汉学界的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Focusing on the Ming (1368-1644) and (especially) the Qing (1364-1912) eras, this book analyzes crucial mo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region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The contributo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s on China's "periphe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shifts in law, trad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dialogue. They find that local communities were critical participants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 and behavior of the state. At certain times the state was institutionally definitive, but it could also be symbolic and contingent. They demonstrate how the imperial discourse is many-faceted, rather than a monolithic agen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畿五百里”范围内实行圈地，将全站的土地变为由国家所有的旗地与庄园，为管理这些归入八旗的土地和人口，清廷设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传统中原农村地区的制度和机构，且持续至清末。这套八旗管理庄园的特有机构治下的庄园人口，日久遂成为介于八旗旗人和民人之间第一个边缘人群，有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族群认同，而这些正是学术界多年来未曾关注的空白，也产生了诸多误区。本书以梳理清代庄园制度为主线，通过探讨庄园的建立、形成、庄园人丁的来源、从属机构、管理体制、缴纳赋税、身份地位等问题，对畿辅地区旗人群体的多样性和旗人社会内部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采用官方史料、民间文献与口述访谈等多重史料，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把清代曾活跃于京畿，后因政治变动而被遗忘、湮没的旗人庄园群体展示出来，希望能从前人较少触及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京畿地区的人文、社会和历史演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