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内容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都会明白的。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去。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承担的国家课题成果，前后历时十余年完成。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历史学为主线，第一次系统梳理了美国中国学二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早期中国学向现代中国学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当下中国学研究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发展态势，清晰呈现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轨迹，并由此展开了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填补了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空白。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歹土”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汪伪傀儡政权、外国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等各种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沪西歹土便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整日 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作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魏斐德的一部力作，作为海外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使上海的战时恐怖活动和城市暴力犯罪，如银幕展示般映现在读者眼前。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周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则有100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东瀛诗选》正编四十卷，补遗四卷，俞樾编，曹昇之点校，全书共选录五百多位日本诗人的五千多首汉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剧变，日本的学术及教育学习西方，逐渐欧化；而自汉唐以来借鉴中国文化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不时高举“国粹”的大旗进行反抗，但步步退却。文化抗争使一部分恪守传统的文化人，转向中国寻求新的源泉。当时的日本汉诗在和歌、俳句和逐渐兴起的日本新体诗（定型诗）、自由诗的压迫下，地位一度低落，一部分日本诗人产生将日本汉诗由中国著名学者、评论家评论，以获得国际声誉支援，有了想请一位中国经学和汉诗大师来编《东瀛诗选》的想法。应日本社会活动家岸田国华（1833—1905，字吟香）之邀，并在北方心泉的帮助下，俞樾对岸田国华从日本寄来的170多部汉诗集加以精选，将日本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日本汉诗人选录进来了，并于1883年刊行。这部诗集刊行之后，未见点校本。今曹昇之详为点校，并有详细的导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诗集。

《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著名艺术考古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合著。原书系日本法藏馆于1939年至1941年间陆续出版的珂罗版图录，单页印刷，盒装，共十二辑，收图两千余幅。此次出版即据之影印复制。《中国文化史迹》一书含括中国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诸多名胜古迹、古建遗址及市井图像，最早的照片摄于1906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称赞是书：余治中国建筑史，初引以入胜者，其唯《中国文化史迹》诸书，图文并茂，考订精核，私淑焉，四十年来未能去怀。

本書榮獲日本第二十二屆大佛次郎獎 ◎內容簡介： 田野調查的開拓者 鳥居龍藏（１８７０~１９５３）是影響台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驅。從十九世 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以五十多年的歲月跨遍台灣、東亞，開啟了台灣田野調 察的先路，留下百年來台灣最偉大的踏察記錄，完成各項彌足珍貴的資料、報 告與圖像記錄，這些紀錄成為目前極為珍貴的台灣史料。 台灣人類學研究的偉人 一八九六年起的五年內，鳥居進行了台灣有史以來首度的學術調查旅行，完成 各項彌足珍貴的資料、報告與圖像記錄。台灣原住民因他而重見天日，也宣示 了台灣是田野調查者無盡的寶藏。 ◎本書特色： 中文譯著成就超越日文原著 本書由勘查古道、舊聚落的知名學者，也是台灣研究鳥居龍藏的權威楊南郡先 生耗時兩年議程中文。追尋著所鳥居龍藏走過台灣的山水路線，整理其講稿、 論文、書信，並加註補充原書所缺乏的資料，以及注釋與珍貴圖照，為研究台 灣早期的人類學歷史不可或缺的一本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中園英助，日本九州福岡人，一九四○年開始記者的生涯，之後投入寫作領域。 一九六○年後始將精力專注於報導文學，現專事寫作。 ◎譯者簡介： 楊南郡（台灣唯一研究鳥居龍藏的權威） 一九三一年出生，台南縣人，一九五五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在工作之餘從事 登山、台灣南島諸語族文化、史蹟遺址的探勘研究、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系 統等的調查研究，為一研究台灣古道及日籍探險家的民間學者、台灣踏察的前 輩。現專事譯著寫作，指導大學社團從事區域踏勘與研究工作。 ◆一九九二年，《斯卡羅遺事》獲第十五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首獎。 ◆一九九六年，《探險台灣》獲聯合報十大好書。 ◆《台灣百年前的足跡》獲中國時報一九九六年度文學獎最高推薦獎。 ◆ 一九九九年，以《鹿野忠雄》獲教育部原住民學術著作漢譯獎，以及台灣省 傑出台灣文獻工作獎。 著述：《合歡越嶺古道調查研究》（上、下冊，1976、1982出版） 　　　《清代八通關古道調查研究》（上、下冊，1986、1990出版） 　　　《與子偕行》（1993晨星出版） 　　　《台灣百年前的足跡》（1996玉山社出版） 　　　《尋訪月亮的腳印》（1996晨星出版） 譯著：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1996遠流出版） 　　　《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原著，1996遠流出版） 　　　《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冊，伊能嘉矩原著，1996遠流出版） 　　　《鳥居龍藏》（1998晨星出版） 　　　《鹿野忠雄》（1998晨星出版）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思想现状的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一个“窗口”：在今天的日本，《论语》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近代日本的《论语》解读也一定程度上折射近代日本的思想、社会与政治特征。
子安宣邦在书中梳理了近代日本解读《论语》的代表人物：诸桥辙次、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并兼及朱熹、李泽厚等中国学者的解读。本书并非对这些解读的完整呈现，而是记录了学者们接近孔子曾经面对的问题的努力。从中可见：日本人是如何解读《论语》的；他们如何面对一些常问常新的问题，如什么是“学”“仁”“道”“信”“天”“政”“礼”。子安宣邦的解读方法同样可以启示：再次思考《论语》中的“学”“仁”“道”“信”“天”“政”“礼”等核心问题，对于当今中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本书初稿完成于1979年，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丰子恺的漫画，他说“如果对他的漫画写上一篇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学究式的评论，我发现那会显得不相适宜。我在本书主要部分的评论和解说是大胆的主观感受。它们不是艺术史家笔下那种假装权威的、理论的总结”。所以他的文字简洁明晰，且充满幽默感，与丰子恺的漫画相得益彰。读这些文字，我们随处可以感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真正发现了一个东方人那看似平易实则高深的智慧，并对此怀有深切的同情。我想他的感受同样能给中国读者以不小的启示。

本书是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川胜义雄（1922-1984）的代表作。川胜在对后汉及魏晋南朝的历史进行精细的分析之后，认为中国六朝是个贵族制的社会，而如何思考六朝贵族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则是川胜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中世，是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当时的豪族阶级的势力，具有领主制倾斜的性质，他称之为豪族的领主化倾向，但中国社会以舆论，也就是在九品中正制中起重要作用的“乡论“为基本手段，阻止了领主化倾向，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洲的中世社会。本书以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视角研究中国史。现徐谷梵先生将其译成中文，以俾中国读者共享。

A history both musically and culturally, of the Chinese lute

朝鲜王朝（1392－1910）奉行“事大”政策，与中国的交往极为密切，学习汉语因之成为李朝外交上的大事。在五百余年间，李朝编纂和使用过的汉语教科书不下十余种。本丛刊选取其中有助于汉语研究的十种予以点校和影印，以应学者研究之需。选书大致以能反映实际口语而又非中国本土所固有为原则。各书有谚解的都用谚解本，因为谚解的注音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宝贵数据。
南京大学汪维辉教授编纂点校的这套《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全四册，大32开，纸面精装，2005年1月出版，总定价290.00元。其中第一册为十种教科书的点校本，繁体横排；第二册为《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谚解》《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的影印本，第三册为《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的影印本，第四册为《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的影印本。收入本丛刊的十种书均由三部分组成：一解题，二点校本，三影印本。解题部分介绍了各书的基本情况及其价值，并交代点校体例。点校部分包括划分段落、施加标点符号和对文字上的俗讹衍脱进行处理。影印部分尽可能选择较好的版本加以刊印，并标注原书页码，以便跟点校部分对照。这是最有价值而又不易得到的原始数据。书后附录《相关论著目录》，分数据、论著、其它三类，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本丛刊所收的十种书，除《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外，在海峡两岸均未正式印行过。像《你呢贵姓》和《学清》，即使在韩国也不易看到。这批数据的刊布对汉语史、对外汉语教学、中朝交通史以及经济史、民俗史、文献学、文学史等学科必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为本丛刊作序，认为《丛刊》的出版“对汉语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喜讯”，“将会使有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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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本书是一本研究上古汉语形态的学术专著，对汉藏语系的形成问题提出了挑战，在国际汉语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一切有关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问题所作研究的回忆。

中国赏鉴书画的方式被称为“读画”。那么我们如何去读一幅画作呢？绘画艺术是一种视觉语言，仅靠文字不足以充分传达出画作所呈现的意境。《如何读中国画》一书，力图通过对36幅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典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的视觉解析，以揭示其成为杰作的缘由。
何慕文先生以博雅而通俗的文字，深入探讨每幅作品的丰富意蕴。在他的叙述中，风格、技法、象征、传统、史实和画家的个人背景，都对作品的解读有重要作用。作品选择上，时间跨越千年：从8世纪到17世纪；题材涵盖广泛：从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到宗教绘画和书法作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书画家有着同一个创作主旨：不仅要传“真”，捕捉物的外貌，更要传“神”，表达其内涵。作者以大量的彩色局部详图伴以详实的解说，带领读者深入到每幅作品最重要的层面来赏析。
作者以图文相结合，逐步展示中国画的多种主题和特征。“读”一幅中国画就如同在与历史对话。细细阅读一幅画卷或一本图册，人们共享了一种重复了几百年的私密体验。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作品的内涵得以逐渐被揭示出来。

本書收錄八篇專論，通過古文字新證與歷代注釋細讀等多元方式，探討《周易》、《尚書》、《詩經》、《逸周書》、《竹書紀年》等典籍如何寫成？什麼原因要寫這些書？在原初語境有何意義？在往後歷史中，又如何因晚出的哲學觀點而遭到改寫或遮蔽？作者藉由嶄新的研究視野和考古學的證據，提出新的觀點，重新審視古代典籍的創作緣由與流傳過程。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精)》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