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Siegfried Kracauer was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major cultural critics, a prolific scholar and a theorist of film. In this volume his writings on modern society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is book is a celebration of the masses - their tastes, amusements, and everyday lives. Taking up themes of modernity, such as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urban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Kracauer explores a kaleidoscope of topics: shopping arcades; the cinema; bestsellers and their readers; photography; dance; hotel lobbies; Kafka; the Bible; and boredom. For Kracauer, the most revelatory facets of modern life in the West lie on the surface, in the ephemeral and the marginal. Of special fascination to him is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eventually settled after fleeing Germany and whose culture he sees as defin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the ostentatious display of surface". With these essays, written in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and edited by the author in 1963, Kracauer wa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at studying the everyday world of the masses can bring great rewards. This work remains a tribute to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continue to shed light not only on Kracauer's later work but also on idea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genealogy of film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Weimar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exigencies of intellectual exile. In his introduction, Thomas Levin situates Kracauer in a turbulent age, illuminates the forces that influenced him - including his friendships with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nd other Weimar intellectuals - and provides the context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his ideas.

The modern state, however we conceive of it today, is based on a pattern that emerged in Europe in the period from 1100 to 1600. Writte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this short, clear book is the classic work on what is known ab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state. Charles Tilly's foreword shows how Strayer's book set the agenda for a whole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analysts, not just in medieval history but also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William Chester Jordan's foreword addresses the scholarly and pedagogical setting within which Strayer produced his book, and how this both enhanced its accessibility and informed its focus on peculiarly English and French accomplishments in early state-building.

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但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尖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是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本书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与域辩难，呈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本书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 Holocaust, the main theme of this work is the demonstration that the Holocaust has to be understood as deeply involved with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 neither a single event nor a simple outpouring of barbarism. The author discusses what sociology can teach us about the Holocaust, but more particularly concentrates upon the lesson which the Holocaust has for sociology. There are two ways, he points out, in whi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locaust can be side-steppe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One way is to present the Holocaust as something which happened to the Jews, as an event in Jewish history. A second way is to regard the Holocaust as representing loathsome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hich the progress of modernity will increasingly overcome. Neither of these views stand up to scrutin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作为西美尔文集的一种，本书由以货币哲学和性别哲学为主题精选出来的、最能体现西美尔独特的社会学（或文化哲学）风貌的10篇论文以及两篇分别代表了国内外西美尔研究水准的研究性论文组成。此种编排，可谓文集类书籍中的经典。西美尔文风的生动优雅，加上选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及精深的学术修养，共同造就了本书的精品地位。
从内容上说，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宏大”社会学，西美尔的社会学带有更多的经验、感觉特征，他注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感觉，这使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有独到的深刻，值得我们借鉴。

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异彩纷呈的文化与艺术景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理路与脉络？马泰·卡林内斯库通过历史与比较的考察，基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相对立的分析框架，把这五个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作品实例，追根溯源，清理出每一副“面孔”的发生机理及彼此间的相互关联，试图为我们描摹出动态、多元、复杂、充满活力的审美现代性的总体面貌。本书堪称一部文化现代性的观念史，是这一领域罕见其匹的广博而富于雄心之作。

本书汇编了施特劳斯的若干单篇文章、讲学稿和未刊文稿，旨在为了解施特劳斯的学问品质和学术关怀提供恰切的基本文献，实可作为施特劳斯学问的入门读物。第一编的文章表达了施特劳斯对于我们时代精神危机的看法，第二编意图介绍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看法。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不是一个传统不加自我检审的重生。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需要从与其敌手的对话中、或在此基础上日益回归。于是施特劳斯延续着迈蒙尼德的辩证法：据施特劳斯判断，这位哲人对古典理性主义进行了最深刻同时也、也即收获最为丰厚的批判。

施特劳斯接手审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指控，并得出与尼采相反的结论：西方现代性恰恰是由于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提出了“苏格拉底问题”；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
我们没有充分地阐释古典哲学，这归因于我们欠缺这么做的哲学动力。几代人过后，我们如今认识到有必要对现代原则进行一次自由的重审，而这场重审必定暗含着对古典哲学的充分理解，这一认识第一次弥补了这一欠缺。
编者说明
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　译）
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　译）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　译）
马基雅维里与古典文学（彭磊　译）
《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娄林　译）
论卢梭的意图（冯克利　译）
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　译）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余慧元　译）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林志猛　译）
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味（陈戎女　译）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彭磊　译）
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　译）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肖涧　译）
剖白（何子建　译）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这本书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对其来源、演变过程直至目前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列举了丰富实例。作者还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

本书考察了发达工业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科技及社会政治的转变带来的文化转型，包括：宗教信仰的转变，工作动机的转变，政治冲突议题的变化，家庭和育儿观的变化，以及对离婚、堕胎、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运用大量 的经验证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彻底的变化，该价值观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
“英格尔哈特的新书涉猎极广，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展示和拓展。这本书将极大地推动当前正在兴起的论战。”
——哈佛大学 罗伯特•普特南
“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他的第一篇文章发现了较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龄群体的态度转变并预测随着这几代人的成长这种转变会引发一系列新政治议题的兴起，而且这种转变会带来民主的发达工业社会中政党体系的转型。 这个预测已得到事实上的确认。英格尔哈特还对民主稳定的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的总体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坦福大学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来说，这本著作的重要性体现在如此之多的领域里，以至于任何不计篇幅和细节想要列选其优点的尝试都不足以完全涵盖它所蕴含的价值......它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作者通过对浩繁可观而且独一无二的数据进行了精辟分析并揭示出文化转型的理论，也在于作者对该数据的成功演示及阐释。”
——马里兰大学 马丁•海斯勒

内容简介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但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他1744年的晦涩难解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依据的。马克•里拉在这部新的研究中提出，维柯是最惹人争议的反现代思想家之一，从而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
马克•里拉结合维柯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和法学著作来考虑，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对现代观点强烈的保留态度，并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如何恰恰从这些怀疑中产生的。而在维柯的尚未有英译本的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1720—1722）中，维柯就完全是以一位政治思想家和神学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拥护理想化的罗马的权威传统，反对现代生活中普遍腐化的怀疑主义。维柯明确把这种怀疑主义归咎于现代哲学的创建者们，特别是笛卡儿。由于被纳入他对怀疑主义的批判背景中，维柯的历史“新科学”就呈现在全新的视角中了。虽然它在形式上是现代的，但仍能在此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悲观辩护，借以反对体现着现代特征的自由与理性。
本书首次对维柯进行真正全面的评介，并在评介中，把维柯对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关注与他的历史理论结合了起来。同样，对于与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反现代传统的后续发展，他也提出了一些争论性问题。本书是纠正对维柯的“通常”解读的一剂良药，也将改变我们对维柯的研究。
评论
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本书中得以展现。
——哈里斯（H.S. Harris），约克大学
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本书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
——凯特•贝克尔（Keith Baker），斯坦福大学

本書的研究主體涵蓋臺灣、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等東亞地區的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打破了以臺灣或中國大陸為觀察視野的單一面向之思維模式，內容涵蓋以下幾項課題：
(一)、日本與韓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背景圖像；(二)、從共同文本的不同翻譯看東亞對「近代性」的反應；(三)、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四)、從韓國看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五)、中日近代知識人對歷史觀念的變化；(六)、以「西」釋「中」的歷史脈絡與「近代性」的關聯；(七)、近代中日知識人對美國文明認知的異同。以上研究主題以「空間移動」的探討為經，以東亞區域性時勢潮流的思想交流為緯的研究架構，將人物互動所延伸的文化、思想交流等各種「近代性」層面的問題納入探討的視角。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通过对王韬的透视，展现、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的变迁，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的问题。

索伦教授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是奠定犹太教神秘主义研究的坚实基础之第一人。在这部划时代的书中，他概述了哈西德主义从其古代发端到近代最新的发展。大胆而深刻的理念和象征得到了分析和评价。索伦的著作使我们关于犹太教和神秘主义在西方思想中的作用的整个观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目录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一讲 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般特征
第二讲 默卡巴神秘主义与犹太诺斯替思想
第三讲 中世纪德国的哈西德主义
第四讲 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和先知喀巴拉的教义
第五讲 《佐哈尔》（一），其书及其作者
第六讲 《佐哈尔》（二），其神智论教义
第七讲 以撕·卢里亚及其学派
第八讲 萨巴提安主义和神秘主义异端
第九讲 哈西德主义：最新的阶段
索引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和研究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学术专著。作者从总体上把后现代哲学思潮概括为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对作为后现代哲学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哲学、非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非理发玉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主义方法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后现代美学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为了弥补初版的不足，使国内读者对今日西方正方兴未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在此方正方兴未艾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在此增补本中作者特意增加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怀特海的后现代哲学三间内容，以期读者对后现代哲学的全貌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作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倡导者，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在德国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本书正是通过对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描述，试图着揭示这一主题。

本书清晰地陈述了不同社会理论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