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专门研究19世纪时期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特色在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清王朝对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一章。
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和基层组织划分，即研究村庄、市集、城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
第二部分专门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设置乡村的统治体系，分别探讨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税收性的里甲制度、饥荒控制性的粮仓体系和思想统治体系的设置情况。
第三部分探讨了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运作效果，分析了家族与这个统治体系的关系，以及乡村对它的行为反映。
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帝国对地方控制的经典著作。

《努尔人》一书通过对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接续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上卷）的叙述，讲述了从1750年代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到维基百科盛行之间的知识的社会史。如同其前著，本书提供了一种社会史观（或者说历史的回顾型社会学）。本书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集体关于知识传播的行为和趋势。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看似永恒的知识活动——收集知识、随后分析、传播和使用知识——实际上是具有时间性的，在不同的时段和地点会有不同的形式。第二部分试图通过讨论知识的缺失和专业化的失败来写就知识增长的历史反趋势。第三部分则从地理学、社会学和年代学等概念出发，对比中心和边缘的体验，来讨论知识在每个时期的主要趋势，即专业化、世俗化、国有化、民主化等与它的对立面的共存和相互影响。
一如既往，彼特·伯克运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图景。这册备受期待的《知识社会史》（下卷）将会是一次横跨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阅读旅程。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内容简介为：一、《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是三卷本《世界历史统计》的“欧洲卷”，覆盖了欧洲全部主要国家和政治体自1750年以来社会经济基本指标的可查连续统计数据。连同该书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以及“美洲卷”，《世界历史统计》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本全面覆盖近代以来并延续至今的世界各地区和各主要国家及政治体的详尽统计数据汇编，可广泛用于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和国际研究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毫无疑问将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书。
二、《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的全部统计指标分为十大类，它们是：
A 人口和生命统计
B 劳动力
C 农业
D 工业
E 对外贸易
F 交通通讯
G 财政金融
H 物价
I 教育
J 国民账户
在每一大类标题下细分各个具体的统计指标，例如：除了全国人口数之外还有国内地区人口数统计指标；工农业产量统计数据分别按基本产品划分；“财政金融”包括银行体系和政府税收；“国民账尸”除了有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各国各主要产业部门的比重以及对外收支数据等等。除了这些全书统一编排的统计数据之外，编著者还根据所掌握的最新统计发现和研究资料，针对若干国家或若干时期补充列出参考性数据，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本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去阐明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与行动。这无疑与以往的研究过于偏向“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不同，而是希望在政治史、教育史、地域研究等领域的相互关联之下，重新诠释明代思想史的实际动 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考察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游乐生活、人格志趣、借助清议而对朝政的批判精神、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以及人格上自我之拓展诸方面的探讨，揭示明代士大夫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以及士大夫精神的近代转型，藉此总结士人风骨的精神源头及其历史传承。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城市历史与社会结构等内容的论文集,共编入中、美、英、法、荷、日、德等国的论文19篇。书中引证了部分散落在国外的词谱和地方志史料,并采用计量方法设计大量图表以兹论证,对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和借鉴作用。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以与香港新界客家人接触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在文献资料阅读和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与现实，对华南汉族内外展开的族群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可读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家族群论”开始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而濑川昌久拓展了该研究领域。《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作为濑川昌久的代表著作之一，使他在1995年获得了涩泽奖，这是日本文化人类学界颁发给年轻研究者的唯一奖项。

1925年8月20日，从巴黎驶回美国的列车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动，
21岁的夏伊勒却收到了一封改变他一生的信。
世纪初的美国喧嚣、吵闹、贪婪、腐败，
而巴黎，则是灯红酒绿的世界梦幻之都。
这时的欧洲民主还未衰落，专制尚未兴起，正享受着战争前难得的和平。
这里有伟大的画作， 精美的歌剧，绝伦的美食，诱惑的红灯区；
还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伊莎朵拉·邓肯五花八门的名人轶事……
和威廉·夏伊勒独一无二的故事。
本书是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卷，另两卷是《噩梦年代：1930—1940》《旅人迟归：1945—1988》。
夏伊勒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为了逃离那里的保守氛围，他来到欧洲，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他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他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莎朵拉·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有时自己也置身其中。对于大洋彼岸的故事——芝加哥的地下之王、“猴子审判”、风靡全美的“肖托夸集会”、哈定时代的丑闻等等，夏伊勒也娓娓道来。一幅欧美大陆世纪初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一位故事高手……现代史中那些欧洲重量级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对他们的精准描述，堪比作者对自己的描述。——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作者
活在历史中的人……非常易读，描写了大量有趣的、戏剧化的故事。——《纽约时报》书评
非常感人，绝对值得一读……第一部分是对美国的思考，在重述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生活时有一种酸甜参半的味道……（在第二部分）他带来了对欧洲的新闻体书写。——《星期六书评》
清醒而活泼、睿智而温暖——所有的元素一应俱全，并且正当其时。——《纽约客》
诚恳……富于探索精神……作者的一生和历史比翼齐飞，他照亮了后者。——《洛杉矶时报》

本书借鉴宗教社会学的观念，依据西域文献、出土铭文和传世资料，以个案的形式分析佛教对于都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察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分为秩序和理性两个主题：前者从多角度讨论了佛教在长安社会秩序形成与转变中的意义，后者展现了盛唐以降传统信仰方式与理性信仰对于居民生活的不同影响。从社会史的角度克服宗派史视角的缺陷，有助于讨论佛教思想的社会意义。作者立足于多元史料的排比，考订僧侣行实、世俗社会的供养事迹以及寺院史迹，揭示都城佛教社会史的新面貌，清晰呈现了从隋初到唐末长安寺院的历史脉络，对于中古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初期禅宗史研究都有学术推进。

本书作者把研究对象确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律，以期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在兼跨社会学、历史学、法律这三个学科领域之间，开创了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被称为“法律社会史”。本书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初版至今已60余年，并有作者自己的英文译本传世，在西方汉学界广有影响。

本书考察了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政策的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由于宋廷充份利用江南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国防的后盾，推动防御策略，确立了背海立国的形势，才能与金、蒙相抗衡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这些经由宋廷组织、团结、承认而实质存在的各种民间自卫武力或地方军，不仅与南宋时代的正规军同时并存，更是支撑南宋政局，与赵宋政权相始终的武装力量。同时，地方武力自主性强，若任其膨胀、发展，也可能是朝廷的一项威胁，如何有效掌握，使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供我驱策的工具，而不是尾大不掉，甚至叛乱、夺权之资，自然是对地方武力倚赖更殷的南宋朝廷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于南宋历史研究，尤其对军事史研究有素，积累深厚，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成，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风俗画是以一定地区、民族或一定社会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面貌、民俗风情等为题材的绘画，是表现现实生活的重要画科。其历史悠久，表现手法多样。
此书为美术书籍，是一本韩国风俗画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把具体表现百姓意识和生活场景的一系列韩国风俗画按宗教、政治、世俗及生活题材进行划分，以一贯清晰客观的文采，详述了韩国风俗画的历史变迁过程，代表各个时代文人画家，画员等的绘画风格，以及画风的转变，更进一步阐明绘画中所呈现的或隐藏的时代意义。
该书论述的出发点起于以朝鲜后期风俗画的“世俗性”，因此对该时期的研究占据了较大篇幅。 全书共分作五大部分，分别是：“什么是风俗画”、“信仰与风俗画”、“政治与风俗画”、“通俗与风俗画”、以及“生活与风俗画”。作为一部韩国风俗画的论著，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韩国风俗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及表达的不同含义。风俗画并非一门单纯的绘画艺术，更多的是超出其作品内容本身的意义，而此意义的来源正是它的“与时俱进”——画卷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是其表，蕴涵的复杂思想感情是其里。一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风俗画是“与人类一道盛衰兴亡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韩国的风俗画见证了韩国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近代，风俗画已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流行在全世界当中。随着韩国国门的打开以及与西方的接触，韩国的风俗画在表现形式和含义上都与前代有所不同。而到了今日，风俗画的传统样式已不复存在，却仍变相保留于我们随手可及的报刊漫评及大众美术中——“即便风俗画的名称如何改变，采取何种表现方式，也仍无疑是和人类共命运并记录生活百态的载体”。

萌发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对传统审美的全面反叛，小说、绘画、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建筑、设计、电影，几乎所有艺术形式皆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颠覆。两百多年来，现代主义余韵未消，当年的文化先锋们仍深刻影响着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
现代主义运动缘何而起？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能量？在这本关于现代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彼得·盖伊将“现代主义”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个个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人物或一件件名垂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他以波德莱尔为这一波澜壮阔的研究揭开序幕，追溯了现代主义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于巴黎。随后，马尔克斯的小说、毕加索的绘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盖瑞的建筑等轮番出场，盖伊在书中将它们或相互比较，或相互融汇，以博学且风趣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会，而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直至衰退的过程在其中得以清晰的显现。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