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要著作之一。
本书阐明了文明的涵义，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并指出日本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急起直追。
本书体现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和现实精神，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日本资本主义初期的政治思想状况。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讨论了各种制度理论之间的异同，评述了关于组织的制度研究的历史以及最新进展．并明确了其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所提出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以及制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评述了经济学，社会学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探讨了符号、关系、惯例、人工器物等对各种制度安排的传播。讨论了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实践意义。《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制度理论、组织理论、组织社会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分五个部分：“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过程”、“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中的测量统计方法”、“研究发表的旅程”以及附录。全书立足于思维方式、理论构建以及管理研究的全过程，介绍了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各种实证方法，并在附录中给出了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经典文献，对研究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该书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与全面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主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一系列其他或重要或次要的思想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同时通过广泛征引他们的论证也凸显了其个性。主编及其他参编者均为国际诸多领域的杰出学者，有法学、政治学、文化、宗教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该书一方面考察了诸多观念所处的古代语境；另一方面探讨了这些观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观念在现代仍有回响，或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因而这部行文明快的著作，对于读者，将长期成为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治理与共同体思考的便捷的权威指南，进而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时至今日，德勒兹与福柯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两则传奇。不读德勒兹的《德勒兹论福柯》，便不能说了解福柯。因为在德勒兹之后，福柯已不是原来的福柯，就如弗洛伊德在拉康之后，不再是原来的弗洛伊德一样。德勒兹与福柯这两颗法国思想界的熠熠红星在本书中一起迸放光芒，使福柯成为理解德勒兹的一扇重要窗口，使德勒兹成为透视福柯的不二法门。由福柯到德勒兹，再由德勒兹到福柯，两股思想之流不断地牵引、碰撞、发光与褶皱，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般奇诡景致。

在本书中，福柯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一是“畸形人”，它不是指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是对法律构成了障碍，使法律陷入困境的案例；二是“需要改造的人”，即某些桀骜不驯者，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等等；三是“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应从身体快乐原则出发，批判压抑理论，并将矛头指向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

作者1978-1979年的演讲。本书分析了市民社会相对于社会治理的多重角色，它既相对自主，同时又是治理干预的对象。由此，市民社会决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自由治理的相关物。

作为一种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诉讼为民众提供了争取权利、实现正义的平台。但行政诉讼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被移植到中国之后，也存在着幅度巨大的重构、调整和变异。《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所研究的是中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与功能。经过对行政诉讼的内部运作、外部机制、集团诉讼和乡土法律人四个方面的考察，作者集中阐述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多中心主义司法的特征。
由于中国行政诉讼中充满着控制与自主、规训与自由、“法律治理化”与“公民个体主义”相互激荡，中国的法律现代性也因此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面貌。中国行政诉讼的规范性、治理化和官僚化三个层面并存于同一时空，相互交错，彼此影响。行政诉讼如何回归其规范性的本质将是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农业市场和食品工业中小农阶级的地位、作用和重要住，指出小农境地的特征是为追求自主性而进行斗争，并创建和开发一个自我控制的资源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小农阶级远没有衰落或消亡，恰恰相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而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作者通过横跨30年时空的研究，为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提供了独创性的、发人深省的洞察。

无论中外，统计学一直是各相关专业学生的梦魇。Frederick J.Gravetter和Larry B.Wallnau两位教授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从而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统计知识清晰地整合到实际的行为科学研究中，以直接、易学、详尽的方法向学生讲授统计学的应用。
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中使用最广的统计学教材，是一本非常适用于数学基础薄弱学生的统计入门书。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2版)正是关于这方面研究独有的著作。本书选题具有前沿性，涉及多学科，资料少，难度大，对拓展我国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视野，建构活生生的人化心理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化心理学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然而，这一西方新思潮并未引起国内足够的重视，除了零星介绍外，有关这方面的西方专著一直未曾引进。

也许可以说，组成人类基因组的23对染色体的图谱绘制是新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提出的问题与它解答了的问题同样多。这些问题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疾病、寿命和自由意志的思考方式。这些问题将影响你的后半生。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突破会有什么后果？《基因组：人类自传》在这方面提供了超群的洞察力。通过在每一对染色体上选择一个新近发现的基因并讲述其故事，马特·里德利叙述了我们这个物种及祖先从生命出现之初到未来医学边缘的历程。他探讨了由于基因组的图谱绘制而出现的科学、哲学等问题，这将帮助你理解这个科学里程碑对你、对你的孩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本书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从自由的概念出发，探讨了自由同社会伦理的多维度的关系，从而论证了自由在社会实践当中的价值所在。自由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作者给予深切关注的问题。由此，作者对于宪政制度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更就福利国家的自由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书曾经被席殊好书俱乐部评为98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有鉴于哈耶克是一个矢志由不同的理论层面研究问题的学者，本书决不能涵盖哈耶克思想的全部。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