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は、中国の江南地方という一地域社会に即して、清末民初期（20世紀初頭）に生成した郷土意識を切り口に中国の近代化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ものです。郷土意識に着目したのは、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郷土や地方という概念の登場が、清末に現れた文明や国家といった郷土と対立したり郷土を包摂したりする概念・制度の誕生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ったからです。
分析に際しては、郷土意識が表現された媒体である郷土志、地方新聞や新たなスタイルの地方志などの出版物の存在に注目しました。そこには地域社会独特の文脈において受容された「新観念」が反映されていたからです。
このような出版物を江南地方において出版したのが市鎮在住の生員・商人層を核とする指導層であり、出版量の多さからは市鎮が高い密度で存在した江南社会の地域性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本書はこれらの史料をもとに、在地指導層が自らの居住する地域社会をどのような尺度を用いて、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を分析しています。

◎名人推荐
彭慕兰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洞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面貌。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则一直维持着贫穷与被“牺牲”的处境，并成为孕育共产革命组织的土壤。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立意新颖、富有想象力的重要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它阐释了老问题、新方向。老问题是关于国家层面：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崩溃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代替它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去理解“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新方向是地方和区域在此过程中的转变。
——曼素珊（Susan Mann）
◎媒体推荐
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出了意义非凡的研究。“黄运”，是一个未经“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特定区域，人口1500万，涵括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19世纪曾是中国北方核心区域的一部分，随着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国内面临的挑战和回应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通过详细的解析，将这一图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 China Journal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he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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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成名之作
本书荣获1994年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该著作一上市就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彭慕兰凭着扎实的历史素材、敏锐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全面论述1853—1937年这一时段黄运地区的风云变幻。
2017 年全新修订，精善呈现加州学派领军人研究心血
原译者马俊亚全新校译修订，内容更为精善，全面展示加州学派领军人学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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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
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政策以及时局造成。
彭慕兰的学术关怀恳切、史料搜集整理之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部作品的主要论点在当下读来依旧常读常新，发人深省。

本書9篇論文的作者，由奏摺、題本、州縣檔案、衛選簿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約文書、訟師秘本等民間史料，分別討論了明清中國的訟師心態、軍戶充繼、科考假冒名籍、禁民間祠祀，以及犯姦、親屬間的人命案件、買賣妻子，乃至於契約與習慣法問題、船運糾紛等議題；各篇文章試圖這些不同的法律現象放入一個更廣的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與文化史視野做更細緻與宏觀的考察。
9篇論文至少涉及以下四項議題：一、澄清那些足以支撐明清司法的核心價值觀；二、說明當時社會經濟與司法體系的互動關係；三、明清中國有關法律的話語(discourse)、修辭(rhetoric)與形象(image)等問題；四、中國法史學作品如何可與西方法律演變做更有效的比較與對話。藉由探究這四大類議題，本書希望對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問題，提供更具體而有用的論證與觀察。

本书从理论、方法、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涉及：对“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工业化”、“过密型增长”理论的分析；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对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以及对该领域新趋势、新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通过具体讨论宋代地方财政史的案例，分析帝制时期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问题，认为因受种种因素影响，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变异。就宋代的事例而言，则可见赋税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化”过程，因此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局面。这是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有效视角。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与事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好的，就当提倡和推广的材料。
本书为2007年10月第3次印刷。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内容简介为：一、《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是三卷本《世界历史统计》的“欧洲卷”，覆盖了欧洲全部主要国家和政治体自1750年以来社会经济基本指标的可查连续统计数据。连同该书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以及“美洲卷”，《世界历史统计》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本全面覆盖近代以来并延续至今的世界各地区和各主要国家及政治体的详尽统计数据汇编，可广泛用于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和国际研究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毫无疑问将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书。
二、《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的全部统计指标分为十大类，它们是：
A 人口和生命统计
B 劳动力
C 农业
D 工业
E 对外贸易
F 交通通讯
G 财政金融
H 物价
I 教育
J 国民账户
在每一大类标题下细分各个具体的统计指标，例如：除了全国人口数之外还有国内地区人口数统计指标；工农业产量统计数据分别按基本产品划分；“财政金融”包括银行体系和政府税收；“国民账尸”除了有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各国各主要产业部门的比重以及对外收支数据等等。除了这些全书统一编排的统计数据之外，编著者还根据所掌握的最新统计发现和研究资料，针对若干国家或若干时期补充列出参考性数据，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

本书利用近十数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在民间收集到的珍稀文献，撰写的系列论文汇集而成，为徽州村落文书与村落社会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作者力图透过村落文书所展示的基层社会之不同侧面，着眼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特别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

本书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以明清时代的江西地区为中心，集中探讨“卫所军户”的户役负担与存在形态。不仅对卫所、军户、军役诸论题有宏观上的认识，同时以明清方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托，对府级以下地方单位的个别状况亦有较为精确的掌握。作者提出以“原籍军户”、“卫所军户”与“附籍军户”来区分卫所人丁的不同形态，由此得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认识。对史料中彼此矛盾、谬误之处，亦有多方考证辨析。

《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论文集，书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18-19世纪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法，考察了当时的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中国和日本100多个乡村社区中10万余个生活史实，分析其在经济和社会压力下的人口反应。从而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尔萨斯人口观，证明了人口行为具有空间差异，而且取决于人类的意志，尤其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这就把历史人口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两部分组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则着重讨论明代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江南市民经济，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本书系统校录、考释传世与考古发现所见之汉代至清代的买地券（冥契）388种，给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考古文博工作者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可资凭信、便于使用的古代买地券释文文本；系统梳理了买地券的渊源、流变、类型、区域差异及其意义，并围绕买地券与现世实用土地买卖契约之间的关系、买地券资料所反映的乡里制度的变化、买地券所见之墓葬神煞与民间信仰中的地祇系统及其区域差异、中国古代民间葬仪的演变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论点。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中心论”。作者从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涉及亩产量，农村副业、集约生产、社会制度，人口与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像稻麦复种技术等等，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对明清农业停滞说的“定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本书在1998年先以英文出版发行，被誉为“加州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次在国内翻译出版，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粮长制度》中所讲的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明代的里甲制度有密切联系。《明代粮长制度》系统论述了这个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并分析了粮长的职务、特权和经济掠夺方式，阐明了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关系及对人民的祸害。

田赋（或日土地税），是国家大政，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的问题，也是不能与历史割裂的“典章制度”，本书探讨了中国清代（1644-1911年）的田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从财政史的角度更好地了解传统中国。首先，田赋构成了清朝财政制度的最基本特征。作为国库收入的一个最大的来源，田赋在清朝财政管理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次，有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理论，把中国历代王朝的衰亡归因于向农民课征压迫性赋税。但税收负担是否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赋税到底重或不重，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试图就清朝的情况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总结。
本书作者长期治中国经济史，可以说本书是有关方面的一部奠基之作，是学习清代经济史的必读书。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