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国遗传学史》的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遗传学在中国由于非科学本身的原因而两次险遭灭顶之灾，其沉痛的教训和付出的沉重代价应该记载在历史上；科学的每一重大进步，都凝集着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因此也应该记载中国遗传学家推动中国遗传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介绍他们所获得的成就及他们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哲学观，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近２０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遗传学无论在教学、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开发上，在规模和投入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的研究成果和自主性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多，遗传学在中国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内容将分别在各篇中得到体现。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本书是一本科学史的经典名著。它名为“科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科学思想的发展史，同时讲述了科学与哲学及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纠葛。对于了解科学本身深层次的意义及其与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关系不无裨益。

《身体的语言》从古中国和古希腊医学的歧异出发，阐析了古代中、希两大文化的身体的“表现性”，不同的文化感官以及各自对人类存在真相的探求。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差异，不但是理论上的，也源自身体感受的方式不同。
歧异之一在于“脉”。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医生最后都以手腕为诊断的部位，两个文化的医生把手放在类似的地方，所得到的感受竟然有天壤之别。古中国的“切脉”与古希腊测量脉搏的差别在哪里？
歧异之二在于“观察的方式”。古希腊医者着迷于肌肉的身体，探究着人体器官被创造的目的；古中国医者则在观察脸部表现所反映的内在感受与意向，探索体内变化所流露的皮肤色泽，思索色泽中深沉的意蕴。
歧异之三在于中、希医学对“血液”与“风”（呼吸）的不同看法。中、希医学皆将血液视为生命的来源，但对“放血”疗法，态度却大相径庭；在古中国，从汉代到清代的医籍里，“风”持续性地扮演着人类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在古希腊，自希波克拉底以后，“风”却主要指体内气息、内在力量或灵魂。这些差异显示了什么意义？
以上便是《身体的语言》全书要旨。据此，作者提出以下这个建议：比较研究身体认知的历史迫使我们不断重新检视我们认知与感受的习惯，并且加以想象不同的存在方式——以全新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在《身体的语言》中，作者还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让我们得以直观地体验那古老而新奇的中、希医者的世界。

At the heart of medical history is a deep enigma.The true structure and workings of the human body are, we casually assume, everywhere the same, a universal reality. But then we look into the past, and our sense of reality wavers: accounts of the body in diverse medical traditions often seem to describe mutually alien, almost unrelated worlds.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meditates on the contrasts between the human body described in classical Greek medicine and the body as envisaged by physicians in ancient China. It asks how this most basic of human realities came to be conceived by two sophisticated civilizations in radically diverging ways. And it seeks answers in fresh and unexpected topic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tactile knowle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ys of seeing and ways of liste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bloodletting.

本书是一部经典的科学史著作。作者I.伯纳德·科恩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该书从地球运动这一假设所引起的物理学问题出发，讲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在创立新物理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做出的贡献，从一个侧面讨论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
科恩从力学、天文学等几个主要方面勾画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到近代物理学的转变，在同类著作中纲目最为清楚。张卜天的译文可靠、流畅。强力推荐。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物理学的诞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主题和主线。哈佛科学史家科恩以其洗炼的笔触、严谨的逻辑和细致的历史分析，对这一主题和主线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勾画。
——吴国盛，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论述满铁和伪满洲国主要科研机构的大致历史脉络，它们在战后被接收情况和文献的调拨，以及战后相关文献的出版等。它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论述这部分历史的著作，基本上查明了这些日伪科研机构在战前的沿革情况和主要的科研活动内容，新中国一些科研机构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形成和收藏的文献在战后的流向等。作为基础性的史料调查工作，它为进一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方面的指南。

静生生物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我国重要的生物学研究机构，由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纪念范静生先生而设立，属民间性质。《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以大量的档案史料为据，忠实地记述了该所自1928年创办至1950年终结的20余年的历史，以及由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与中央工业试验所合办的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等机构的始末，从中可悉中国近现代第一批科学家任鸿隽、秉志、胡先?等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宏愿，不畏艰苦、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书中还讲述了许多学科建制、人才成长、尊师重道的具体史实，诚可谓民国科学史中的一部信史。

这是一部科学思想史著作，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生动扼要地再现了美国20世纪创世论与进化论激烈之争的经过，乃至一些关键性案件，如“斯科普斯案”、“麦克里恩案”的细节；这又是一部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其特点是透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各种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于科学的不同理解，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意义。不管读者是否同意本书的论点，相信都能受益匪浅。
本书从分析美国新教徒的科学观与19世纪美国知识界对进化论的反应入手，首先探讨了美国创世论运动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其结论是，美国的反进化论运动不只是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表现，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愚昧无知者的反科学运动，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不同的科学观念或科学划界标准在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直接碰撞。

《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是一部优秀的科学哲学导论著作，内容均衡而翔实，语言简洁而清晰。它为科学哲学的不同观点提供了历史阐述，特别是围绕“如何正确评价科学”这一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对不同历史时期、派别的重要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点给出精当的陈述和分析。此新版结合科学哲学的当代进展，包含了关于理论评价、实验活动、科学实在论争论以及生物学哲学的新近工作。

如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哈斯金斯所说，“中世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和落后，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中国对西方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一直很薄弱，对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更是基本处于空白。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西方中世纪物理学史的专著。它基于原始文献和此前科学史家的研究成就，以问题为线索，以语境主义的眼光，比较完整而系统地讨论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的运动学成果及其背景，填补了国内空白。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classics of all time, this 1556 work on mining was the first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and the methods of modern science. 289 authentic Renaissance woodcuts. Translated by Herbert Hoover. Reprint of English (1912) edition.

食物空前丰富的工业社会，反而成了引发疾病的导火索。当人们真正了解了王立铭所著的《吃货的生物学修养》一书中讲述的这段历史和历史背后的故事，也一定可以从中获得科学方面的收获。本书是以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重大发现为脉络，展示了这个领域的科学探索和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如减肥药、他汀、胰岛素等药物的前世今生。作者以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把常人陌生的科学史娓娓道出，引人入胜，同时，对于公众了解与能量代谢有关的疾病也很有帮助。

《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是乔治·萨顿的《科学史》的第2卷，也是萨顿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这卷著作的主题是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萨顿把他讨论的范围限定为，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那一年，终于罗马帝国建立的当年，大致相当于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萨顿进一步把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篇专门讨论这个时期的第一部分，亦即亚历山大的复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作者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介绍了亚历山大复兴的历史背景，希腊文化从希腊本土向希腊以外的转移，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机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创建，以及围绕这个博物管所展开的各项学术活动；探讨了数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物理学、工程技术、解剖学、医学、哲学、宗教、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以及艺术在公元前3世纪的进展。第二篇讨论了所谓的希腊文化的式微和衰退，亦即基督纪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介绍了多个科学中心的出现，罗马的崛起，以及最终，罗马成为了引领科学文化潮流的中心；探讨了前一篇所论及的诸学科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传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本书是萨顿科学史经典著作之一：这些文章虽然写作年代相去颇远但有共同的精神和意向一以贯之主题包括知识的统一，科学的国际性，艺术家、宗教家、科学家的亲近关系，艺术史、宗教史、科学史是如何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所在，等等：这些文章主题开阔方法多样能够使初学者甚至外行生动感受到科学史的各种形式以及我们可望从科学史获得哪些益处。

《不可思议的科技史》带领我们回顾科技发展的三段传奇时代，以更加贴近历史的生动体验，感受那时人们探索与发现、磨难与反思。通过回顾150、100、50年前《科学美国人》记录的400余个精彩瞬间，见证历史上的一个个经典科学瞬间是如何超越时代的界限，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汇集近百幅珍贵历史照片，收录二十余位诺贝尔得主文章。科技发展的三段传奇时代，四百余个精彩瞬间，勾勒一幅壮阔的科技发展画卷。还原科学本初，点亮创新灵感，见证科学影响力。
《不可思议的科技史》带领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三个传奇时代，开启一段有趣的探寻之旅。通过节选50、100、150年前《科学美国人》的珍贵文章，见证那时人们的智慧与灵感。第一部分、步入工业时代（150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之际，新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层出不穷，技术的进 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化的画卷已经展开。第二部分、科技腾飞的年代（100年前）：第二次科技革命即将完成，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方式的电气化促成了一大批重要发明的出现，自然科学发生了突破性进展，一扇新时代的大门正在等待着人们开启。第三部分、影响空前的科技推动力（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科学开始了飞速发展，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都有一系列重大发现，人们被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本书是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性质的著作。面对科学的叙事与理解的二难问题，本书的新意在于采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穿插进行的方式，清晰地解读了欧洲近代科学革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一直到牛顿科学体系建立的思想进程，论证了科学革命其实是自然哲学的转变：第一篇破除了科学史对于“事实”的误解；第二篇论述了亚里士多德与哥白尼之争在于自然哲学的根本不同；第三篇批判了科学方法之谜；第四篇详细解读了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在维护哥白尼学说中的不同路径；第五篇对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进行了合理重建；第六篇分析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第七篇表达了作者试图整合内史论和外史论的新探索。

造纸术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在推动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潘吉星研究员一直坚持在纸史领域耕耘，特别偏重对纸史中技术和应用部分的研究，解决造纸技术起源及其发展问题，探讨各种纸原料、制造技术、在社会上用途的推广和印刷中应用等，并对纸的西传及其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本书中，作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将文献考证、考古发掘、古代实物标本的分析化验、模拟实验、传统技术调查、中外技术比较和技术原理探讨等七个方面结合起来，作交叉的综合研究，同时还结合有关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全书还配以精美图片200多幅，大多是各个时代出土的纸以及印刷品。

《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成书于1982年，是有“二十世纪的达尔文”之称的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的重要著作。进化生物学思想自创立至今已200余年，其间颇受争议。和任何一种科学思想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样，进化生物学同样需要面对厘清她发展的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中与其他学派、思想之间关系的任务，从而梳理出思想发展的脉络，完善理论架构，回应质疑。无疑，恩斯特·迈尔的著作为这一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