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cending ethnic,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boundaries, early empires shap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world history. Yet despite the global prominence of empire, individual cases are often studied in isolation. This series seeks to change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by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nd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prior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up to one-half of the human species was contained within two political systems,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Han empire in eastern Eurasia (centered on the great North China Plain). Both empires were broadly comparable in terms of size and population, and even largely coextensive in chronological terms (221 BCE to 220 CE for the Qin/Han empire, c. 200 BCE to 395 CE for the unified Roman empire).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resolu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creation are not very different. In the East,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created a shared cultural framework for the Warring States, with the gradual consolidation of numerous small polities into a handful of large kingdoms which were finally united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of Qin. In the Mediterranean, we can observe comparabl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gradual expansion of a unifying civilization, Greek in this case, followed by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handful of major warring states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in the east, Rome-Italy, Syracuse and Carthage in the west), and likewise eventual unification by the westernmost marcher state, the Roman-led Italian confederation. Subsequent destabilization occurred again in strikingly similar both empires came to be divided into two halves, one that contained the original core but was more exposed to the main barbarian periphery (the west in the Roman case, the north in China), and a traditionalist half in the east (Rome) and south (China).

These processes of initial convergence and subsequent divergence in Eurasian state formation have never been the object of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volume, which brings together exper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early China, makes a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by presenting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clearly defined aspect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initial developmental convergence. It includ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hat makes the case for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 broad sketch of the character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 during the final millennium of antiquity; and six thematically connected case studies of particularly salient aspects of this process.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厘清、勘正《史记》文本中的文字错讹，辨正由此所涉及的重要史实，对《史记》的阅读和利用，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史记新本校勘》校勘所及，即如上述，关系许多秦汉史实，作者在遍览古籍版本并加以考辨取舍后，对这一时期的地理、政治、天文、历法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反复究诘，极大地推动了《史记》相关问题的解决。

本书汇集了近40年来两广地区(包括越南部分地区)所发现的大量南越国时期的地下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以至民情风俗等方面反映了南越国时期岭南大地的历史全貌

《盐铁论校注(定本)(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人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两汉经学的历术背景》讨论三卷本《京氏易传》之例。今三卷本《京氏易传》的卦序是八官卦，其内容包括二十八宿人卦、月日人卦、五行人卦等，是前汉《易》学史的重要著作。民国徐昂《京氏易传笺》及今人卢央《京房评传》等对《两汉经学的历术背景》有专门讨论，但仍有不少问题尚待修正。如在月日入卦上，《京传》以建候积算为表征。建始之例，据问而成，故《京傅》原文“建起戊寅至癸未”当误，坎卦应“建起癸未至戊子”。徐昂、卢央等皆未指出，甚至依此起例，立论有误。又因《汉书·京房传》所载京房上封事，其说合乎六日七分说，而六日七分的卦序与八官卦序不同，故进而讨论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在历术上，提及六日七分与《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分不同。

《居延汉简研究(上下)》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简帛是研究从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发现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它们和西晋初年从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对于研究我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我国简帛空前惊人大发现的时代。早在世纪之初，以尼雅、楼兰和敦煌等烽燧、古城遗址发现的汉晋简帛为嚆矢，便与殷墟甲骨、敦煌石窟文献、故宫大内档案，被中外学术界誉为研究我国古史新资料的四大发现。

对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过去一直集中于法制史资料的分析，鲜有涉及秦统治下的社会形态的讨论。而本书从“法和习俗”这一社会史研究视角，对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律与《日书》作了全新的解读。全书以统一六国过程中秦国与楚地基层社会的关系为焦点，通过对秦简所见秦国官制和日常社会生活中行神信仰等社会面貌的探讨，勾勒了秦国统治制度从最初受到基层社会习俗严重阻碍到逐步走向一元化的复杂转变过程。这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对推进睡虎地秦简等其他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切入点。

本书是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先生的论文集之一。共收录作者相关论文十七篇。

古代中国，“灾异”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

《汉代考古学概说（汉英对照）》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从两汉都城形制、布局说起，介绍汉代农业、手工业和墓葬制度，图文并茂，重构两千年前汉王朝的生活图景，是研究汉代考古研究的综述性作品。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汉代无疑是最依赖考古研究的一个。汉代厚葬的风俗使考古学家在砖石结构的墓室中发现了大量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汉代遗迹；另一方面，由于汉代年代久远，很多传统文献已残缺不全。因此，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艺术、考古感兴趣的学生都对有关汉代考古研究的著作期待已久。《汉代考古学概说（汉英对照）》正是这样一部让人期待已久的著作。作者娴熟地总结了与汉文明相关的考古资料，将其经过审慎的整合后在书中呈现。

这部经济史资料，是过去若干年长期搜集和逐渐积累而成的。因鉴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编辑这部史料的目的，是为了供研究这一学科的人参考之用。
本书参考的史料，主要采自“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此外，属于该时期的子部各书、别史、杂史、文集，以及后世类书中所收汉人散简遗文等，凡涉及经济者均尽可能收集。

本书是徐中舒先生于1980年应中华书局主编李侃先生之约，由吴天墀先生负责蒐集先生旧文，整理编辑而成。199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收先生论文60篇，基本囊括先生大部分代表作。

丁邦友、魏晓明编*的《秦汉物价史料汇释》全面搜罗了传世文献和迄今为止出土的碑刻、铜器、铅券、简牍等资料中有关秦汉物价的记录，将其汇于一编；同时，汇集了学者们对秦汉物价史料的各种解读和诠释，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学术观点，将其分门别类列于相关史料之后，并尽可能予以比照、甄别。
本书所搜集到的秦汉物价史资料分为奴隶价格、田宅价格、五谷价格、草料价格、器用价格、六畜价格、饮食价格、布帛服装价格、珍宝价格、雇佣价格、爵位价格、《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物价、类别不明者价格等13大类170余小类，总计罗列了200余种商品( 或产品)的物价史料。

《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远承江侠庵《先秦经籍考》（1929年版），共收扶桑经学名文十七篇。其中既有扶桑耆旧之作，亦有70后中国中古经学方家的研究，其视角和方法皆有可借鉴之处。是继《先秦经籍考》之后，日本优秀的“经部”著作再一次系统译介入我国的优秀译著。

《中国移民史(第2卷)(精)》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规律。全书约260万字，共分6卷：第一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界定移民的定义和全书的研究范围，确定中国移民史的分期、移民的类型和特点，阐述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并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大事年表则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第二卷至第六卷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和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均列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地图。各卷的后记对相关的学术史和作者的研究方法作简要的说明。各卷按统一的体例撰写，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移民史(第2卷)(精)》可供历史、人口、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地方史等学科的专业人员，政府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研究生的教材。第一卷可作移民史概论教材和工具书。
本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分别界定《中国移民史(第2卷)(精)》所用移民的定义和涉及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划分中国移民史的阶段，归纳出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从移民对中国历史重大贡献的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这是对移民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可作为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也可作为移民史概论的教材。大事年表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既可查对全书的内容，也可单独用作工具书。

历史地理学是学者治经读史的基础，因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之变迁。地理既明，然后才能对古史古事了然于胸。 诚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说：“读史而不谙舆地犹瞽之无相也。”（《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期间地理变迁巨大。其中本书所及的周秦汉唐时期历史地理之变迁尤为纷繁复杂。其原因主要有：（一）彼时文献罕及或佚失，造成某些历史问题分歧无定说。如据目前所知，周人的起源问题、秦郡的建置问题都存在歧义；（二）战争频仍，惟以攻城略地为事，乍得乍失，所属不常，例如战国、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区宇分割最为频繁的时期，有时甚至到了郡县的并析月异而岁不同的程度；（三）各代建置之沿革不断。例如东汉光武帝省并天下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故往往与西汉同一郡国而疆域大异。以上诸种因素为研究周秦汉唐时期历史地理的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方便学者研究，我们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推出了这套书。本书收入历代有关周秦汉唐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二十种。从内容上，可分为考述经典与纂述方志两大类。其中考述经典类可分为考证（如《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辑佚（如《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补遗（如《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镇图说》、《元和郡县补志》）等；纂述方志类又可分为针对某一具体时代方志变迁总的考述，如《周初地理考》、《晋太康三年地记》、《南汉地理志》等；不以时代为限，专对某地方方志之考述，如《十三州志》、《十六国疆域志》等。从文献所及的时代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时期：先秦时期，共四种、汉及三国，共四种、晋及南北朝，共七种、唐及五代，共五种。本书以所收史料涉及的上述时期为序，厘为六册，同一时期中，又以底本的年代先后排序。为存文献原貌，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

本研究以考古工作所发现的汉代城市遗址为基础，复原汉帝国的城市与城市体系，并对其特点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将着重关注汉帝国的中心区以及南、北边疆地区，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共性特点与区域性特征，不仅可以对其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亦可以为考察早期帝国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体系化与空间属性两项新的研究维度引入对于汉代城市的讨论之中，即从对城市的个案研究转向对城市体系的考察。主要关注问题包括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年代；城市布局结构特点；城市选址模式；城市体系组织模式等方面。而早期帝国如何依靠城市与城市系统施行统治，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颇受关注，但又有待深入讨论的学术问题。我们期望通过发展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充分发掘考古及相关资料所能提供的信息，为深入研究汉帝国的城市与城市体系乃至世界范围内早期帝国城市特点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汇集了池田雄一先生数十年间有关先秦秦汉聚落与地方行政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全书结合传世史料和考古学成果，厘清了新石器时期至汉代处于社会生活末端的聚落面貌，否定了自古以来城郭都市普遍化或曾出现过居民“集住”化之类的观点，指出除了政治性功能高的居住地之外，普通民众的居住环境许多都保持了自然村的形态。在探讨聚落变迁的同时，本书探讨了从殷周至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对居民的掌控及地方行政的发展，从县、乡、里、亭、社、伍等诸多方面细致剖析了秦汉帝国的基层构造，是早期中国基层行政研究的典范之作。